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语言理论在西方国家有了新的发展，大量跨学科的学术探讨者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而此时语言理论的探讨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外语探讨核心期刊如《外国语》，致力于引进语言理论方面的探讨及探讨措施论，由此开启了中国的跨学科翻译之门。在经历了探究和推行时期后，中国还经历了由引进理论过渡到吸收理论进而创造理论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借鉴、探索运用翻译是十分必要的。
在2017年，一次由权威杂志《中国翻译》和蒙特利国际学院联合承办的全国口译及翻译研究会在美国举办。在研究会中专家们讨论了中国在翻译教学方面的近况，人们普遍的观点是，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的经验教学阶段。跨文化翻译的实质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文本中的语言，它是交流的目标和其产生作用的工具与载体；其二是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它注重对语言接受者的作用。哈贝马斯在《交流与社会进化》一书中指出，语内表现行为包含逻辑性语句和行为类短语两个方面。当我们进行跨文化翻译的时候，不应只注重逻辑性语句的翻译，还应通过把握像功能、象征性这类因素，从而真正实现翻译的目的。
“运用翻译，与着重传达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相比，更倾向于以传递信息为根本目的，应用语言学的准则来翻译实用性文本。”通过法国翻译理论家简﹒德莱尔的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运用翻译的最大特点是其实用性强，运用领域广。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运用翻译的范围几乎涵盖了当今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英国的翻译理论学家纽马克将语言的功能与运用翻译相结合并根据不同的运用翻译文本的不同语言功能对它们进行了新的分类，即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和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三类文本都有其代表性的类型，在这里，我以“表达型”功能文本中的官方文告、以“信息型”功能文本中的经贸公文和以“呼唤型”功能文本中的广告翻译为例进行浅析。
一、“表达型”功能文本中的官方文告
“典型的官方文告包括由部长或党派领导人，学生发表的政治演讲、公文，法学公文和由公认权威执笔的科学、哲学及学术着作”。“表达型”功能文本的核心是“说话人的思想”，是“作者”，是“话语的发送者”。
关于官方文告，译者需熟悉政策，对涉及到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好分寸。不仅要译出词的表面意思，而且要表达出词的深刻内涵，因为这些带有标志性特征的词正是区分官方公文翻译与其他类型翻译的关键。
首先，涉及政治内容的英语文章喜用无生命力的比喻，像“play into the hands of sb.”（干对某人有利的事）“swan song”（西方古代传说中的天鹅临死时发出的美妙歌声，喻指最后的言行）“Achilles’ heel”（某人的弱点）等。其次，政治英语常用一些大词，以表示庄重与公允，如glEichschaltung （强迫一致的高压政策）weltanschauung（人生观）ameliorate(改善),deracinate和“paper tiger”（毛泽东提出的“纸老虎”）。
然而，在跨文化翻译中，直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既表达文本的表面意义又诠释其深层含义。因此，只有译者把握住文告的本质并领会发言人的精神，翻译过程中的误解才能够相对地避免。
二、“信息型”功能文本中的经贸公文
公文文体指政府或机构发布的各种公告、宣言、规章、通告、启示、指令及各类法学文书。它们带有典型的“官样文章”和“安民告示”的色彩，英语论文，具有法学约束力并且有其规定的使用场合、文本形式和交际方式。在经贸领域，其特点表现地尤为明显。例如，在以下的合同中：
本合同签署之日起六个月之后生效，并且双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In case the contract cannot come into force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signing the contract, the contract shall be binding nEIther to Party A, nor to Party B.）译者很有可能将“双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译成“both partie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contract”,但却不合事理逻辑。合同一经签署，英语毕业论文，即对双方实行法学约束，不是哪一方能自行取消的问题。因此，这里的“解除”实指“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学约束力”，不可望文生义。由此可见，译者必须具备充足的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并了解行业规范，更重要的是做到措辞准确严谨，指令明确，义务、权限清楚，还要利于读者理解和领会。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