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因其写实主义的描写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中日战争文学界对其探讨相对较多，同时也有不少争议。笔者在仔细阅读文本和先行探讨的基础上，将焦点集中于日本的“社会派”作家石川达三及其《活着的士兵》上来考察日本的战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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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争文学；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战争文学一般是指以日本近代以来所发动的历次战争为题材、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记述描写的方式所创作的著作。这类著作在体裁上多为报告文学或随笔，日语一般称之为“战记”。日本的“战争文学”整体上具有纪实文学的特性，这是它与一般意义上的、以虚构主义为主的文学著作的重要异同。
石川达三的战争文学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战争给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带来的苦难为题材的著作。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厌战情绪和战时社会的困窘以及国民生活的困难。代表性的著作有《苍氓》、《风中的芦苇》以及《并非无望》等。《苍氓》（1935)，日语论文题目，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措施，描写日本贫苦农民在移居巴西前后所遭受的苦难，获第一届芥川奖。《风中芦苇》（1951)描写一个杂志社的社长对侵略战争持消极抵抗的态度，揭露战争发动者的野蛮行为。《并非无望》（1947）描写战后失业军人矢吹夫妇因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迁，不得不放下架子，经商谋生。小说淋漓尽致地反应了战后的混乱凄凉而又不乏生机的社会现实。发表后深受文坛好评，《并非无望》这一书名，曾一度成为日本的流行语。另一类是实际描写战地的环境、残酷的战争以及战场上人们生活状况的著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武汉作战》、《敌国之妻》、《五个候补将校》以及《活着的士兵》等。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克陷落，12月29日，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并约定为《中央公论》写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说。石川达三从东京出发，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陆，1月8日至15日到达南京。石川达三到达南京的时候，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血迹未干，尸骨未寒。石川达三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但却亲眼看到了大屠杀后的惨状，并且有条件采访那些参加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们。他根据实地观察，写了《活着的士兵》（1938)，描写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屠杀我国人民的暴行，客观上起了揭露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影响，日语毕业论文，遭到日本军部的查禁，被判处徒刑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之后，他在军部的压力下，写了《武汉作战》等，肯定侵略战争。战后他恢复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措施，大多数著作反映战争期间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战后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揭露社会的弊端。
本文将焦点集中于日本的“社会派”作家石川达三及其反响最大的战争小说《活着的士兵》上来考察日本的战争文学。小说在日本国内虽然发表当天就被禁止，石川达三被捕，即历史上所谓“笔祸事件”。但该著作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以致日军的残暴行径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侵华战争中，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形成了一支以笔为枪的特殊部队――“笔部队”。他们有的应征入伍，成为侵华部队的一员；有的作为“从军作家”开往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在其所炮制的侵华文学中，或煽动战争狂热，把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略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写他们如何愚昧野蛮；或歪曲沦陷区的状况，胡说中国老百姓和“皇军”如何“亲善”；或对沦陷区文坛进行干预浸透，对沦陷区民众施行奴化教学和欺骗宣传……整个日本的战争文学都是为侵略战争效力的文学。而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作为一部作用颇大的战争文学著作，它一方面忠实的描写了当时战地实况和日军的侵略暴行，着力表现战场上被宣传媒体所歪曲所掩盖了的真实，是日本战争文学中罕见的具有高度真实性的著作。但是也是一部争议颇多的著作。一部分学者因为《活着的士兵》真实地描写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就把《活着的士兵》看作反战著作。但是更多的的学者尤其是近年来，比如王向远、何建军等学者认为《活着的士兵》表面上看上去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特征。但是这还是改变不了石川达三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看法。他们认为《活着的士兵》的真实与客观是由石川达三推崇自然主义并明显的受到左拉的“环境决定论”的自然主义作用所致的。孙利人在其论文《谈〈活着的士兵〉》里论述到：对待这部著作应做具体略论，对其积极的一面要予以充分肯定，对其消极的一面也要进行认真的批判。他认为这部著作虽然多方面的暴露了日军的暴行，但作者几乎没有进行批判、谴责，有些地方反而为之辩解。笠原砍下中国青年的脑袋，是因为青年“放火”烧了被日军强占的自家的房子；平尾刺死哭泣的姑娘，因为她的哭声“作用士气”；武井刺穿中国伙夫的胸膛，是因为他偷吃了“给部队长官做菜的白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认为《活着的士兵》既不是一部反战的“抵抗派”文学著作，也不是一部歌颂侵略战争的“国策派”文学著作，而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著作。
关于前辈们的观点我不一味地赞同任何一方的观点。对于《活着的士兵》，从内容上看，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反映了战争的真实，在当时为数众多的战争文学著作中，确实是独树一帜。从艺术价值上来说，石川达三受左拉的自然主义思想中的“环境决定论”和“本能论”的作用，对其做了充分而生动的阐释。从历史史料价值上来说，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有力证据。也在客观上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首先石川达三是日本近现代著名的写实主义社会派作家。正如前辈们所言，他由于受日本的忠君爱国，绝对效忠天皇等传统理念、狭隘爱国思想的作用。尽管在《活着的士兵》中进行了客观的真实的描写，但是还是改变不了他为日本侵华战争辩护：战争是国家的事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由国内矛盾转向国际矛盾，从而解决日本国内的经济、人口等问题。他的这一侵华战争观的本质。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活着的士兵》在反战中所起的影响。虽然在当局及宣传媒体的掩盖下使它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我们需要以更客观的态度来看待战争文学这一领域。笔者是在充分肯定《活着的士兵》的历史史料的价值上来略论这一问题的。在读了石川达三的众多战争小说以及社会小说后，个人觉得他这种创作精神和措施是可嘉的。《活着的士兵》是作者作为记者开赴战地，和士兵们交流，听士兵们交谈，根据他耳闻目睹的战地上的真实情绪而写成的。他的许多社会小说也是经过自己的实地调查，根据日本实际发生的事件创作而成的。因此，日本文学界常常说他的文学一度被称为“调查文学”。虽然可能在世界观上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在否定它消极的一面的时候，积极的一面还是不得不肯定的。
【参考文献】
[1]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探讨与批判》[M]，昆仑出版社，2017年.
[2]石川达三著，钟庆安、欧希林译，《活着的士兵》[M]，昆仑出版社，1987年.
[3]孙利人.谈《活着的士兵》，日本探讨，1985年第4期.
[4]何建军.战时没有敲响的警钟――评析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J] .山东外语教育，2017年第6期.
[5]陈传芝.直面杀谬的真相：《活着的士兵》重读[J].世界文学评论， 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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