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似乎对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和做出的重大贡献视而不见，译者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简单回顾一下译者的生存状态，我们不难发现，边缘化地位(marginal status)是对译者地位的最佳描述。 译者低下的经济地位。在人们的印象中靠写作为生的人（畅销书作家除外）常常贫困潦倒，入不敷出，而靠翻译为生的人境况更是凄惨。韦努帝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举出了美国翻译家布莱克本的例子来说明译者与原作者相比，收入差距之大令人惊叹。由于入不敷出的窘迫，许多译者不得不在翻译之余寻找兼职以便养家糊口。出版商往往一次性支付给译者一定数额的稿酬，不管这著作后期赢利多少，译者从此在经济上便与他所翻译的著作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对译作版权的要求。微薄的经济收入迫使一些译者为了多挣些稿费，不得不同时接受多个不同的翻译任务，尽快拿出译文（有时是受出版商给出的时间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很难保证译文的质量。出版商为了尽快见到经济效益，迫使译者对原着做大量的编译、节译，很少做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理论的探讨和翻译实践就脱节开来。 译者边缘化的社会和文化地位。法国翻译家贝尔曼指出，翻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遭抵制、被奴役的状态”。道格拉斯鲁宾逊在《译者登场》中也指出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地位低下。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对译者和译作也持相同论调。译者不如原作者，与原作者相比，译者不过是“舌人”、“媒婆”、“仆人”、“搬运工”、“摆渡者”、“叛逆者”、“戴着镣铐的舞者”、“翻译机器”、“不忠的美人”、“毯子的另一面”等等。这些比喻显而易见是对译者价值的否定和贬低。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标准的拟定和对标准的遵守。因此传统翻译探讨的重点多放在对原作和译作文本的对比上。传统翻译观的核心就是认为翻译只是语际之间的转换，翻译探讨就是研讨怎样译、怎样译得好（谢天振，2017）。将翻译只是看成语言层面的转换，译者就成了语言转换的“技术工人”、“译匠”，是“翻译机器”和“文化工具”（查明建，田雨，2017），而译者的文化和文学贡献被忽略，译者顺理成章地被贬到了社会和文化的边缘。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