泰国红衫风暴:一场国家发展道路之争[泰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泰语论文 责任编辑:Anchali更新时间:201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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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草根群体的经济改革要求,保守阵营与他信阵营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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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的泰国红衫军”(“反独裁民主联盟”)运动,使得曾经充满微笑的“天使之城’曼谷繁华不再。依然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商贸街区,四处都是暴力冲突与破坏之后的断壁残垣。
  红衫军3月在总理府门前大“泼血”时,其领袖曾放言要“让阿披实踏着民众的鲜血继续总理之路”,没想到一语成谶。从4月到5月,在政府军两次武力驱散红衫军集会的行动中,至少导致85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成为泰国自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惨剧。
  2017年的5月关于泰国之所以格外惨烈,因为它已不止是红衫军与政府、或者他信与阿披实的党派之争,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发展道路之争
  
  被改革遗忘的衰败农村
  
  客观而言,上世纪90年代的泰国民主化进程确实值得称道。特别是1997年宪法的颁布,更被誉为“民主里程碑”。该宪法废除了长期以来的参议员任命制度,改由全部民选产生;引入众议员选举的“政党名单制”,以提高民意对政党纲领的作用力;设立反贪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宪法法院等独立机构,以确保民意的伸张;并首次规定5万选民可联名通过参议院向国会提交议案,以畅通民意的表达。
  可以说,至少从形式上看,泰国已全面完成了西方代议制民主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政治民主的法制建设方面走在了东南亚各国的前列,并成为美国所高调赞赏的“民主样板”。但问题在于,泰国的经济改革,却未能与阔步前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协调一致。
  泰国长期奉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指针。泰国的经济腾飞被誉为“农业现代化模式”,其原始资本积累,主要来自于农产品特别是大米的出口创汇。
  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高速增长期,泰国农村承担了沉重的发展压力和成本――廉价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最终成就了泰国的“第五条小龙”美誉。但是,农村在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却未能分享到应得的红利。
  于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的城乡差距便不断扩大,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与日渐衰败的无望农村,构成了令人忧虑的图景。
  统计表明,90年代末,泰国城市地区的贫困率为7.1%,农村地区为21.9%;其中,曼谷地区的贫困率仅为1.2%,而东北地区则高达30.7%。21世纪初,医院病床的占有率,曼谷是每224人一张,而在北部和东北地区则分别是503人和747人一张;1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和未受过初等教育的比率,曼谷分别是22.5%和19.4%,而在北部地区是5.6%和29.2%,在东北地区则是4.3%和40.7%。
  随着政治权利的增加,占到泰国总人口70%的农村民众,特别是占总人口35%的东北地区民众,关于推动全面经济改革、切实发展农村经济、提高草根群体生活水平的期望,也在不断增加。
  正如托克维尔在略论法国大革命时所感叹的:随着―部分旧制度的消亡,剩下的那部分将令人厌恶百倍。于是,泰国社会的潘多拉魔盒,也就随之被开启。
  
  知足经济vs.他信经济
  
  关于草根群体的经济改革要求,保守阵营与他信阵营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回应。
  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与风险,泰国国内就一直存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之争。其中,保守阵营――主要包括王室-保皇派、军人集团、传统产业集团、曼谷中产阶级、以及地方家族政客集团――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倾向于选择普密蓬国王所倡导的“知足经济”道路。
  简而言之,它包括两方面主张:其一是“自给自足”体系,即在家庭、乡村、地区、国家的各层次构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体系,从而提高对外部风险特别是全球化经济风险的抵御能力;其二是“适度知足”理念,即在满足个人生存需要之后,摒弃对物质消费主义的贪欲,转向佛教的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对此,普密蓬国王曾提出过一项家庭“自给自足”计划:通过对15莱(2.4公顷)土地的多元化耕种,以满足四口或五口之家的日常所需。其中,三成土地开挖池塘,用于养鱼蓄水;三成用于播种水稻;三成种植林木疏果;一成留作宅基地及蓄养禽畜。
  实质上,保守阵营关于草根群体的经济改革要求是持否定意见的。关于草根群体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发展失衡问题,保守阵营采取了“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只给较少部分的政治权利,使之与既有经济权利持平。
  军方在2017年政变后主持起草的《2017年宪法》就是如此:恢复参议员任命制度,规定参议员半数遴选产生,半数民选产生;将“政党名单制”众议员席位从原先的100席降至80席。
  而他信阵营,走的则是另一条“他信经济”道路。
  以巨富他信・西纳瓦为首的新兴产业集团认为,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确保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才是保障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前提条件。
  因此,他们倡导,一方面对外开放,主张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开拓国际市场,避免以往单一依靠欧美市场所产生的波动风险,并促使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竞争力提升;同时对内改革,瓦解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体系,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启动国内的农村大市场。
  他信政府一边通过“三十泰铢治百病”计划、“廉价水电”计划等补贴政策,切实提高草根群体的生活水平,解除其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是通过“百万泰铢乡村信贷”计划、“一村一特产”计划、“资产化资本”计划、“三年缓期还债”计划等财政项目,针对农村投入大规模的生产性资金。
  不难看出,新兴产业集团的道路选择,与草根群体的改革要求,泰语论文,具有利益层面的高度契合性――前者获得市场,后者赢得发展。这就催化了颇具戏剧性的效果――泰国社会金字塔最顶层的新兴富豪,却与最底层的草根平民达成了政治共识,并在众议院选举中,建构了新兴产业集团的“资金”与草根群体的“选票”相结合的政治联盟。
  从此,他信阵营在选举政治方面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优势。2001年,泰爱泰党初次参选就赢得简单多数议席,将他信推上总理宝座。2017年,泰爱泰党横扫3/4议席,使他信成为首位连任的民选总理,并组建了首届一党内阁。2017年,人民力量党赢得近半数议席,将他信代言人沙马扶上总理宝座。
  
  “暴力维权”,是因为失去了民主规则之锁
  
  根据泰国商会的统计,曼谷红衫军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泰铢(约合150亿美元)。特别是在红衫军集会解散后,部分激进成员的肆意纵火和恐怖袭击行为,不仅造成了惨重的直接财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曼谷的旅游形象和投资信誉,从而作用到曼谷乃至泰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但是,如果将红衫风暴的罪责全部归咎于红衫军,却也有失公允。保守阵营同样应为泰国社会所遭遇的暴力与混乱承担责任。
  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之后,泰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对代议制民主的认同。因此,尽管90年代的泰国政坛因各派力量的争权夺利而纷争不断,但却并未作用社会的安定与团结。2017年众议院大选后,他信在一党内阁的支持下,开始在“他信经济”道路上阔步前进,从而引起保守阵营各派力量的强烈不满。但是,由于新兴产业集团与草根群体的政治联盟,使得他信阵营在“选票为王”的民主规则之下拥有绝对优势,因此,2017年初以民主党为首的中小政党的抵制选举行动,未能动摇他信的统治地位。
  于是,军人集团在保守阵营的支持下,时隔15年后再次发动军事政变,凭借武力推翻了他信政府。
  2017年“9・19”政变后,军方废除1997年宪法、解散国会,他信的泰爱泰党也被取缔。在军方主持起草的《2017年宪法》中,明确写入了“知足经济”理念,并将之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法定指针。于是,草根群体在他信的五年执政期间所看到的经济改革前景,就此失去了法理依据和政治动力。
  不过,《2017年宪法》无法否定“选票为王”的民主规则,因此在2017年底,泰语论文题目,草根群体再次通过选票表达了迫切的改革要求――他信的人民力量党赢得大选。2017年,面对他信阵营的政治翻盘和“修宪”改革压力,保守阵营再次选择了超越民主规则的手段。
  2017年11月,黄衫军(人民民主联盟)在保守阵营的支持下,武力攻占总理府,并聚众围困曼谷国际机场,致使数十万旅客滞留。随后,司法部门在保守阵营的压力之下,判决解散人民力量党。至此,革根群体所期盼的经济改革图景再次成为画饼。
  保守阵营的民主党阿披实政府虽然支持农村福利的财政补贴计划,但在农村的市场化与资本化方面,却以农民不宜负债过重为由,明显放缓了改革步伐。
  保守阵营屡屡采取超越民主规则的手段翻盘,使得迫切要求经济改革的草根群体,逐渐丧失了对民主规则公正性的信任与尊重。军方政变后通过立宪自我赦免,黄衫军在暴乱后未受追究,民主党在司法审判中两次全身而退――“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被草根群体视为维权的终南捷径。
  于是,失去了民主规则之锁的潘多拉魔盒,也就在“暴力维权”的诱惑之下被轻易掀开。
  
  动荡远未平息,道路仍然迷茫
  
  现如今,阿披实政府与军方虽已联手控制了曼谷局势,数千红衫军也黯然离开了坚守69天的街垒,背负着伤痛与失望踏上返乡之路,但是,2017年以来的泰国政治动荡却远未平息。
  一方面,泰国依然面临“反他信”阵营与他信阵营的政治对立;另一方面,“反他信”的保守阵营内部,也面临日趋严重的利益冲突。
  代表地方家族-政客集团的中小政党,以及代表曼谷中产阶级的黄衫军,都试图在民主党与他信阵营的冲突中“渔翁得利”。特别是通过改组成立了“新政治党”的黄衫军,更是在红衫军运动中不断造势――不仅要求严惩红衫军及他信的为泰党,而且指责阿披实治国无能,要求其引咎辞职。
  执政的民主党,则在传统产业集团的财力支持之下,试图借“反他信”之势扩大政治版图。
  2017年上半年,阿披实政府曾试图将黄衫军与红衫军一并治罪,从而铲除社会不安定因素,但因各派的反对而无果。下半年,阿披实政府提前撤换了警察总监帕查拉瓦――国防部长巴威上将的同胞兄弟――试图借机安插亲信,但引起军警方面的强烈不满,警察委员会集体否决阿披实的提名,使得新任警察总监至今仍是“代理”。
  军人集团在2017年政变后获益颇丰,不仅免除了他信政府的“军队国有化”威胁,确保了军方的人、财、事权的独立地位,而且得到了军费开支逐年递增的政治承诺。关于军方而言,碎片化的泰国政治版图,将更有利于保持其独立地位和政治收益。
  于是,无论在2017年的黄衫军运动中,还是在今年的红衫军运动中,军方都表现得相当低调,旨在放任政争以消磨各派实力。在此次红衫军运动中,军方的“4・10”驱散行动就表现得相当消极,甚至暗示,可以通过解散民主党的方式化解危机。
  直到5月初,在普密蓬国王登基60周年庆典期间,阿披实与军方领袖相继觐见国王,这才改变了军方“出工不出力”的消极态度。5月14日到19日的驱散行动,军方的攻势导致52人死亡、407人受伤,其中包括被定点狙杀的红衫军强硬派领导人卡迪亚少将,死亡和受伤比率超过1/8,远远高于“4・10”驱散行动时的1/50。
  泰国的政治危机是一场国家发展道路之争,事关各派政治力量的切身利益和发展前途。因此,尽管在泰国独特的佛教政治文化作用之下,有理由期待冲突各方在承认现实、放弃“赢家通吃”目标的基础上达成妥协,从而在保守与改革之间探究折中道路。但是这一过程势必困难重重,甚至还可能将继续无奈地献祭鲜血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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