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描写性探讨
摘要：奈达的译学思想在中国翻译界一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他本人最近宣布“我的观点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奈达学术观点的这一变化无疑会给我们当前译学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本文将着重从翻译理论的影响、翻译标准及语言学与翻译的联系三个角度对奈达翻译思想的转变加以略论；重新阐述理论在译学框架中的地位及影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及翻译理论的意义。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描写性探讨
Abstract: Nida’s ideas on translation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His recent statement－”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will sure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reasons for Nida’s change of views on translation. It will also give a re-evaluation of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ion practice; descriptive study
一、 奈达思想的转变及对我国译界的作用
奈达博士是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他已发表了40多部专着，250余篇论文。自八十年代初奈达的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到现在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中被介绍的最早、最多、作用最大的理论。“他的功绩在于：1、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2、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探讨成果运用到翻译理论中来；3、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准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 尤其是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一举打破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略论翻译标准的局面，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准则，为我们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国内无数翻译理论探讨者与翻译教师对之趋之若鹜，英语毕业论文，中国翻译界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这些现象足以表明奈达在中国译界中的地位。
奈达本人对其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与发展，从描写语言学阶段到交际理论阶段，进而发展到社会符号学阶段。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修改与深入，这是理论探讨的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仔细略论我们即可看出，奈达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在对待翻译学的态度上。1964年奈达在其着作“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了翻译科学的旗号；在1974年，《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认为“翻译远远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术，而且真正理想的翻译说到底是一门艺术”；1991年“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道，英语毕业论文，“我们不应把翻译变成一门科学……大多数成就显着、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很少用得着、或者根本用不着翻译理论……”。在“与奈达的一次翻译笔谈”（见张经浩，《中国翻译》2017年第5期，以下简称《笔谈》中，奈达正式宣布“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My idea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从最初首先提出翻译科学到完全放弃翻译科学，可谓是一个根本上的变化。鉴于奈达在中国译界乃至世界翻译界所拥有的巨大作用力，他的思想转变对译学理论者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对奈达的思想转变作以详细的略论，找出造成奈达本人放弃理论及翻译科学的原因迫在眉睫，否则我们的翻译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工作就等于后院着火，自己乱了阵脚。本来这样一项工作应由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做，不过笔者迫不及待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澄清目前的一些模糊认识，还恳请译界各位前辈批评指正。
二、 奈达思想转变的原因
1. 对翻译理论影响的认识偏差
在《笔谈》中，奈达屡次提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影响，如，“各色各样的语际交流理论很少为大部分优秀的口、笔译专业工作者所使用”、“很难应用一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等。似乎在他看来，翻译理论一提出就应马上可以用于指导实践（还有许多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有脱节现象，进而否定翻译理论的意义）。从一般哲学角度看，理论来源于实践，上述说法没有什么错误。但不要忘记翻译活动本身的特殊性质。我们当前所说的翻译理论（或是纯理论）是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而提炼出来的，主要用来检验翻译著作、检查翻译活动的效果，而并非像奈达认为的那样，直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借助霍姆斯的译学理论来具体略论一下。在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中，翻译学被分为三大分支：描写翻译探讨、翻译理论和运用翻译探讨。他认为，“翻译理论探讨分支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探讨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准则理论及模式”。（张美芳，2017）在他看来，理论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西文翻译理论家图瑞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翻译学术探讨的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改造世界”。这里所说的“改造世界”显然指的是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奈达的“翻译理论无用论”关键在于他并未能真正把翻译理论与指导翻译实践的运用理论分离开来，把翻译理论的影响等同于运用理论的影响。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难道所有的“一般原理”都要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吗？众所周知，当今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数学，但数学中也有理论数学和运用数学之分，其中理论数学是运用数学的基础，但对具体的实践活动就无直接的指导影响，不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它却是数学科学的基础，不可或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杨自俭，2017）的翻译学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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