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和嬗变,中国中学语文的形成、变化和更迭,与外来文学思潮的作用密不可分,休戚与共。与其他外来文学思潮相比,俄国文学关于中国有着特别意义,对中国的作用深刻而巨大。如日本学者升曙梦所言,中俄之间“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在国家的特征上,在国民性上,在思想的特质上,这两个国家是非常类似的。在这意义上,即是说中国乃是东方的俄国,俄国乃是西方的中国,似乎也绝非过甚之词”。中俄在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形态之间具有天然的相似性,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学观念和文艺思潮、审美标准和审美范式的生成演变等一系列方面,与俄苏文学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和亲近性。中学语文亦不例外。 三.思想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三 较之欧洲各国,俄国文学的繁荣期虽然要晚得多,但其思想性却深刻得多,哲理性也浓厚得多。彼得大帝改革在促进俄国社会进步、追求强国富民和面向世界的同时,也导致了两种作用数百年的后果:俄国斯拉夫民族特色逐渐丧失,民族伦理混乱,社会道德堕落;俄国上下层社会、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之间发生严重分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推进,俄国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转型和思想嫁接等问题上急功近利,判断失误,陷入误区:“不是整体性、均衡化地对精神资源、制度资源、物质资源作出理性的制度安排,而是精神资源弃之不顾、制度资源高度垄断、物质资源权力化配置。”作为俄国文学的创作主体,自普希金以降的作家多成长于社会变革动荡之中,深切感受到现代化和民族化、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等话语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将自己的文化思考和精神忧思付诸文学创作。由此,俄国文学叙述主题本质在于,或者叙述知识分子与俄国普通人之间的精神隔阂,以呈现西式现代化运动与斯拉夫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或者叙述知识分子对东正教信仰的痴迷、疑惑,以呈现现代化语境下对民族精神探析之艰难;或者叙述对神秘主义的留恋和对西方社会的恐惧,以呈现俄国文化中东方性与西方性之间的冲突。 作为一个温和的西欧改革派代表,屠格涅夫通过《罗亭》《父与子》《贵族之家》以及《处女地》等小说,以形象的艺术描写将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争、传统与现代之矛盾、贵族与平民之分歧、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体之隔膜敏锐地呈现出来,以隐蔽的方式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社会思潮之复杂态势予以型塑,使读者能感性体验到俄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和坎坷艰难。与此相对,在《穷人》《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一脉相承的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描写以杰乌什庚为代表的“穷人”的悲惨命运,体现了作家对“小人物”的人道情怀,阐述了对平等、正义、公正、基督救赎的迷恋与神往;经由拉斯科尔尼柯夫的“超人理论”的破产和卡拉马佐夫“偶合家庭”的分崩离析,谴责了追求物质进步和理性主义现代化进程偏离和改变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由此具体阐述了俄国反对西化改革的切实理由。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煌煌巨制中,托尔斯泰着眼于传统精英阶层的历史影响和在当代改革中的命运、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角色转换、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觉醒与传统价值观冲突、如何在改革浪潮中获得救赎等时代问题,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反对任何战争而追求大同和平,反对利己主义而追求集体公正,反对世俗化东正教而追求本体论上帝,反对全盘西化改革而追求纯朴基督教信仰,体现出深刻而博大的哲理深度。这些思想资源也成为苏联主流思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理由。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解读俄国文学时要适当考虑到其思想性维度,在审美略论和感性阅读中予以哲理解读和理性把握。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文学的思想性价值并非如同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启蒙主义思想,具有完全的普世性和超越性,而是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和一定的地域性。易言之,在俄国文学的审美性、史料性和思想性维度背后,有着民族性维度的宰制和操控。这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予以警惕注意,应该有所取舍的。 四.民族性维度:俄国文学的价值之四 自现代文体形成以来,俄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如何建构俄国国族形象和叙述俄罗斯民族性,而俄国文学的成就也正是立足于民族性视阈,透视俄国社会变革问题而不断调整叙事策略,从而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被扩展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学;而对文学的接受则是如何建立科学规范以表达民族性诉求,并使之具有普适性价值。由此,俄国文学之创作和接受成为表达俄罗斯民族性问题的重要途径,成为研讨俄罗斯民族性的重要方式。换言之,俄罗斯民族性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学的言说和接受而得以表达的。19世纪俄国的学科分类尚未明晰化,许多学科杂糅在一起,哲学、社会学和文艺美学亦无严格限定。由此,19世纪俄国文学额外承载着多种社会功能,即通过文学表达一种社会诉求、民族特色或宗教理想。俄国哲学家弗兰克曾言:“最深刻最重要的思想在俄国不是在系统的学术作品中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完全另外的形式――文学著作中表达出来的。”由此,充分考量到俄国文学的民族性特色,不仅可以把握其独有的哲理意蕴,亦能避免将其民族性特质视为普遍性真理。 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翻译的最重要特点,是把俄国文学放在首位,视其为最重要、最正确、最普遍的文学形式。俄国文学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即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救国救民的路径。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现代文学大家都格外推重俄国文学,从中听到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呼号,并把译介俄国文学当作盗天火给人类的神圣事业,却部分忽略了无法扩展的民族性特色。众多俄国名家的现实主义著作被大量�译过来,对中国革命起到不可忽视的指引和启蒙影响,为中学语文中的俄国文学选材提供了可能和基础,但也掩盖了俄国文学独特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给中国的外国文学选文和语文教学带来诸多遗留问题。在浓厚意识形态背景下,俄国文学背后隐藏着别样的学术理念和诠释路径,即借用或移用俄国主流思想重新诠释作家,通过作家探讨印证和扩大主流思想;同时借此提升俄国文学的普遍性意义,隐蔽而严谨地表达着不同于西方的民族性诉求,即俄苏文学有着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主流,体现出普遍性价值与人文主义情怀,带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和现实性价值。20世纪中国文学界所接受的俄国文学,一方面过度扩展了俄国文学文化主流思想的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部分遮蔽了俄国文学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特质,给中国带来难以消除的种种问题。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如何消除解读文学著作的庸俗化措施和固定化模式,则是我们曾经着力反思的,也是必须予以警醒的。 五.结语 总之,俄国文学的审美性、史料性、思想性和民族性四种价值维度彼此交织,相互作用,彼此关联,相互纠缠:恒久的艺术审美价值包孕着一定的认知史料价值,认知史料价值体现着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二者彼此联系,相互勾连,共同构成俄国文学的基本和表层价值维度;二者彼此渗透,共同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启迪价值,而思想启迪价值则一方面经由兼具认知史料和艺术审美价值的文学著作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使艺术审美和认知史料维度具有别样的深度;所有这一切价值维度,则由民族特质价值维度操控和宰制,由此构成了俄国文学的核心和内在价值维度。四种不同的价值维度纠缠不休,共同构成一种具有内在复调性、层递性和多样功用的文学形态,形象反映出俄罗斯独特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精神特质。毋庸置疑,俄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影响,对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正因俄国文学之于中学语文具有如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学语文教学应对俄国文学给予多样解读和多维略论。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对俄国文学的接受与诠释应该充分考虑到俄国文学的多样性特质和复杂性内涵。在客观认知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应该以中国主流思想为中心合法地对认知对象去民族性特色,使之融入到中国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中,从而逐步建构自己的知识图谱和话语体系。由此,我们接受的不应是俄国文学的难以扩展的民族性维度,而应是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的俄国文学特质,扩而展之则是符合现代性价值的俄国意象,并在解读俄国文化中力求去俄国民族性、扩展某些适宜阐释说明当代文学变迁、文化思想走向、知识谱系建构、话语略论阐释的叙述意义。由此可以对俄国文学有多样了解和全面把握,更加理性地欣赏俄国文学,提升文学鉴赏力和文学修养,建构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和比较意识。 王树福,1980年出生,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外国文学探讨》(A&HCI)编辑。主要从事俄罗斯小说、戏剧和中俄文学关系探讨,著有《恒久的光华:19世纪俄国文学》(台湾莎士比亚文化传播有限责任企业2017年11月),并在《读书》《外国文学探讨》《外国文学》《戏剧》《世界文学》《中国俄语教学》《俄罗斯文艺》《中国图书评论》等核心期刊约五十篇论文。本文编校:洪 鸣 ,俄语论文网站,俄语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