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世纪中期，在俄国出现了一个被官方教会认为是“分裂派”的民间宗教派别--旧礼仪派。由于居住地自然环境的限制和政治地位的作用，旧礼仪派不得不转而从事工商业。到19世纪及20世纪初，旧礼仪派的两大派别--教堂派和反教堂派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一些著名的旧礼仪派商人家族甚至还与俄国1917年革命有密切的关系。礼仪派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的主观原因是共同的旧信仰和社团组织，客观原因是历届沙皇政府对旧礼仪派实行的不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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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国经济；旧礼仪派；资本主义经济
中图分类号：K51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7）04-0113-06
在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些显赫的家族：古契科夫家族、特列季亚科夫家族、莫罗佐夫家族、里亚布申斯基家族、科诺瓦诺夫家族等。这些商人家族之所以出名不仅因为他们的经济作用力，还由于他们与1917年俄国革命有密切关系。如古契科夫家族的A.I.古契科夫是俄罗斯帝国晚期的自由派政治家，杜马中十月党的领导人，临时政府的作战部部长；科诺瓦洛夫家族的A.S.科诺瓦洛夫是1917年临时政府的工商业部部长；里亚布申斯基家族的P.P.里亚布申斯基则在俄罗斯帝国末期建立过反政府的政治组织。这些家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旧礼仪派。据统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罗斯的富商及工厂主中，旧礼仪派的比例高达65%，他们控制着整个俄罗斯全部资本的60%。
一、俄国旧礼仪派的形成和发展
旧礼仪派是俄国东正教的一个民间派别，产生于17世纪中期。1652年，尼康继任为俄国东正教会的牧首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和“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夙愿，决定对教会进行改革。改革得到了沙皇阿列克谢的支持，因此得以在全国推行。牧首尼康改革虽然规范了俄国的宗教书籍和礼拜仪式，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教会分裂。尼康改革的反对派认为尼康改革破坏了古罗斯的神圣信仰，他们恪守教会改革前的教规仪式，不承认改革。官方教会称他们为“分裂派”，而他们自称为“旧礼仪派”。旧礼仪派包括神职人员、贵族、哥萨克、城镇工商民和农民等。
旧礼仪派产生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改革斗争，因此遭到了沙皇政府和官方教会的严厉镇压。在教义和镇压的双重作用下，许多旧礼仪派信徒选择了集体自焚。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旧礼仪派开始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他们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教义、生活习俗和禁忌，成为俄国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由于对神甫问题认识的不同，旧礼仪派逐渐分裂为承认神甫的教堂派和不承认神甫的反教堂派两大派别。两大派别又分别分化为许多小派别。各个派别生活在各自的组织--社团中。面对政府和官方教会的镇压，旧礼仪派逃亡到俄国的边远地区，甚至国外。他们所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及其所处的政治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转向经营工商业。靠着共同的旧信仰和强有力的社团组织，旧礼仪派的工商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对俄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作用。
二、旧礼仪派经济发展的表现
（一）教堂派
教堂派的第一个基层组织是由12个商人移民家庭建立的，因此教堂派从一开始就带有商业性质。教会分裂初期，教堂派的国外宗教中心韦特卡①同时也是经济中心，控制着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商业网络。随着俄国旧礼仪派移民的不断增多，韦特卡迅速发展，商业联系开始延伸到卡卢加、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和顿河流域。韦特卡教堂派的商业活动主要依靠斯塔罗杜布的旧礼仪派家庭手工业者。韦特卡的商人向斯塔罗杜布的手工业者提供贷款和原料，手工业者利用这些贷款和原料加工帽子、皮革、手套以及马具等。共同的信仰使韦特卡商人和斯塔罗杜布手工业者之间的合作非常默契。在旧礼仪派的作用下，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1795年，沙皇的军队彻底摧毁了韦特卡。韦特卡商人四处流散，相当一部分逃亡到了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和斯塔罗杜布的森林中。逃亡到克林齐的韦特卡商人开办了制呢手工工场，“其数量在19世纪达到近20个，此外，在同一地区还建立了大约100个不同种类的手工作坊。”教堂派商人发展的另一条路线是从克尔任涅茨河地区沿伏尔加河至乌拉尔。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不适合农业耕作，但却有便利的交通运输通道。逃亡到此的旧礼仪派很快掌握了下诺夫哥罗德和伏尔加河下游的主要商业点。18世纪末，教堂派控制了奥卡河和伏尔加河的码头以及沿河村镇的造船业和商业。
1771年，莫斯科流行鼠疫期间，教堂派在罗戈扎关卡外建立了自己组织--罗戈扎社团。18世纪末，罗戈扎社团还处于莫斯科的郊区。但是到了19世纪初，社团已经拥有了数百万资金，成为整个俄罗斯教堂派的宗教中心和经济中心。罗戈扎社团建有专门的管理中心，包括一个可容纳40个长老的会议厅和社团组织的代理机构、商业办公室、厨房、餐厅、档案馆、地下室和藏有珍贵书籍及原稿的图书馆。社团还修建有养老院、女修道院、孤儿院、学校及精神病院等慈善机构。罗戈扎社团重点经营粮食贸易，主要业务是将图拉、萨拉托夫和沃罗涅日等产粮区的旧礼仪派的粮食收购起来，集中出售。此外，社团还经营顿河、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渔业产品和草原地区的畜牧业产品。罗戈扎的旧礼仪派控制着整个莫斯科的驿站，因此商业信息在教堂派之间的传递非常迅速。19世纪30年代，罗戈扎社团内大约居住着1000多人，聚集在周围地区的旧礼仪派信徒高达68000人。罗戈扎社团的经济活动主要由罗戈扎社团及附近的教堂派商人成立的罗戈扎工商协会来管理。很快，罗戈扎社团出现了俄国第一批大型手工工场。
（二）反教堂派
反教堂的经济活动起源于北方沿海派的维格社团。维格社团位于北方沿海地区的维格河流域，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极端恶劣，旧礼仪派不得不在茂密的森林中开垦荒地以进行农作物耕种，但是“频繁的霜冻毁掉庄稼，所以他们经常严重缺粮，发生饥荒”。为了生存，维格社团的领导人不得不放弃与外界隔离的准则，开始从事多样化的经济活动，除传统农业外，还从事捕鱼业和投机贸易等商业活动。维格社团是一种半修道院半共产主义的组织，由选举出来的长老理事会领导。长老理事会负责监督社团公司，管理财务，控制着社团的宗教和经济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维格社团的长老变成了商人，商人成为长老。维格社团逐渐成为众多商业和农业社团的联邦。彼得一世时期，北方沿海派与国家达成了妥协：维格社团的居民勘探铁矿，向奥罗涅茨的冶金厂提供铁矿石；国家则免除这个地区的双倍人头税。这样一来，维格社团的经营范围就扩展到了钢铁制造业领域。另外，维格社团还掌握了俄罗斯北部大部分的捕鱼业、捕鲸业和商业活动，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不过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征服克里米亚后，俄罗斯谷物贸易的路线从帝国北部转移到了南部。维格社团的经济深受重创，逐渐衰落下去。而莫斯科则因为和伏尔加地区、乌拉尔地区、圣彼得堡和俄国南部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成长为旧礼仪派的新经济中心。 反教堂派的费多谢耶夫派的经济发展情况在旧礼仪派中最为显著。费多谢耶夫派建立于具有自治传统的中世纪城市--诺夫哥罗德。第一个费多谢耶夫社团由商人、手工业者、先前的神职人员及一些贵族家庭组成。因此，费多谢耶夫派从一开始就具有良好的城市和商业基础。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宗教宽容法令颁布后，“大批费多谢耶夫派教徒，主要是商人，迁到了俄国，并在彼得堡、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尔、斯塔罗杜布（兹伦卡）、旧鲁萨、普斯科夫和里加成立了一些社团”。1771年莫斯科爆发鼠疫期间，费多谢耶夫派的商人兼砖厂工厂主伊利亚·科维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变容节关卡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立了变容节社团。18世纪末19世纪初，变容节社团“通过垄断制造业和分发神圣艺术品，比如宗教纹章、圣像、十字架、香、圣油、罕见手稿、经书和蜡烛等获得了巨大的收益”。19世纪40年代，变容节社团成为大型的工商公司，向所有的反教堂派社团提供物资和宗教仪式用品。另外，变容节社团还买卖宗教古董和古董仿制品。不过，最有作用力的是社团经营的纺织公司。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就是在变容节社团的纺织公司中形成的。
三、旧礼仪派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
1812年俄法战争后，旧礼仪派的经济活动开始与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产生关系。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烧毁了莫斯科城内所有的建筑，也包括所有的工商业财富。所有的商人家族遭受重创，莫斯科的工商业陷入瘫痪的境地。这时候一大批农民商人和小商贩来到了莫斯科，他们经营的产品主要是自制的布匹和衣料。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旧礼仪派，他们融入到罗戈扎和变容节社团中，使莫斯科逐渐恢复了商业活力。罗戈扎和变容节社团在18世纪末还是莫斯科的郊区和近郊区，但到19世纪已经发展成为莫斯科的主要工业区。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的旧礼仪派商人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开始在纺织工业中采用蒸汽机，从而打开了俄国工业革命的大门。旧礼仪派的纺织工业主要是棉纺，因为对旧礼仪派来说，“棉花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那是唯一不需要跟国家和政府有太多接触的经济部门：他们的产品不是流向圣彼得堡，而是流向广阔的边远地区的农村，即这些新公司家原先居住的地方。”据探讨旧礼仪派最著名的学者P.I.梅利尼科夫统计，1800年莫斯科及其郊区的旧礼仪派有20000人，1848年激增到了186000人，约占莫斯科总人口的一半。这些人除公司家外，大部分都在旧礼仪派开办的工厂或工厂承包的手工作坊里工作。随着蒸汽机在全俄范围内的普遍采用，俄国工业发展的第一阶段形成，俄语论文，旧礼仪派商人成为俄国工业部门中的第一批私人公司家。
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商业贷款和银行体系，于是旧礼仪派社团管理委员会掌握的集体资金成为俄国商业贷款的先驱。社团的集体资金主要来源于旧礼仪派商人捐赠的财产。社团规定旧礼仪派商人如果要加入社团，从社团得到庇佑，必须要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给社团。作为社团的成员，他可以把捐赠的少量财产用于私人目的，但死后必须将财产全部交还社团。旧礼仪派社团把成员的所有财产，包括每个铜板、手杖、绣针以及圣像、服装尤其是珍贵的金属和宝石都看作是社团的集体财产。金银物品被熔成锭子后也作为社团的财产。社团的集体资金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社团管理委员会就会采取方法来处理这些资金，方式之一是借贷。借贷的主要对象是社团内有进取心的公司家和绝望无助的人。由于社团成员都很勤劳、上进，因此几乎所有的旧礼仪派信徒都可以借贷集体资金。由于贷款通常利息很少甚至没有利息，所以非常有吸引力。例如，1847年，诺索夫兄弟虽然已经开办了一个毛纺织厂，但还是从变容节社团借款500000卢布。这些借款前三年没有利息，三年以后每年的利息是4%。社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还经常自己借贷这些集体资金，据统计他们的借款数额高达12000000卢布。
旧礼仪派工厂的管理模式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由于工人和工厂管理者是靠共同的信仰--旧信仰团结聚集在一起的，因此工厂的管理部门为自己的“同胞”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工作条件：如8小时工作制，为他们购买保险，开办社团医院和幼儿园等，形成了和谐的职业管理模式。此外，规模较大的旧礼仪派公司还倾向于和拥有共同信仰的小公司、手工业工场、银行和商业公司等联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就使整个机构类似于现代西方的集团制度，为俄国资本主义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旧礼仪派对俄国的商品贸易也产生了重要作用。19世纪，整个俄国使用的纺织品几乎全部来自旧礼仪派社团。另外，社团还经营蜡烛、神香、古老印刷版经书和旧画法圣像等宗教仪式用品，以及渔牧业产品和橄榄油等各种各样的商品。俄国最大的商品交易会是每年从7月15日（圣马卡里节）开始的为期三个月的诺夫哥罗德交易会，几乎俄国所有的商人都会参加这个交易会。由于俄国大部分商人是旧礼仪派，所以诺夫哥罗德交易会的主体也就成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旧礼仪派，据估计人数达7万。
莫罗佐夫家族、古契科夫家族、里亚布申斯基家族、普罗霍罗夫家族、特列季亚科夫家族、科诺瓦洛夫家族、拉霍马诺夫家族、苏尔达特科夫家族、舍拉普金家族、库金特索夫家族、戈尔布诺夫家族等俄罗斯众多富裕的商人家族都是旧礼仪派或旧礼仪派出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古契科夫家族。古契科夫家族财富的奠基者是费多尔·古契科夫（1780-1853）。费多尔·古契科夫原本是一个农奴，费多谢耶夫派信徒。18世纪末，他被主人派往莫斯科开办纺织品商店。不到30年的时间，费多尔·古契科夫不仅建立了俄国最大的毛纺织厂，还靠赎买使自己及家人脱离了农奴身份。到1853年，“古契科夫家族的主要工厂雇佣了1850个工人，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每年创造的产品价值约为700000卢布”。古契科夫家族还在莫斯科及附近的城市建立了许多新工厂、农场和商店，成为俄国非常有作用力的商人家族。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是莫罗佐夫家族。莫罗佐夫家族在19世纪上半期就建立了巨大的“商业帝国”，经营的公司遍布莫斯科、特维尔和弗拉基米尔省，是俄国最重要、最庞大的商业家族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俄国相当有威望。20世纪初，在俄国的富商和工厂主中，旧礼仪派的比例达到了65%，他们控制着全俄资本的60%，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四、旧礼仪派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作用的原因
传统而又保守的旧礼仪派却促进了俄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一部分学者认为俄国的旧礼仪派和西欧的清教徒类似。西欧清教徒如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也是保守主义派别。马克斯·韦伯在《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加尔文教教义中的“预定论”思想使清教徒用不知疲倦的职业劳动和自我禁欲来克服当时流行的宗教怀疑论，将自己的职业劳动看做洁身自好的理想方式，并把劳动所得的成果视为上帝对自己的拣选及恩惠。这样，拼命劳动、节俭以及禁欲苦修便从清教徒的宗教伦理观发展为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促成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教会分裂后，旧礼仪派恪守尼康改革前的宗教仪式和习俗，是极端保守的派别。另外，旧礼仪派没有自己的神甫和教阶制度（后来形成的别洛克利尼查派除外），不得不用内心的禁欲苦修来代替神甫和教会的影响，因此形成了诚实、节俭、勤劳、朴素的良好品质。而这些品质也使旧礼仪派演化出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俄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旧礼仪派并不信仰“预定论”教义，他们有关所有制和财产的布道与加尔文教不同，甚至相反。加尔文教认为国家是必须的，而旧礼仪派却不希望和敌基督控制的国家发生任何联系。清教徒离开了修道院，希望主导世界；而旧礼仪派却强调与世隔绝的修士品质和贞洁而贫穷的生活方式。只能说俄国旧礼仪派在俄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清教徒般的影响，而不能说其与清教徒类似。
还有一部分学者如克拉米指出旧礼仪派的经济成就和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有关。该派学者认为不利的社会条件和政府的迫害使旧礼仪派被排除在政治作用之外，不得不从事盈利的经济活动，这一点与犹太教等宗教少数派相似。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犹太教所处的地位虽然使犹太人经商致富，却也使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并没有促进巴勒斯坦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欧受天主教镇压的宗教少数派在经济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称道的，如荷兰和英国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就没有在经济上取得任何显著的成就。因此，不能只凭旧礼仪派的低下地位来解释他们的经济道德，还要看他们的内在品质和宗教组织。
19世纪中期，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男爵访问旧礼仪派的变容节社团后评论道：“这些粗鲁群众组成的企业和社团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组织体系、神学思想、贵族或神甫，这的确令人惊奇。这种现象只能用异常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从中演化出的无与伦比的社团组织来解释。”这一观点较全面地概括了旧礼仪派取得较高经济成就的主观原因：一个是内在的信仰，一个是社团组织。教会分裂初期，遭受迫害的旧礼仪派逃离到了俄国的边远地区，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合农业耕作，旧礼仪派不得不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共同的旧信仰使旧礼仪派结成了团结互助的社团组织，禁欲苦修的传统使旧礼仪派形成了诚实、节俭、勤劳、朴素的良好品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莫斯科许多富裕的公司家，尤其是纺织业公司家，自身或父辈都是旧礼仪派。他们恪守旧礼仪派的传统教义和风俗习惯，还保持着原先的良好品质，即使拥有百万资产，还与家人隐居在昏暗的小木屋内。他们不吸烟，不喝酒，仍然蓄着长长的胡须，穿着俄国的传统服饰。另外，传播旧信仰的需要使旧礼仪派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各种各样的经济信息和劳动力、资金在旧礼仪派各社团之间的流通也非常快，这对经济的发展非常有利。旧礼仪派社团最主要的经济影响是为旧礼仪派商人提供资金，在1860年之前发挥了商业银行的影响。旧礼仪派商人可以向社团管理委员会借款以作为工商业发展资金，扩大自己公司的规模。借款对农奴也有很大吸引力，“农奴只要改宗旧信仰，遵守社团纪律就可以从社团管理委员会那贷款赎买自由，不过他要在社团的工厂中工作以偿还债务”。这样一来，不仅众多的农奴皈依了旧信仰，旧礼仪派商人的工厂里也拥有了充足的劳动力。
旧礼仪派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国家的政策。沙皇政府的镇压政策使旧礼仪派四处逃亡，不能从政，俄语论文，只能从事工商业活动，客观上为旧礼仪派的经济活动打开了大门；政府的宽容政策更是直接促进了旧礼仪派经济的发展。彼得一世时期，沙皇政府规定旧礼仪派只要交纳双倍人头税就可以免除其他一切苛捐杂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对旧礼仪派实行的政策更为宽容，她为国外旧礼仪派回国提供了许多优惠条件。1767年，女皇又颁布法令，建立纺织工厂可以不用向政府部门登记。1771年，教堂派和反教堂派的两大国内中心--罗戈扎社团和变容节社团建立起来，经营范围迅速扩展到商业领域。1785年，女皇颁布的《城市解放诏书》和三个商人行会的确立，对旧礼仪派的经济发展更是产生了极为有利的作用。虽然后来沙皇政府的政策出现了反复，但旧礼仪派的工商业成果却保留了下来。1905年，《宗教宽容法令》的颁布使旧礼仪派获得了自由，旧礼仪派的经济发展也不再受限制。
《宗教宽容法令》不仅使旧礼仪派获得了完全的宗教自由，还获得了充分的政治自由。旧礼仪派开始公开公布社团的信徒人数和选民名单，积极参与俄国的政治生活。1917年初，旧礼仪派在国家杜马中的政治作用力逐渐增长并获得了控制权。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些旧礼仪派工商公司家成为俄国的大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中担任了领导人的角色。不过，旧礼仪派公司家的政治梦想并没有实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俄国政府的权力从城市资本家转移到了工人和农民手中。1917年11月7日，工农联盟发动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国家政权。
国内战争期间，旧礼仪派公司家作为资产阶级成为打击的主要对象，财产全部被没收。1918年，大批的旧礼仪派公司家遭逮捕。布尔什维克政权还颁布了大量法令，使曾经不可一世的俄国工商业资本家沦落为罪犯、逃亡者、避难者和移民。在整个苏联时期，旧礼仪派一直是打击的主要对象。直到1999年2月10日，俄国旧礼仪派教会从俄罗斯司法部联合会获得了登记证明，旧礼仪派的宗教组织才开始合法化。
五、结语
按俄国官方教会的说法，旧礼仪派是“分裂者”，是宗教迷信和狂热思想的宣传者，是顽固不化的无知之徒。沙皇政府认为旧礼仪派的财富是通过造假、偷运、利用稀缺商品牟取暴利和掠夺遗产等犯罪形式获得的，甚至还有人说旧礼仪派社团是“流氓百万富翁的摇钱树”。民粹主义作家认为旧礼仪派的商业活动是俄国人民反抗国家的民主表达方式，是继早期宗教反抗和政治反抗后的一种经济斗争。苏联历史学家既把旧礼仪派赞扬为反抗政府的进步民主运动，又贬抑他们为打着宗教幌子的资本主义剥削者。
由于信仰和生存问题，俄国旧礼仪派一般生活在简朴的、有纪律、自给自足的宗教社团里。这些社团所处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合发展传统的农业，沙皇政府的迫害又使旧礼仪派处于被遗弃的社会地位，属于社会最底层。他们被切断了正常从政的渠道，却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打开了自由的工商业之门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可。旧礼仪派积累起巨额财富后，用金钱贿赂政府官员，使自身免遭迫害；用社团的集体资金来吸引众多的官方东正教徒皈依旧信仰，使自身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正如勒鲁瓦·博利厄所说：“金钱的直接传导物--卢布始终是旧礼仪派自卫和使官方教徒皈依旧信仰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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