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日两国社会教学开始萌芽，迥异的教学政策使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近代中日两国社会教学政策的比较，揭示社会教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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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日本的社会教学政策
1．“文明开化”――日本社会教学萌芽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处于幕府统治之下推行“锁国”政策，进入19世纪以来，俄、英、美、法频频“拜访”日本，日本紧锁的国门被打开，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日本在遭受侵略的同时，国内矛盾也日趋激化，面对困境新上台的明治天皇着手改革，于1868年进行维新改制，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日本社会教学开始萌芽。
为了开阔国人眼界，启迪民智，克服封建社会长期积滞的世俗陋习等，政府开始创办博物馆和书籍馆去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教学。这些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设立，为一般国民提供了良好的获取知识的场所。在文明开化的大潮中，随着出版活动和读书活动的兴盛，这些设施成了其活动中心，日语毕业论文，在民众启蒙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一时期所开展的诸多的社会教学活动，许多成了此后日本社会教学领域的源流，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日本社会教学的萌芽时期。
2．推广通俗教学――日本社会教学发展
通过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以及两次战争后的所谓战后经营，日本在进入明治30年代后，资本主义日趋成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战争的胜利，使得国民中间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的空气日浓；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打击以及战后政府所实施的对国民进行掠夺的政策，国民生活日趋贫困，尤其是在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支撑着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农村，农民的贫困更甚，因此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问题表面化。为了能拥有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之基础的“身心健全”的国民――劳动力和兵力，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明治政府采取了新的社会教学政策，推广通俗教学，着手社会教学行政方法。
1921年“社会教学”开始作为正式用语取代“通俗教学”，这是法令上使用“社会教学”一词的开端。继而在1924年12月，正式将以前掌管通俗教学的第四课改称“社会教学课”，掌管图书馆与博物馆、青少年团体与妇女会、成人教学、民众娱乐的改善、通俗图书的认定及其他有关社会教学的事务。中央及地方的社会教学行政管理机构得到了全面的确立。
二、近代中国的社会教学政策
1．由人才教学到面向国民――近代中国社会教学萌芽
从1840年到1860年的20年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面对这种潮流，清政府的反应是缓慢的、迟钝的、被动的。在教学上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的教学发展基本上是在以人才为“当今急务”，把人才培养和选拔看作是“自强之本”，对民众的教学还是以传统的社会教化为主导。
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社会地位的逆转使得中日两国重新审视自身的教学政策，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开始从把人才当作发展教学的“第一急务”，日语论文，转而逐渐认识到国民教学的重要。“国民”教学观的出现，扩大了教学的对象，丰富了教学的内涵，是促使传统教化向近代社会教学转变的重要思想。在这样的社会教学政策的指导下，清政府颁布了有关社会教学的章程，社会教学设施开始出现，近代中国社会教学开始萌芽。
2．以通俗教学为中心发展社会教学
1910年前后中国社会教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12年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学方面的政策和法令，采取了一些方法，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改革，在教学方面开始着手对封建教学的全面改造。社会教学的行政机构在探究中逐渐建立和完善。在社会教学司的组织和推动下，以通俗教学为中心的社会教学事业，在这个时期逐渐发展起来。1915年以后，教学部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通俗教学规程，这些规程的颁布，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教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标志着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的通俗教学运动的开始。
三、近代中日社会教学政策的差异
1．近代中日社会教学政策的共同点
近代中日两国社会教学都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萌芽的，因而两国萌芽期社会教学政策都体现了学习西方文明，开启民智的特点。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明确提出了“文明开化”、“求知于世界”等维新思想和建国方略。中国在外来的不断冲击和朝野有识之士的呼吁下，也从以人才为本，以科举为支柱的学校教学模式向以人才和国民为本的学校和社会教学同时并重的方向转化。
在两国社会教学政策的发展期，中日两国统治者都看到了社会教学的重要影响，中日两国都采取了推广通俗教学的政策，加大了对社会教学的投入，两国的社会教学得到了有组织有计划发展。
2．近代中日社会教学政策的异同
首先，日本社会教学政策制定较早，且贯彻较为彻底。中日两国社会教学皆产生于内外交困，面对面对内忧外患，中国封建统治者未能及时调整教学政策，而是将希望寄托于传统的“祖宗成法”，将人才视为“当今急务”，对民众的教学依然是以传统的社会教化为主导。日本及时调整教学政策，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求知于世界”等维新思想和建国方略。作为明治初期教学思潮主体的启蒙教学思潮特别注重全体国民的普遍平等的教学，把兴办社会教学作为消除愚昧、走向文明的首要任务而提出来。在这种教学政策的指导下，日本风气大开，社会教学得以萌芽。
其次，发展社会教学政策的途径不同。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教学的发展是通过颁布社会教学章程设立社会教学设施来实现的。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在学校系统中，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规定均可在中小学堂附设，这两种学堂均有社会教学的成分。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如展览馆、图书馆、阅报处等社会教学设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社会教学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社会教学团体进行的。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直至明治末年，成立了许多开展教化活动的团体，其中既有像青年会、地区妇女会、系统农会那样的将镇、村的居民组织起来的地区性组织，也有像爱国妇女会、农会那样的全国组织的中央机关。
再次，近代中日两国在不同时期社会教学政策的倾向性不同。由于起步阶段的延误，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教学政策侧重于转变教学观念，社会教学和学校教学系统混在一起，没有掌管社会教学的行政部门。社会教学行政确立后，中国的社会教学政策才开始侧重于通俗教学的推广。日本由于社会教学萌芽较早，因而在甲午战争后就一直侧重于加强社会教学行政的确立，虽然其社会教学行政正式确立时间较晚，但其从事社会教学的行政机构很早就存在。
通过以上对中日两国社会教学政策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日两国社会教学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也留下了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重视社会教学的探讨，发展社会教学的理论也事业，是我们今天必须继承的一项重要工作。
甘少杰、吴景禄：渤海学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