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国民主革命时期农村社会的现实，包括农民的两面性、农民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农村资本主叉的发展等方面的状况，俄语论文范文，是列宁提出的对待农民政策的基础。 芝加哥大学的卡亨教授(2004年)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产品销售量超过了产出量，导致对外贸易的增长以及俄国商品农业的发展，其原因在于国外需求增长、国内城乡人口增长以及国内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提高。卡亨教授的结论来源于表1的数据，但他没能用更具体的数据说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甜菜和制糖产品出口为例说明俄国农业和市场之间的联系。计算表2中1895-1912年俄国甜菜产量和糖出口量的数据，可得出增长率分别为125.45％和303.23％，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62％和8.55％；再通过直观判断趋势图确定二者具有正相关性。这组数据的对比说明这个时期制糖业的增长大于俄国甜菜产量的增长。这个经验型的结论并非推广到任何作物都适用，但至少说明了俄国农产品的增长已经开始满足商品交易的需求，而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联系也越发紧密。 虽然农村商品经济的机制正在发挥影响，但是俄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整个欧洲看来仍然比较落后。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剥削了本国农民，这样就扩大了国内的需求市场，能购买廉价的原材料来促进工业的发展。俄国的农民还受到税赋、购买土地等形式造成的资本流出。卡亨教授认为，“在1890-1913年间，贵族在欧俄的45个地区的土地拥有量下降了35％，虽然不是所有的这些土地都转移到了农民手中，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是被农民得到了，其中有的是通过个人的形式，有的是通过集体的形式。”但大多数农民是买不起土地的，即使购买了土地也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此，从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起一直到20世纪初，农民的财富非常少。 表3对俄国主要部门资本存量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到农业的增幅最小，而工业和建筑业的增长却很大。表4是对农业部门资本存量的估计，可以看到在农村交通设备、农具和机械等工业设备增幅最大，农场住宅和建筑物等固定资产占有的比例则最大。据此，卡亨教授认为农业资本支持了俄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在他的探讨中认为工业设备的大幅增长不仅仅是支持了俄国的工业，因为还有相当数量的从国外进口的工业设备，这里不作进一步的阐述。 接下来略论俄国农村的家畜资产，以此来更具体地判断俄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考虑到西欧和北欧农业比较发达及数据的可得性，这里对8个主要欧洲国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要家畜状况进行略论(见表5、表6)。 19世纪末俄国在牛的人均拥有量上处于欧洲中等水平，到1914年仅仅比意大利略高，落后于大多数西欧发达国家及其北欧邻国，下降了28.552％。19世纪末俄国在猪的人均拥有量上高于芬兰、意大利和英国，到1914年则被芬兰超过。这两组数据的降幅都是欧洲的最大降幅，其原因要么是人口增幅过快，要么是牛、猪产量大幅下降。我们列出了俄国在这一时期相关数据，从表7中的11个国家数据对比中，可以看到俄国的牛平均增长率位居末尾，而猪平均增长率仅仅比4个负增长的国家高，A―B和A―C这两栏则显示了俄国的人口增长率与家畜增长率之间的差额仅次于瑞士。 以上略论说明，俄国在牛、猪的人均拥有量上排名落后，不仅仅因为人口的过快增长，还有产量增幅较小的原因。由此可以判断，俄国农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落后阶段。 上面对农业资产存量各部分进行了略论，工业资本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农业资本，在农业资本内部工业产品和建筑的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虽然经验性的数据可以直观地得出俄国工业经济总量在欧洲的弱小，但是已经建立了商品经济下的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体系，农村作为俄国或欧洲工业产品的购买方和原材料供给方已经被纳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但是，俄国农村资产中家畜等农产品增长幅度很小，这说明大量农村资本被用于购买现代工业产品或用于农村建筑，农业生产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虽然没有证据能表明俄国这些工业产品和建筑的所有者，但是从当时俄国农民赎买土地之后的资产来看，只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大的封建地主才有这种购买力，然而以上大量数据已经有力地证明了俄国农村的资本主义是极不发达的。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在俄国的农村当时已经出现了一批资本和土地的拥有者，他们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而更多的农民是没有生产性资产的。 三、俄国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这里必须插入的一个内容就是对俄国工人阶级与农民关系的初步探讨。俄国劳动力的转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具有相关性的，这也是列宁的农民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为发展农业，俄国政府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提供便利条件，鼓励向俄国亚洲部分地广人稀的未开垦地区移民。1904年有近100万移民越过乌拉尔山。伦敦大学的基普教授(1987年)认为，这种移民活动，由于“动身时未作充分的准备，以致中途失望地返回。总之，移民开荒仅仅是吸收了一小部分俄国欧洲部分自然增长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不管多么严重地缺乏土地，农民仍然宁愿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寻找工作――有的是在乌克兰南部的大庄园，那里每年都要从人口过剩的中央地区吸收100万季节工；有的是在城市和工业聚集地”。 俄国解放农奴的不彻底性也限制了工业和农村的发展。基普教授认为，当时“农村的贫困限制了国内市场，从而妨碍了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缺乏，又使过剩的农民人口――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无法被吸收。尽管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方法，工业的发展在解放农奴25年内仍然没有起色，和西欧同时期的工业发展相比尤为逊色”。 俄国政府在工业化和农业发展中处于一个极其矛盾的位置。工业化是俄国强盛的基本条件，但是农民的地位使得农村的发展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同时，在封建君主制度下的俄国，政府既要维护封建地主的权益，又要发展资本主义；既要剥夺农民占有的土地，又要发展生产以促进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当时政府的左翼认为，应首先进行土地改革，提高农民为国家提供岁入的能力。维特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够提供解决土地问题的希望，才能打破阻碍经济进步的恶性循环。”基普教授认为，俄国农村土地的租金很高，税负很重，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民无力赎买土地。因此，农民承受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封建制度。由于资本主义力量在农村的弱小，农民的革命性主要还是针对大土地所有者，对资产阶级的反抗性则不如工人阶级强烈。 20世纪初，维特和斯托雷平主政时期，工人阶级的绝对数量出现了成倍的增长，他们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和工矿业。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交通的不便一直是经济进步 的一个主要障碍，也阻碍着俄国国内市场的发展。维特主政下的俄国，修建了大量的铁路，大力进行自然资源的开发，到1900年，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雇佣的工人达到250万～300万。但在俄国总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仍然是农民。 列宁认为，在俄国社会分工进程中，产业人口不断增长，农业人口不断减少，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俄国工人阶级与农民有天然的联系。在前面略论过列宁对农民持谨慎的态度，那是因为俄国工业化进程为农民建立了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形成了一批新兴的“业主”阶层，这些人同农村的资产阶级一道，既反对封建制度的束缚，也敌视无产阶级的革命。 还有探讨表明，俄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作为19世纪末俄国工业的支柱产业，“采矿业和冶金业的主要中心依旧在乌拉尔地区，而其技术之陈旧是遐迩闻名的。到1880年，俄国的煤和生铁产量只分别达到400万吨和50万吨，工业劳动力的人数不足50万，而且几乎全部是非熟练工人；许多工人仍然拥有土地，每年都要回农村去参加收割”。这种季节性的特点使得工人阶级的绝对数量是相当少的，而且农业的季节性特点，关于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而言，其职业身份在一年里要多次变换。至于农村出现的雇工，其仍然属于农村的无产阶级，他们有的为农村地主和资产阶级工作，有的在城里彻底成为工人，也有的选择到俄国的东部进行土地开垦。 四、结论 俄国农村拥有的大量人口，是列宁必须重视农民的首要原因。在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俄国工业化进程，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支持了城市工业的扩张，但是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却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大土地所有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剥削、农民的极度贫困，导致商品经济没有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农村的生产力。 社会现实使得俄国农村不仅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而且必须用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全盘否定其历史进步意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俄国历史需要的第一次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列宁通过对农民的略论，还明确了工人阶级这个盟友的地位。由于俄国政府长期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力图促进农村的发展，使得农村并非是单一的封建生产关系。因此，受到资本主义因素作用的俄国农民不具备工人阶级彻底的革命性，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必须区别对待。 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时候，列宁坚决地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他在略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时认为，分工的加剧将各个产业联系起来，整个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生产扩大了，而消费却没有相应地扩大。“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扩大生产与人民群众有限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则始终是这个社会前进路途中潜在的危机。”从以上对俄国农村的略论可以相信，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仍然不能给农村带来更多的可供消费的资本，大多数农民只是从封建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了农村资本家的手中。 责任编辑 初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