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最能体现语言的精华。20世纪初我国翻译文学著作的高潮迭起，一个原因是得益于梁启超的舆论宣传和林纤的文学翻译实践，二个更直接、更本质的原因是“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启蒙运动和一场新文化运动。而为了启蒙新思想、新文化，就迫切需要引入大量的外来思想、外来文化、外来文学形式以及外来语言，而文学翻译在其中正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论述了佛经的翻译，一扫两晋南北朝时期虚浮娇柔的文风，“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不到40年间正式出版的翻译文学著作就多达4千余种，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摧残的译者渴望重新投入翻译事业，以探索1950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禁区的西方现代派的真实面貌。一时间，10多本专门的翻译文学杂志相继创刊，一批丛书和文集雨后春笋般的问世，其中包括11卷的《莎士比亚全集》，28卷的《狄更斯全集》，4卷8册的《外国现代派著作全集》等等。正如美国着名诗人庞德曾说的:“文学从翻译获得自己的生命力。·····一切新的强劲、一切复兴都从翻译开始;……人们所谓的诗歌的伟大时代，首先是翻译的伟大时代”。 1.翻译推出了新的文学题材 外国文学著作的译介对中国的一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较大作用，拓展了文学题材，如当时许多作家受译介著作的作用，模仿外国文学中爱情故事、侦探推理、妇女解放等内容，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创作出与译作有某些相似的著作，就像《水浒》《红楼梦》的结体运笔受到《华严》的作用一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受果戈里同名小说的作用;《玩偶之家》被译介到我国后，胡适先生摩仿写出了爱情小说《终身大事》，塑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娜拉。”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