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翻译界在对翻译探讨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三个误区，一是把对"怎么译"的研讨理解为翻译探讨的全部；二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只看到理论的指导影响，却看不到理论的认识影响；三是片面强调翻译理论或翻译探讨的"中国特色"、"自成体系"，忽视了中外翻译理论的共通性。我们应该尽快走出这几个误区，促进翻译探讨的健康发展，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翻译和翻译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翻译理论；翻译探讨；误区 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探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国的翻译探讨中翻译探讨的理论意识已经觉醒，这不仅反映在近年来发表在《中国翻译》和《外国语》等杂志和有关学报上的一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湖北教育出版社近年来接连推出的两套颇具规模的翻译探讨丛书--"中华翻译探讨丛书"和"外国翻译理论探讨丛书"1上。这两套丛书不仅对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的翻译理论进展作了相当详尽的评介，而且还进一步推出了国内学者自身对翻译理论的思考。此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企业、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译学理论着述推出。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译学探讨队伍，译学探讨也已初步形成气候。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上述译学进展在学术界引起学者们的欣喜，但这种进展长期以来还只是局限在一个并不很大的学者圈子内，并没有在我国的翻译界引起较为普遍和热烈的反应。比较多的翻译界人士对近年来我国译学探讨上所取得的进展取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译学探讨，或者说得更具体些，翻译的理论探讨，与他们没有什么联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探讨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并不深入翻译探讨或不懂翻译理论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探讨的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就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风气所及，甚至连一些相当受人尊敬的翻译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着名的翻译家就这样说过："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 之所以造成如此情况，我觉得这与我国翻译界在翻译探讨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三个误区有关。 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探讨误认为是翻译探讨的全部。 应该说，这样的认识误区并不局限于中国翻译界，它在中外翻译界都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回顾中外两千余年的翻译史，我们都一直把围绕着"怎么译"的讨论误认为是翻译探讨、甚至是翻译理论的全部。从西方翻译史上最初的"直译"、"意译"之争，到泰特勒的翻译三准则，到前苏联的丘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关译论；从我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等，到后来的"信达雅"、"神似"、"化境"说，等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但是，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的话，我们当能发现，实际上"怎么译"的问题，对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已经基本解决了，对我们中国而言，至迟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决。因此，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然一味停留在"怎么译"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的翻译探讨恐怕就难以取得大的发展。 但是，指出不要一味停留在"怎么译"问题的讨论上，并不意味着不要或反对探讨"怎么译"的问题。"怎么译"的问题今后仍会继续讨论下去的，只是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问题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翻译家们对翻译技巧的探讨和研讨，这是翻译家们的翻译实践的体会和经验总结，其中有些经验也已经提升到理论层面，有相当的价值，从而构成了翻译探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的内容则是一些已经为人所共知的基本道理，只不过是更换了一些新的实例而已，像这样的内容也许应该放到外语教学的范畴里，去对初译者、对外语学习者谈，更为合适。因为对这些人来说，"怎么译"的问题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仍然是一个新鲜的、有价值的问题。而对翻译界来说，也许从现在起应该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上的探讨，而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探讨翻译，这样会更有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