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 150 年前，在中国国难当头、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清政府建立了第一所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英语教育的发源地，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启动了探究中国近代教育和外语教育的前进步伐，是中国教育史和英语教育史上一件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事件。
由于 《天津条约》规定将英文作为中英交涉的官方语言，作为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性质的机构，京师同文馆自成立之初起，一直将英语教育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不断规范、内容不断丰富，在师资状况、课程设置、教学措施上经历了一个由起步到发展再到基本成熟完善的过程。1.京师同文馆英语教育的师资状况。咸丰皇帝御准建立京师同文馆后，主抓此事的奕 原本想只聘请中国人担任英语教习。在呈交朝廷的汇报奏折中，奕 谈到：请上海、广东等督抚派遣当地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各国书籍进京。但事与愿违，广东对此的回复是无人可派；上海的回复是，虽有其人，但技艺不精，不适委派。奕 因而不得不将眼观转向外国人身上。1862 年，英国驻华使官托马斯·韦德（Thomas Wade）向奕 极力推荐兼通英汉双语的英国人约翰·博尔顿（John Burdon）担任京师同文馆英语教员。奕 接纳了韦德的建议，博尔顿顺利出任了京师同文馆第一位外籍英语教习。1863 年，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接替回国处理家事的博尔顿教授英文。1865 年，洋务派大臣李鸿章极力邀请傅兰雅赴上海帮其推动洋务实业，担任上海英华学堂的校长并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任翻译官。傅兰雅远走上海之后，京师同文馆请美国人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出任英语教习。马丁自上任后，一直在京师同文馆从事英语教学工作长达 25 年，为京师同文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作出了一定贡献。据统计，自 1862 年至 1902 年，40 年间，京师同文馆一共聘请过 54 名外籍教习，负责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德文、医学、天文、化学等教学工作，另外还有 32 名中国教习，负责教授算学、中文等课程。在54 名外籍教习中，英文馆的教习人数为 15名，是所有学馆中外籍教习人数最多的，他们还配有 9 名归国华人副教习。加上其他学馆中用英文教学的总共 6 名教习，京师同文馆总共聘请过 31 名英文教习和副教习[2]10。他们通过英语语言教学以及天文、医学、化学等课程的英语教学培养了大量当时国家急需的英语翻译人才和可灵活使用英语的其他领域专门人才，英语论文范文，如杨枢、汪凤藻、张德彝、陆征祥等等。在教育资金方面，京师同文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户部拨付的专款支持，因为清政府为了全力对付太平天国，很难再从空虚的国库中拿出银两来支持办学。经过奕 等人的协调，京师同文馆的教育办学经费主要由海关负责支出，这就造成京师同文馆从教师选聘到设备维护等众多事宜均由海关总税务司管理操纵的怪象。当时的中国海关并非清政府管辖下的衙门，而是完全由英法等西方列强掌控。由他们选派而来的英文教习，除了马丁、林乐知等少数人受过高等教育、愿意献身中国教育事业之外，很多教习的教学水平并不算高超，其中甚至有一部分人来同文馆接触和学习过一段中文之后即被派往各地海关履职。这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了师资力量的稳定，也对英语教育有一定负面作用。2.京师同文馆英语教育的课程设置。京师同文馆课程设置经历了一个不断规范和不断丰富的过程。早期的主要课程为英语和汉语，学习年限为 3 年。后来随着师资力量壮大，课程设置也一步步扩充。至 1876 年，作为总教习的马丁将学习年限延长至五年和八年。其中八年学制属于常规安排，适用于那些想学有所成的资质聪颖者，而五年学制适用于那些年龄稍大、学习外文精力不济、只能靠译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人。以八年学制为例，前三年以英语学习为主，后五年着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在教学的难度上，前五年相当于中学教育水平，后三年相当于大学程度。整个八年的课程设置都体现出了以英语贯穿始终、以翻译为核心的教学特点，具体的课程设置为：第一年学习英语单词，讲解辞句浅书；第二年学习句法，翻译简单句子；第三年学习外国史略、地理，选编相关文章进行翻译；第四年学习代数、数理，翻译公文；第五年学习格致，翻译书籍；第六年学习机械、航海，翻译书籍；第七年学习外国法学、化学、天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探源□ 魏兴才京师同文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