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著作的译介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略论》-俄国文学论文免费下载 摘 要:对于《俄国文学著作的译介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略论》的俄国文学论文免费下载：1900年广学会译刊《俄国政俗通考》上的任廷旭翻译的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狗友篇》、《鯸鱼篇》和《孤鼠篇》是最早被译介成汉语的俄国文学著作。在之后的十几年间,又有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十几位俄国作家的百余种著作被译介到中国来。其特点有二:一是由于当时派往俄国留学的人数甚微,因而大部分俄国作家的著作是从日文和俄文转译过来的;二是当时白话文尚未流行,译介的著作多用文言文。 关键词:俄国;文学著作;托尔斯泰;中国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失败以后再次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殖民者在从清政府手中获取了巨大侵华利益后,暂时鸣金收兵,并帮助清政府残酷地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以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于是乎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当权派在给皇帝的奏文里声称:“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埌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心,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1]从此之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公开勾结起来。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以奕訢为首的当权派在“自强”的口号下搞起了“洋务运动”。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一切“洋务”。1862—1864年间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立了同文馆。同文馆先后培养了少许翻译人才,目的是“为外交之助”。然而,由于同文馆闭门造车,完全脱离外国的实际,学生不仅不能掌握国外的真实情况,甚至连口语都说不好。1866年,斌椿带领同文馆毕业生游历了西方各国,走马观花地逛了一圈。先后到了巴黎、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彼得堡、柏林和布鲁塞尔等地。美国学者马士在评论这次出游时说:“这位代表关于在那些国家旅行中的种种不适感到厌恶,他关于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用一个顽固者和一个满人的一切憎恶观点来表示嫌弃,他从一开始便感到苦闷,并且盼能辞去他的任务回到北京去……他的使命必须肯定为一种失败”。[2]尽管马士的评论带有偏见,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次出行的情况。显而易见,同文馆未能开译介外国文学著作之先河。1868年,洋务派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也设立了翻译馆,主要负责与洋人的有关交涉及翻译造船技术方面的资料。据记载,该译馆前后共译图书170多种,均与文学著作无缘。19世纪中叶至中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虽然与列强有了较多的接触,但仍然是十分被动的,且多是政治、军事及经济方面的联系,并未见对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文学著作的译介。 与此同时,在一股强国愿望的支配下,一批有识之士在国内也掀起了翻译外国文学著作的高潮。最早发起此项倡议的当推严复和夏穗卿二人。1897年11月,他们首先在天津《国闻周报》著文指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级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边疆经济与文化扶起孤本之微”。[3]翌年,正当“戊戌变法”之际,梁启超则极力提倡翻译政论小说,以便作为变法的武器。他说:“在昔欧洲各国变法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商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1902年为《新小说》创刊号写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仍极力推崇小说的影响。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