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之相仿。譬如斯坦纳在《通天塔》一书中提出的"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认为"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无论是《圣经》里的‘列维传‘,还是去年出版的畅销书,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读者、演员、编辑都是过去的语言的翻译者。……总之,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这样的观点不仅扩大了、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 再譬如近年来国内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对翻译进行的探讨,也即译介学探讨,虽然它主要不是立足于指导人们的翻译实践(它对文化意象的讨论对文学翻译还是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的),但它通过对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略论,论证了翻译文学不等同于外国文学,英语论文题目,而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的相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英语论文范文,也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家的地位。 我国翻译界在翻译探讨和翻译理论上的第三个认识误区是,在谈到翻译理论或翻译学时,习惯于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从而忽视了理论的共通性。其实,理论,除了与意识形态、国家民族的社会体制有关的以外,通常都有其共通性。自然科学理论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也是如此。否则,如果一种语言就有一种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的话,那么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种语言,是否就会有成百上千种翻译理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由于翻译时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同,因此各国、各民族的翻译必然会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更多地是反映在翻译的实践层面,或者部分地反映在运用性翻译理论上,而不是翻译的纯理论层面。譬如,你可以说,在特定的文艺著作中,把英文中的the Milky Way译成俄文很方便,因为可以照搬,而不会带来任何岐义,但把它译成中文就会使译者陷入两难境地:照搬英文译成"牛奶路"或"仙奶路",会令读者感到困惑费解,而如果译成"银河"或"天河",则又丧失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这里中文和俄文的翻译就显示出了各自的特点,但这仅仅是在实践层面上的一个个案。如果上升到理论层面,那么这些都属于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问题。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