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翻译界在对翻译探讨和翻译理论的熟悉上存在的第二个误区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影响，以为凡是理论，就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所谓"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否则，就被讥之为"脱离实际"，是无用的"空头理论"。对理论的这种实用主义熟悉，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的各行各业，当然也包括翻译界，都已经被普遍接受，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于是，当我们一谈到理论，人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个理论对我的实践有用吗？在翻译界，人们的反应就是：你搞的翻译理论对提高我的翻译水平有用吗!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熟悉，我国翻译界对译学理论的熟悉也往往强调"来自个人的翻译实践"。在相当多人的潜意识中，总认为只有自身翻译实践过硬的人才有资格谈翻译理论，否则就免开尊口。其实，随着学科的深入发展和分工日益精细，文艺理论家不能兼作诗人、小说家，就象诗人、小说家不能兼作文艺理论家一样（个别人兼于一身的当然也有，但那属特例），是很正常的现象。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原不必苛求。同理，翻译实践水平很高明的翻译家未必能谈出系统的翻译理论来，反之，谈翻译理论头头是道的翻译理论家却未必有很高的翻译实践水平，同样不足为怪。我们有些翻译家，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希望自己既能"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又能"译东西高明"，这当然令人钦佩。以此标准律己，精神可嘉，无可非议，但若以此标准求诸他人，己甚至求诸所有谈论或探讨翻译的人，那就显得有点苛求。我国古代文论家袁枚就说过："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后有所能；世之无所不能者，世之一无所能者也。"?由此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所特长的话，很可能就会在另一方面有所缺失。譬如，有些人抽象思维比较发达，谈起翻译理论来自然就会"头头是道"，而有些人则形象思维比较发达，于是文学翻译水平就比较高。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该相互宽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岐视。这样，我们的翻译事业才会发达。 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是局限了翻译理论的范围，把翻译理论仅仅理解为对"怎么译"的研讨，也即仅仅局限在运用性理论上。 翻译理论、尤其是传统的翻译理论，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一直局限在研讨"怎么译"的问题上，也即所谓的运用性理论上。但是，即使如此，在传统的翻译探讨中也已经有学者注重到了"怎么译"以外的一些问题，如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洪堡对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辩证联系就有过相当精辟的阐述：他一方面指出各种语言在精神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结构上也是独特的，而且这些结构上的非凡性无法抹杀，因而翻译准则上就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任何语言中，甚至不十分为我们所了解的原始民族的语言中，任何东西，包括最高的、最低的、最强的、最弱的东西，都能加以表达。"再如沃尔特·本雅明还在1923年就已经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原作通过翻译已经起了变化"。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既然翻译是自成一体的文学样式，那么译者的工作就应该被看作诗人（实泛指一切文学创作者--引者）工作的一个独立的、不同的部分。"D本雅明的话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并给了文学翻译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位。这些话至今仍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 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理论的功能简单化了，使人们以为似乎理论只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其实，理论，包括我们所说的翻译理论，除了有指导实践的功能以外，它还有帮助我们熟悉实践的功能。辞海中"理论"词条在"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前面还有这么一段话："（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熟悉。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实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这就点出了理论的熟悉功能，即帮助人们理性地熟悉客观事物，包括人们的实践。这就象语言学理论一样，语言学理论的探讨虽然不能直接提高人们的说话和演讲水平，但却能深化人们对语言的熟悉。 这里也许还可举一个译学探讨以外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发挥了巨大影响。但是那篇文章在我国译界的某些人看来，恐怕也难逃"空头理论文章"的"恶谥"，因为那篇文章的作者既没有治理过一个公司、乡镇、城市，也没有治理过国家的经历，更遑论有何"业绩"。套用到翻译界来的话，也即此人既没有翻译的实践，翻译水平也乏善可陈。但众所周知，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具体阐述如何治理厂矿公司，如何治理城市国家，但正是这篇文章改变了我们对向来深信不疑的"两个凡是"的盲从，从而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理论的熟悉影响及其巨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