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标记理论视角来看，针对男性的称呼语在语法形式上属于阳性名词，是无标记的; 而针对女性的称呼语在语法形式上属于阴性名词，通常由阳性名词派生而来，是有标记的。较之于有标记成分，无标记成分具有组合形式简单、意义概括程度高、使用频率高、分布广泛等诸多特点，涵盖了有标记成分所要表达的内容，因而处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受性别标记因素的作用，往往是显著占据文化优势的阳性名词居于上位，而处于文化劣势的阴性名词居于下位。这些语用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性别角色的不平等待遇，其中发挥影响的是人们内心深处一种“阳性在先，男性为主”的认知定势。 ( 二) 生产力因素 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俄罗斯男性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优势，因此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和支配权。而女性则需要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抚育后代和处理家务，不得不局限于家庭生活。由于男性较多地从事社会活动，男性的才智和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锻炼，而大部分女性则被“男主外，女主内”“男不入内，女不向外”等思想限定，长期局限于家庭琐事和一些基础的社会服务行业，从而限制了女性的智力发挥。这种既定思维使男性成为社会权力的主宰，而女性逐渐失去掌握权力的能力，只能在社会生活中依附于男性。由于社会的作用，甚至有些女性自己也自暴自弃，以为她们的智力或受教育程度不如男性，该受到如此对待。当这些观念反映在语言当中时，就出现了女性称呼中的附庸色彩等歧视性语言现象。 ( 三) 宗教文化因素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而《圣经》则成为东正教徒的教理经典。在《旧约圣经》中，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后来夏娃因受了魔鬼诱惑致使人类堕落，有了原罪。古希腊罗马神话对俄罗斯民族作用颇深，其中“潘多拉”“美狄亚”等许多女性神话人物都以“祸害”“毒妇”的形象出现。这些文化因素使得“女性是邪恶的”“女性是有罪的”之类观点在教徒心中根深蒂固。对于这一点，在俄语谚语和俄罗斯文学著作中都有体现，如高尔基在他的《童年》中就写道“女人是有罪的，上帝被她欺骗过”。 在传统以及现代俄语文化中，человек( 人) 是和 мужчина( 男人) 联系在一起的，“молодойчеловек”只用作称呼男性，谚语里也说到“Курица не птица，баба не человек”( 母鸡不是鸟，婆娘不是人)。 再如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分手》: “С порога смотрит человек，не узнавая дома． Ее отъезд былкак побег． Везде следы разгрома． ”( 男人从门口望进去，家不再是家。她的离开就像仓皇出逃，四处一片狼藉。) 诗歌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离家出走之后，男主人公的伤感和对爱人的思念，整首诗中的“男人”( мужчина) 都用“人”( человек) 表示。在俄罗斯历史发展长河中，女性一直被看作男人的“私有财产”，被当作实现经济和政治野心的手段。“婚姻是礼品交换中最基本的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在这种关系中，女人只是建立关系的中介，等同于一件物品，而不是伙伴。” 俄罗斯民间媒人这样向女方父母提亲: “您有货，我们有买主。”女方父母如果想要拒绝，就会说: “我们家货不卖。”俄罗斯农民特别喜欢生养男孩，因为只有男性才能分给耕地，并且儿子结婚时还能给家里带回来劳力;女儿正相反，出嫁时还要带走嫁妆。除了宗教和文化上对女性的歧视和贬损，男性还不断在制度上强化自己的地位。1836 年俄国法学条文规定: “妇女必须服从丈夫的权威。在生活中，妻子要关爱、尊重和屈从丈夫。因为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应给予丈夫快乐和关爱。” 上述情况表明，社会制约语言又在语言中得到反映。俄语称呼语中反映出来的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的性别歧视现象，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一种优劣亲疏取向。 五、结束语 称呼语既是语言现象又是文化现象，其中所包含的性别歧视是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意识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语言表征的不断革新，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正逐渐减少。由于认知能力和学术视野所限，我们仅仅略论了俄语代词称呼语、姓名称呼语及职业称呼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疏漏或不妥之处，敬请学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