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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探讨趋势,即人们对区域语言探讨的比重越来越大。语言的接触、介入、融合等等都是普及和强化、巩固某一语言的重要因素,有什么样的语言融合形式,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共用区。这里我们确定一下贝加尔湖地区底层语言相互作用的情况、过渡语言区的语言特点、双语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及语言结合的特点。 关键词：区域语言 语言特点 双语现象 1986年,В.М.纳杰利亚耶夫(В.М.Наделяев)撰文《环贝加尔地区的语言结合现象》,[4]作者开始注意“通用语言学”的问题,并用此措施解释了阿尔泰语中存在的一些语言现象,他认为,“从语音、构词和词汇学中留下的遗迹足以证明,从贝加尔到叶尼塞河中游(包括贝加尔湖中心区)的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语在历史上曾有过很长时间的语言接触、融合过程”,并将这种类型的语言通用区称作“沿贝加尔语言结合区”。 遗憾的是阿尔泰语言学家并未采纳В.М.纳杰利亚耶夫的思想,将这一探讨措施继续下去。作者在文中写道:“这一结合区的部分语言的语音发生了变化,即单音节词中宽元音的唇化现象分列为两种形式:1.所有单词中宽元音全部圆唇化。例如,雅库特语、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布里亚特语、喀尔喀-蒙古语和部分鄂温克语,比较雅库特语оонньооботохтор‘他们在玩’;2.只在第一音节的宽元音圆唇化,象图瓦语、中亚突厥语及维吾尔-奥古斯的古突厥语,比较图瓦语ойнавааннар‘他们在玩’。根据元音唇化出现的先后顺序,可以证明这些语言是历史性地融合到环贝加尔地区的。词根构成与中亚其他语言完全不同的吉尔吉斯语也属于这一通用语言带中的一员。”[4,第3页] В.М.纳杰利亚耶夫对Е.Н.乌布梁托娃(Е.Н.Убрятова)的探讨作了摘要和说明,他认为吉尔吉斯语更接近南部西伯利亚语(从人种学上看吉尔吉斯人是属于靠近西伯利亚的中亚人种),这就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吉尔吉斯人是从环贝加尔区(米努斯盆地到叶尼塞河)走出的,尽管后来定居在天山山脉,但在语言中仍保留了词中所有宽元音圆唇化的特点,与贝加尔湖地区的语言特点一致。变化最大的语言是今蒙古国境内的喀尔喀-蒙古语(贝加尔湖附近),宽元音已彻底“О”化。而中世纪的蒙古语有另外一种元音和谐律,即上面提到的第二种类型。布里亚特语也遵循了元音“О”化的规律。[4,第4页] В.М.纳杰利亚耶夫首次在阿尔泰语言学中运用通用语言学的措施解释底层语言中咽化现象,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得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结论。他还认为,现居住在卡姆恰特(Камчат)到雅库特北部地区的埃文人(Эвен)(中国境内称鄂温克人--—译者)的祖先也是居住在贝加尔地区。雅库特南部--—环贝加尔地区的萨彦-贝加尔区的语言中也有元音咽化现象,根据突厥诸语中咽化元音的特点,我们就能够恢复东部语言的古突厥语的辅音体系:强辅音--—弱辅音--—高弱辅音。 在现代咽化元音的语言中也能看到元音构成的原始背景(阿尔泰语)、元音音位变体特点(托弗语“тофскийязык”)、元音的音位特点(图瓦语)。引起埃文语东部方言以及科里亚克语咽化原因之一是9-10世纪埃文人由贝加尔--—叶尼塞地区向东移民过程中满-通古斯语对他们语言的作用。而留在科里亚克民族中的埃文人保留了咽化的语音特点,移民到雅库特东北部的埃文人融在了尤卡吉尔人(юкагир)中,掌握了另一种咽化的发音特点。[4,第4页]显而易见,科学地略论一种语言的语音结构特点,同样能够得出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 根据В.М.纳杰利亚耶夫的推断,环贝加尔语言区里阿尔泰语族语言的确立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1—12世纪),直到10—11世纪这一地区出现了操蒙古语的部落为止。В.М.纳杰利亚耶夫的“环贝加尔语言区”的地域界限非常清晰,包括勒拿河右岸和色楞格河下游的广大地区的语言。布里亚特语就是在安卡拉河和勒拿河上游贝加尔地区,色楞格河下游,包括贝加尔湖中心地区的广大地域上形成的。中世纪蒙古史料证实,首批到达贝加尔湖两岸的蒙古部落有:伊希列斯人(埃希里戈人)、布戈加钦人(布拉加特人)和克罗人(霍林人),①以后又有一些蒙古人融合到他们之中,例如,洪戈托尔人(хонгодор),他们最后定居在今伊尔库茨克州阿拉尔边疆区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的扎卡姆、通金和奥金布里亚特地区。18世纪初,这里又融进了丛郭尔(цонгор)和萨尔杜勒人(сартулы)。这两支人马本身就是蒙古各部族的杂居人种:塔班骨特(табангут)、哈塔金(хатагин)、阿达干(атаган)、科尔沁(хорчин)、乌梁海(улянхай)。[2,第132-134页]由此我们可推论:迫使聚集在荒凉贫瘠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和雅库特人背井离乡的直接原因是蒙古部落的介入,而鄂温克人和通古斯人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们住在山区和原始森林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