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中常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些政治家一面竭力扩大国家权力，并不顾邻国及国内的反对声浪作出修宪、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强硬举措，宣称日本也要成为正常国家；但另一面，他们却又都不约而同地强化美日同盟，以致美国稍示“失望”，便已足够让他们紧张不已。这其中的吊诡在于：日本之所以不能算“正常国家”，原因正在于它对美国的深层依附结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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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词汇常带有迷惑人的意味。“同盟”一词便是如此：它乍看似乎意指双方平等结盟，但现实政治中则实为鲜见。在美日联系中，这样的不对等甚至更大，这不仅有当年日本战败的原因，还有种族上的因素。涩泽尚子在《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一书中证明：美国将日本视为未成年人、艺伎的想象中，包含着种族主义的优越感，使两者的联系在起初便建立在不对等的基础之上。
日本对美国的依存，最直接的根源无疑是那次战败。在战败之前，美国乃是日本的敌国，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美英鬼畜”，美国文化对日本人也并无吸引力。据常任侠回忆，在二战前夕，日本的电影院里很少有美国片，“不像中国十之八九是美国片；在日本则欧洲英、法、德的片子也颇多”，那时的日本所醉心的其实是西欧文化，日语论文，尤其是英德。传统上，日本人向来认为美国只是个暴发户式的物质主义国家，在“精神”和“文化”上不足挂齿；直到战后初期，在日本基本没有美国文学的译著，英语只是选修课，美国以及美国文化几乎无人知晓。
因此，对美国人来说，战后日本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如何重塑日本国民对美国的认识，强化交流，以促成其对美国及美国文化的认同感，尤其是对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优越性的认识，没有这种认同，则美国对日本的软实力从何谈起？概言之，美国的使命是驯化日本，使这个“拥有燃烧着特殊能量和野心的少年”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显然，美国的战略极其成功。战后日本实现了民主主义、经济繁荣和抑制军事力发展这三大目标，这三者均有助于美国的战略目标：一个民主、繁荣但没有威胁的小伙伴，将是美国的“资产”而非“负担”。战后在长达近七年的时间里，日本是一个被占领国家，没有国家主权也没有外交联系，实质上是盟军总司令部（GHQ）的殖民地，美国人得以全面推行其战略。
在战后初期，日本国民精神上的真空状态使许多国民感到迷惘，这使日本人毫不抗拒地接受了美国制度。1955年，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三世在访日后曾说：“既不能造成支配他们或者强迫他们的印象，又要让日本国民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答案是现成的：通过文化输出来将日本美国化。这首先需要将美国大量的文化产品翻译给日本人，不如此则无法将美国体系的优越性展现给日本国民。
美国何以能成功？除了美国强大的实力之外，有一点值得指出：美国在推行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日本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心理。占领当局有意不去触动日本原有的社会结构，保留其部分传统遗产，例如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和服从权威的意识，这样，日语毕业论文，诸多美日文化交流举措得以自上而下地顺利推行。它也利用了日本人自认为比亚洲邻国优越的国民心理，尤其是对俄国自近代以来便怀有的恐惧与不信任感，阻止日本人的战争暴行记忆，同时更重要的，是将日本塑造成一种独特文化模式，暗示其根深蒂固的非亚洲性，这样，“一个在心理上疏远亚洲的日本从来没想过要加入亚洲大家庭，而是选择和美国绑在一起”。
（摘自《北京日报》2017.5.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