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之相仿。譬如斯坦纳在《通天塔》一书中提出的"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认为"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无论是《圣经》里的‘列维传‘，还是去年出版的畅销书，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读者、演员、编辑都是过去的语言的翻译者。……总之，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这样的观点不仅扩大了、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翻译的熟悉。 再譬如近年来国内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对翻译进行的探讨，也即译介学探讨，虽然它主要不是立足于指导人们的翻译实践（它对文化意象的讨论对文学翻译还是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的），但它通过对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略论，论证了翻译文学不等同于外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的相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也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家的地位。 我国翻译界在翻译探讨和翻译理论上的第三个熟悉误区是，在谈到翻译理论或翻译学时，习惯于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从而忽视了理论的共通性。其实，理论，除了与意识形态、国家民族的社会体制有关的以外，通常都有其共通性。自然科学理论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也是如此。否则，假如一种语言就有一种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的话，那么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种语言，是否就会有成百上千种翻译理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