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俄国农民土地银行的影响[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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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俄国农民土地银行是沙皇政府成立的、专门向农民发放购买土地贷款的国家专业银行。它具有鲜明的等级特性,本质上是维护沙皇专制统治、剥削农民的工具。同时,农民土地银行客观上在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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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俄国;农民土地银行;土地买卖
  中图分类号:F5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10―0062―04
  
  1882年5月18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准《国家农民土地银行章程》,标志着农民土地银行的正式建立。
  农民土地银行是特定历史时期沙皇政府为维持专制统治所采取的经济方法。在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作为政府协调社会关系的经济手段,农民土地银行发挥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土地银行从19世纪80-90年代消极维护保守的封建土地关系逐渐转变为积极参与土地关系的重建过程,对俄国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我们应该认清农民土地银行作为沙皇政府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的本质,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在俄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一定的积极影响,从而客观、辩证、全面地评价农民土地银行的历史影响。
  
  一、农民土地银行的本质
  
  农民土地银行是俄国沙皇政府维持专制统治的经济手段,是沙皇政府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政策工具。
  俄国沙皇及其政府不仅是地主和贵族阶级利益的代表,其本身也是一个拥有自己特殊利益和目的的政治统治集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的统治阶级也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推行一些积极的改良方法,以适应历史发展潮流,保证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农民土地银行是沙皇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产物。沙皇政府建立农民土地银行的初衷是为了缓解国内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平衡贵族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顺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潮流,进而达到继续维系其专制制度的目的。
  农民土地银行活动的全部意义在于将地主所有的土地维持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上,维护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列宁在评价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的农民土地银行时指出:“想象一下吧!一条多么诱人的金灿灿的河流流向那些地主、达官显贵、律师和商人,诚惶诚恐的地主们分享着农民银行带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卢布。……银行本身就像一台大功率的抽水机,最大限度地汲取农村的剩余价值并输送到地主的口袋里去。”农民土地银行的活动有利于贵族和地主。银行收购农民份地的价格同地主土地的价格相比,是非常低廉的。地主土地每公顷的价格为121卢布,农民出售份地的价格只有79卢布,而银行出售这些土地时,每公顷的价格则为140~150卢布。当银行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这些土地时,它又向借款农民索取高额利息。一些脱离村社建立独立田庄的农民,往往无力按期偿还银行的贷款和利息,于是他们的财产被拍卖,而他们本人也就只好到城市里去谋生,多数沦为城市无产者。
  俄国农民土地银行具有鲜明的等级特性。沙皇政府建立农民土地银行是为了保留俄国的等级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银行更加注重维护贵族和地主阶级利益。农民土地银行的贷款利率高于其他土地银行。19世纪末,农民土地银行贷款年利率为7.5%~8%,同时期的其他股份制土地银行贷款利率为5%~6.5%,而贵族土地银行的贷款利率只有4%一5%。农民土地银行的最长贷款偿还期限为55.5年,俄语论文,而贵族土地银行的还款期限却长达66.5年。沙皇政府在对贵族土地银行和农民土地银行发放贷款的用途的监管上厚此薄彼。农民土地银行提供给农民的贷款只能用于购买土地,严禁挪作他用。而根据贵族土地银行章程,建立贵族土地银行是通过以贵族的土地作为抵押物,向其发放贷款,发展领地经济,达到维系世袭贵族土地的目的。但实际上,许多贵族用获得的贷款来维持其奢侈豪华的生活,或者投资于收益率较高的债券和金融市场,而不是用于生产活动,这进一步加剧了俄国农业发展资金的匮乏。
   二、农民土地银行的积极影响
  
  作为国家的经济方法,农民土地银行的建立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客观上对促进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动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加快了土地所有权的流通,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形成
  俄国著名的经济学家B.u.布鲁茨库斯在评价农民土地银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土地所有权转移中的影响时指出:“通过农民土地银行进行的土地流转,并不是使土地从地主手里随意转移到某一个农民手中,而是转移到那些能够充分有效利用土地,对国民经济发展能负起责任的人手里。”
  土地制度的变迁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法学进步的一个标尺。土地成为商品,土地所有权的转移逐渐通过以买卖关系为主的经济手段来进行,贵族不再独占土地,这是俄国社会进步的表现。俄国农民土地银行的建立和借助于该银行抵押贷款所进行的土地买卖、租赁等活动,加快了俄国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使由大地主和封建贵族占主导地位的等级土地所有制向非等级土地所有制转变。农民土地银行在俄国非等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1882年农民的私有土地为1 053万俄亩,而到1915年则达到3 366.38万俄亩,增加了2 313.34万俄亩,其中通过农民土地银行购买土地1 773.71万俄亩,占农民私有土地增加面积的76.7%。
  农民土地银行是促进俄国土地市场形成的因素之一。从1882年农民土地银行成立到1894年,银行共发放贷款7 000万卢布,使拥有943477名男性的293100个个体农户购买土地2047647俄亩。1883―1915年,农民通过农民土地银行购买土地1773.71万俄亩,银行共向农民提供贷款39.8万笔,总金额17.74亿卢布。农民土地银行提供的贷款极大地促进了土地买卖活动,活跃了市场的土地交易。
  农民土地银行是俄国银行间再抵押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重要渠道和工具。通过农民土地银行购买的土地此前大部分都抵押在贵族土地银行、其他股份制土地银行或者私人手中。1906―1915年,农民通过农民土地银行共购买了抵押在贵族土地银行的10 570处地产,其中4 398处地产为全部购买,6 172处地产属于部分购买;购买的土地面积达387.66万俄亩,占同期抵押在贵族土地银行土地面积的41.8%。
  
  (二)推动了农民的迁移
  农民土地银行的贷款业务促使俄国农民从人口稠密的省份,如库尔斯克、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等省,向地广人稀的省份迁移,主要是向南部和东南部地区迁移。移民迁入地区的农民土地银行分行向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了解、收集迁入地的资料,包括土壤特点、地块的分布和收益情况等,并将这些信息报告给银行理事会,然后由银行理事会将这些资料转交农民迁出地的分行。根据农民

土地银行的报告统计,1885―1888年,在银行帮助下,共迁移个体农户15 110个,家庭人口共计46 600人,购买土地面积占通过银行购买土地总面积的22%。
  随着欧俄地区土地紧张状况的加重,农民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向边远地区迁移农民成为统治阶级和农民共同的选择。移民是沙皇政府试图解决俄罗斯中央地区农业人口过剩、土地矛盾尖锐的主要方法之一。为了鼓励农民向西伯利亚、远东、中亚移民,政府在这些地方给移民分配土地,并由农民土地银行向移民提供贷款和补助。1897年,农民土地银行开始发放移民贷款,帮助农民从中部人口集中省份向南部和东部省份迁移。根据迁入地域的不同条件,贷款发放的标准有所异同:取消对前往铁路沿线地区的移民的贷款;对准备迁移到自然条件优越的西伯利亚草原地区和森林草原区的移民提供的贷款额度较低;对迁移到远离西伯利亚大铁路农业种植区和伊尔库茨克省的移民提供的贷款标准较高,每个移民可以得到100―250卢布;迁移到原始林区和其他开发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的移民每人可以得到300卢布的贷款;迁移到远东的阿穆尔省和滨海地区,每户移民贷款的标准为400卢布。移民贷款政策的实施,鼓励了移民活动,促进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移民数量的增加:1885―1905年,移民人数为153.03万,平均每年6.81万;1906年,移民人数为21.67万;1907年,移民总数达57.6万;1906―1909年,向该地区迁移的人口数量达185万。
  农民土地银行直接推动了广大农民向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地区的迁移。根据银行资料统计,1898―1903年,移民购买的土地占全部通过农民土地银行购买土地面积的32.4%,其中农民合作社购买的土地占绝大部分,即占全部移民购买土地的92.9%。1906―1913年,农民的大规模向西伯利亚地区迁移使该地区的农业种植面积显著增加,增幅达80%。1907―1914年,移民占西伯利亚各省人口增长数量的50%。西伯利亚每年向国内和欧洲市场供应5 000万普特的谷物。移民活动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促进和加快了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俄罗斯帝国传统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由于土地辽阔,俄国农业在1 000年间主要是靠粗放经营方式发展的。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农业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农民土地银行作为沙皇政府维护专制政策的经济手段,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影响。农民土地银行通过其经营活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由于土地的买卖、租赁,俄国出现了一大批失去土地的自由职业者,出现了众多的富裕农民和大农场主,农民土地银行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和产生的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农民土地银行的资金收人来源主要有出售银行土地、政府划拨的农民土地“赎金”、贷款利息和其他收入。1883―1905年,农民土地银行的收入为4 751.4万卢布,1906―1915年的收入达2.21亿卢布。1908―1911年,农民土地银行每年的利润都达到100万卢布,1912年利润更多达808万卢布。到1916年1月1日,农民土地银行利润总额为3 253万卢布。农民土地银行通过其经营活动,不仅实现了其作为维护沙皇专制统治经济手段的影响,而且为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资金。
  1861年改革以后的俄国农村,在农奴制残余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农民开始分化是农村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表现。农民分化的过程表现为出现人数众多的贫农阶层和从最富裕的农民中分化出的农民资产阶级。一方面,农业中商品经济的不可阻挡的发展,给农村富农阶层提供了扩大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中贫农阶层的不断扩大,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数量也不断增加。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类,分别占总农户数量的20%、30%和50%,分别占有份地总面积的32%、31%和37%。购买土地的农民中富裕农民占74%,而贫农只占9%㈨。
  农民土地银行的活动,客观上加快了俄国农民的分化过程。和其他贷款机构一样,俄语专业论文,农民土地银行自身的利益要求它严格挑选偿还能力强的借贷人,但是根据银行章程的规定,它又不得拒绝向贫穷的农民提供贷款。这些农民贷款购买的土地的收入经常抵不上还贷支出。农民土地银行的主要借款人――村社和农民合作社成员,大多属于农村生活并不富裕的农民阶层。根据农民土地银行1885―1895年的报告,在银行全部借款人中,靠土地来维持家庭生计的缺少土地的贫农(每个男性人口拥有土地不足6俄亩)占88.6%,中农(每个男性人口拥有土地超过6俄亩)占4.6%,只有7%的借款人属于富裕农民。地主在通过农民土地银行出售土地时,极力维护自己对土地的定价权。根据规定,土地的售价不得高出由自治局和银行共同制定的正常评估价格,但在实际操作中,土地价格完全由卖主决定。银行任何对土地买卖合同的哪怕最细微的修改都会招致地主的坚决反对。
  俄国1864年开始成立县和省两级自治局。自治局是地方管理机关,专门处理和农村居民有关的地方性事务。县、省自治局会议由选举产生的自治局代表组成,县、省自治局选举各自的执行机构――县、省自治局行政处,并由贵族地主代表一人担任主席。自治局代表的选举资格以拥有土地的多少为基础,自治局完全处于大土地所有者的控制之下,代表贵族地主的利益。在出售土地时,自治局完全站在出卖土地的地主和农村富农上层分子一边。通过农民土地银行所购买的土地的价格,高于它的平均市价。这导致农民支付给土地卖主的补交款增加,少地农民所购买到的土地,由于无力偿还银行本息,不得不将所购土地变卖出去,生活更加贫困。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富农手里,而绝大多数贫农阶层生活越来越贫穷,许多农民甚至完全失去土地,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力。
  农民土地银行发放的贷款,不仅用于购买地主的土地,而且用来购买农民的份地。一份地交易同俄国半农奴制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及农民的分化密切相关。农民分化导致了农村土地的重新分配,一部分土地被从村社分离出来,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通过份地交易,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到农村新兴的资产阶级――富农手中;另一方面,许多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由于出卖份地而成为失去土地的城乡雇佣劳动力。1905年,在欧俄50个省份中,每户份地平均为11.2俄亩,而每户出售土地者的平均份地只有3.28俄亩,出售土地的主要是农村的下层,即无产阶级化的农民。
  农民土地银行在解决俄国农民土地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但由于沙皇政府本质上是地主和贵族利益的代表,建立农民土地银行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沙皇专制制度,这些都决定了其政策必然不敢根本触动沙皇专制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俄国深刻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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