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中日韩英语课程改革动向及成效探讨[日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日语论文 责任编辑:花花老师
更新时间:2017-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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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教学政策会受到他国教学政策和实践的作用，因此国际间的课程比较具有重要价值。中国、日本和韩国几乎同时开始最新一轮英语课程改革，通过比较三国的改革方法和所取成效，发现三国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基本一致，但具体方法异同巨大，效果亦有所不同。在异同略论的基础上，从评价方式等方面对我国的英语课程改革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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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英语课程改革 比较探讨 教学政策 效果
一、英语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
中日韩三国均推行全国性的学院入学统一考试（即高考），其成绩是考生能否获得高等教学机会的唯一指标，因此，高考对基础教学的指挥棒效应十分明显。由于三国升学考试的英语科目均以读写能力的考核为主，导致英语教育多年来一直忽视对听说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学习者的语言应用能力较弱，招致民众的强烈批评[1]。为突破这一困境，中国、日本和韩国均将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作为英语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
作为中国最新一轮英语课程改革的标志，《义务教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要求，学生应通过大量语言实践活动形成综合语言应用能力，为真实语言交际打下基础。修订后的英语课程标准（2017）进一步强调，此次英语课改的重点就是要改变过分重视语法和词汇知识的讲解、忽视学生实际语言应用能力培养的倾向，促进学生综合语言应用能力的发展[2]。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英语课程改革纲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指出，英语课程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英语使用能力，使其达到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的水平[3]。韩国第七次课程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外国语科教育大纲》规定，要培养国民基本地用英语与人交流的能力，并提出基础英语以交际教育法为主、以培养听说能力为中心的教育要求[4]。
二、指导理念与具体方法
1.指导理念
为实现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课程改革目标，中日韩均以交际教育法为指导，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设计。但在交际教育的具体实现方式上，三国有各自不同的选择。中国的英语课程改革强调以任务组织教育，力图让学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通过体验、实践、合作、交流等方式，学习和掌握英语，并做到熟练应用。因此，教师应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设计形式多样的学习任务，努力做到语言教育真实化和语言课堂社会化。韩国的交际法教育则强调“浸入”，通过提供全英文的教育环境，努力使教育过程交际化。韩国政府为此双管齐下，在课内环节，要求中小学英语课堂实现全英文授课；在课外环节，花费巨资建立十几个“英语村”，为学生提供使用英语的真实环境。日本的英语课程改革沿袭了本国英语教学的实用主义传统，着眼于全球化时代日本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需求，特别强调对交流技能的掌握。但与中韩不同，日本文部科学省仅提出一个比较笼统的“语言活动”要求，并将小学阶段的英语课程定位为非正式的语言活动课，至于语言活动如何开展，相关的课改文件并未加以明确[5]。
2.课程体系
在新的课程理念下，中日韩三国从学时、课程形式、课程内容多个方面对英语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首先是提前英语学习年龄，将英语引入小学课程体系。中国从2017年起将英语定为小学阶段的必修课程，以三年级为起点推进英语教育，每周4课时。在上海等较发达地区，英语课程的起点甚至被提前至一年级。韩国的英语课程同样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改革之初每周仅1个课时，2017年修订为2课时。日本步伐较慢，直至2017才强制规定小学必须开设“英语活动”课，教育对象限于五、六年级。其次是在中学阶段设置多种形式的英语课程。韩国在高中二、三年级开设会话、讲读等多元化英语选修课程，日本也在初、高中各阶段增加了口语、口译等实用型课程。我国的中学英语课程设置虽然在形式上没有明显变化，但以新教材为载体对教育内容进行了较大调整，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侧重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
3.评价方式
由于升学考试的导向影响被认为是英语课程注重语法和阅读、忽视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的直接诱因，对评价方式的变革自然成为英语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政策层面看，三国的改革举措均涵盖了课程评价和升学考试两个主要环节。在课程评价环节，三国都力图改变传统的终结性评价方式，逐步确立以形成性评价为核心的教育评价体系，鼓励教师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做出发展性评价，在关注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发展。关于升学考试，中日韩均着力加强对学生交流能力的考查。三国压缩了升学考试英语科目的语法内容，引入听力项目，以强调听说技能的重要性，同时提高阅读和写作试题的实用性，最终实现考核重心向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三国从不同角度对高考英语科目的有效形式进行了探究。中国计划从2017年起在部分省市一年举行两次外语考试，高中生在校阶段最多可参加两次考试，并取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日本的思路是将社会考试引入评价体系，鼓励使用托福等社会英语考试成绩作为学院升学评价成绩，以此淡化英语高考的唯一性地位。韩国则尝试用独立的国家英语能力考试（SEAT）来取代高考英语科目，已于2017年起在首尔部分高中进行了试点。SEAT的运作模式类似托福，一年内举行多次，是基于实用理念的全方位英语技能测试，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按预期在全国推广。
4.师资建设
作为课程改革的操刀手，英语教师的专业素质直接作用到课程改革的成败。随着英语学习年龄的提前、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教育方式的转变，中日韩都出现了英语教师数量不足、教师素质落后于课改要求的问题。对此，三国均从教师来源和教师培训两方面着手加强师资建设，但具体方法迥然不同。中国的教学部门主要通过小学教师转岗（其他科目的教师转教英语）的方式来弥补因学习年龄提前造成的小学英语教师缺口，这更加剧了英语教师队伍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此外，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的巨大异同，教学部门暂未设置基础英语教师的职业入门门槛，对在职教师也未提出统一的职业技能要求。相比之下，日韩主要通过加强对新任教师的聘用工作来解决英语师资的缺口，韩国从2017年到2017年分阶段共招聘本国英语教师2万多名。对新任教师，日韩均设置了比较严格的职业资格标准，日本要求英语教师必须达到实用英语技能鉴定考试（STEP）准一级、托福550分或托业（TOEIC）730分；韩国则提高了英语教师资格认证的考核要求，除笔试外，申请者还须参加英语听力测试和口语论述项目，以证明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为弥补本国教师交际教育能力的不足，三国均聘用了大量英语本族语者从事基础英语教育。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日本推行的“协同教育”模式：政府每年斥资约5亿美元，通过“日本交流教育计划”聘请大量英语本族语者到中小学担任助理语言教师，和班主任协同完成教育任务[6]。与日韩不同，中国对外籍教师的聘用由地方教学部门主导，存在很大的地区异同。 三、改革成效及作用
1.课程负荷
课程负荷是课程目标、学习量和课程资源三个要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它直接作用到学生的学习负荷水平。相关探讨以CEFR能力等级为尺度衡量三国的基础英语课程目标，并以教材总词汇数为学习量指数，以课程标准规定的课时数为课程资源指数，计算单位课时学习量，得数越大表明单位课时内需要学习的内容越多。结果显示，中国和日本的英语课程目标大致对应B1级，属中级要求，韩国略低，为A2级。与此矛盾的是，韩国单位课时学习量在三国中却最高，是日本的两倍[7]。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教学受“生本化”思想作用很大，承认学生在能力、性情、兴趣等方面的异同。高中英语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必修课仅5个学分，要求很低，选修课21个学分，与中国的英语课程目标相当，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英语学习负荷。而韩国政府虽然出于降低学生学业负担的考虑将课程目标设得较低，但一直强调英语的影响，在升学考试中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种高要求与低水平之间的矛盾，导致韩国英语补习班盛行，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参加校外补习，学业不堪重负，招致韩国社会的普遍担忧和激烈批评。在中国，英语学习负荷过重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很多学校实施“阴阳课表”，学生实际课时数远远超过大纲要求。
2.教师认知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具体操作者，教师群体对来自顶层设计的课程理念和课改方法持有怎样的观念，直接决定其贯彻教改方针的行动路径，并最终作用英语课程改革的成效。相关调查发现，中日韩三国的英语教师对本国课改后的课程理念认可度普遍较高，大部分教师持有“交际教育法会更好地促进学习者英语水平的发展”这一信念[5]。因此，英语教师对教育过程相关的课改方法并未提出较多质疑，多数教师愿意在课堂上实践新的课程理念。但大部分教师对自身实现课改要求的能力表示焦虑。中国的英语教师，尤其是转岗教师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大多认为自己难以落实课改提出的教育方式[8]。在日本，英语教师对如何与外籍教师协同教育感到迷茫，并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缺乏自信。韩国由于要求全英文授课，教师更是感觉难以胜任，真正执行者寥寥无几[5]。因此，课程改革对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其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但与此同时，三国都未能提供充分的职前和在职培训机会，为教师适应课改要求给予切实有效的帮助。因此，广大英语教师虽然认同新的课程理念，但却很难改变自己原有的教育观念，课程改革落实到教师行动方面，收效并不显著。
四、异同略论及启示
对中日韩三国的英语课程改革加以比较，日语毕业论文，可以发现，三国虽设定了共同的改革目标，但采用的指导理念不同，导致各国在基本一致的改革框架下，具体方法异同巨大。从课程设置、师资建设、评价体系各方面综合衡量，韩国课程改革力度最大，包括英语村的建设、以国家英语能力考试取代英语高考等诸多方法，都是对原有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的巨大撼动。从整体上说，韩国英语课程改革的成效是最直观的。韩国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是以举国上下对英语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为背景、以学习者高强度的学习负荷为代价的。韩国一直把民众掌握英语作为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前总统李明博上任之初便将提升国民英语水平纳入施政纲领，韩国家庭对英语也高度重视，在英语教学上的投入大约是日本家庭的三倍。日本的英语课程改革收效虽不及韩国，但学习者在学习负荷较低的情况下，英语能力仍有一定提高，也有可供借鉴之处。日本教学承认学生在能力、性情、兴趣等方面的异同，使用社会考试成绩作为升学英语评价成绩以淡化高考的唯一性地位，这些都赋予英语教师更强的职业自主性，使其能够在教育中灵活选择教育内容、教育措施和评价方式，从而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荷。
对照日韩改革经验，结合我国英语课程改革动向，可得出如下启示：首先，加强课程评价方式改革的顶层设计。高考改革酝酿过程中降低英语分值的呼声十分强烈，意在为英语学习减负，但日韩的经验表明，社会的高度重视是国民英语水平发展的必要保证，简单降低高考英语分值的做法必然弱化英语在基础教学中的地位，对提高国民英语水平十分不利。评价方式的改革应跳出降低分数、增加考试次数、变动口语/听力分值等操作层面的思维，从顶层设计着手，对考核的能力分布、能力考核方式以及测试形式等诸多内容加以调整。其次，尊重学生的发展规律。探讨我国中学毕业生应具备的核心英语素养，并根据不同学生毕业后使用和学习英语所需知识与能力的异同，探讨构建适合我国学生使用英语的能力理论模型，据此设计核心大纲与扩展大纲，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不同的通道，通过异同化学习降低课程负荷。
参考文献
[1] 朱适，黄河.日韩英语教学政策的发展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学，2017（4）.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学部.义务教学英语课程标准[S].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2017.
[3] 日本文部科学省.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行动计划[Z].文部科学时报，2017.
[4] 韩国教学部.外国语科教育大纲（I）[S].首尔：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97.
[5] Hu，Guangwei & S.L.McKay.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East Asia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2017（4）.
[6] 骆凤娟.日本小学英语教师教学及其启示[J].教育与管理，2017（11）.
[7] 邹为诚.六国基础教学英语课程比较探讨[J].外语教育与探讨，2017（5）.
[8] 齐聪，俞爱宗，等.批判视域下我国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反思与展望[J].教学探究，2017（7）.
[作者：滕敏（1975-），女，日语毕业论文，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学院外文大学讲师，硕士；李文梅（1967-），女，江苏扬州人，中国矿业学院外文大学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郭振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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