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8世纪60―90年代俄国接触中国文化的途径[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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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世纪60―90年代，即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其中也包括通过西欧的“中国风”、俄中贸易、向中国派传教士和探讨汉学作品等多种途径对中国文化进行的接触。对中国文化的接触与吸收，促进了俄国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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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叶卡捷琳娜二世；俄国；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G15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3-0093-03
一、西欧的“中国风”将中国文化吹到俄国
18世纪欧洲各国陆续掀起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束缚的启蒙运动。“中国圣贤哲学学说与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开明与理性产生了共鸣”，将中国社会和制度理想化成为西欧的一种思想倾向。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建筑、园林艺术以及四书五经、哲学思想、政治制度等等都以东方文明的姿态在西方世界展现出来。中国艺术的精美令欧洲人倾倒，并开始在自己的制品、建筑、室内陈设等领域中模仿中国艺术，这证明“中国风”席卷欧洲并对西方的社会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俄国统治者主张学习西方，为此彼得大帝曾亲率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将西方的“开明专制”引入俄国。虽然此时俄国并没有直接向中国学习的机会，但因为其向西方学习而间接受到欧洲“中国风”的作用。
事实上，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艺术中就尽显中国风格，到18世纪60―90年代，即叶卡捷琳娜二世更加崇尚中国文化，彼得宫里的“中国花园”，奥兰宁包姆利的“中国宫”以及皇村里的“中国桥”都能印证其对“中国风”的崇尚。不仅如此，学习法国启蒙思想并倡导“民主”与“开明专制”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对中国的社会思想、国家制度产生浓厚的兴趣，“她在给伏尔泰的通信中，多次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赞赏不已”。
另外，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的书籍也陆续在俄国出版。1777年，介绍中国儒家经典思想的《中国圣贤》(又名《社会圆满生活的学问》)一书在圣彼得堡出版；1781年，《赵氏孤儿》被改编成俄文小说；1788年，伏尔泰根据中国《赵氏孤儿》这一故事创作的《中国孤儿》一书被涅恰耶夫从法文翻译成俄文，可以说“《赵氏孤儿》的俄译文与改编，揭开了中俄文学交往史上最初的一页”；1791年内容包括《论语》、《书经》、《诗经》等儒家典籍的《欧洲人所谓的中国大哲学家与复古者孔夫子之生平》一书出版。
18世纪60―90年代，在向西方学习的社会背景下，通过欧洲的“中国风”俄国无论在政治制度上还是艺术上都间接对中国文化有了广泛接触，学习先进的文化促进了俄国自身的发展进步，也为其成为欧洲强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俄中贸易促使俄国广泛接触中国文化
中俄贸易最早起源于17世纪，但直到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后才使两国的贸易进一步规范化。尽管18世纪60―90年代的30年间，俄中两国有一半的时间是没有贸易往来的，但两国的贸易依然是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之一。
俄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合作主要增进了对中国茶文化的了解。早在17世纪俄国使节就将茶叶带到了俄国，1679年俄国与中国签订了进口茶叶的协议。但那时，茶还没在俄国百姓中盛行，到《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茶叶随之成为俄国民众普遍喜欢的饮品，饮茶的习俗也逐渐从俄国的贵族上层流传到民间。1762年，恰克图互市中断，曾一度使“俄罗斯人所需之茶叶、缎布等物断竭，以至窘迫不堪”。到18世纪末，西伯利亚等地都可以用砖茶代替钱，农民宁愿要砖茶也不愿意要钱。茶叶文化从中国传到俄国后，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演变，发展成独具俄罗斯特色的茶文化，到19世纪茶叶一度成为中国对俄出口最大宗的商品。
此外，受法国文化的作用，通过中俄贸易传到俄国的瓷器在俄国吸收中国文化过程中也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俄间进行贸易的俄国商队多为国家垄断，从中国运到俄国的瓷器首先会落到俄国皇族或贵族手中，这些人是接受茶文化的先驱，俄语毕业论文，对饮茶器皿要求考究，加之受欧洲盛行收集中国瓷器的作用，俄国上层社会也开启了收集中国瓷器和漆器之风。在俄国普通民众中最早接触中国瓷器的是驼队商人，他们把瓷器用做装糖和大黄等的器具。这种瓷器多从中国经欧洲运到俄国，因其价格便宜，逐渐成为百姓的生活必需品。
除了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和瓷器艺术外，中国的棉布、丝绸也通过贸易传到俄国。棉布因为价格低廉、工艺先进广受俄国普通民众欢迎，过节时农民穿的衣服有些是用中国棉布缝制的；而昂贵的丝绸则在俄国上层社会流行。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废除了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垄断，此后恰克图贸易停止，这无疑作用到俄中两国人民的联系与文化交流。1768年俄中《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签订后，恰克图贸易恢复。此后，俄中贸易的两次中断都给俄国接触中国文化带来消极作用。尽管如此，在18世纪60―90年代，俄中之间短暂的贸易往来仍为两国人民的文化接触提供了条件，加强了俄中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与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商品大量出现在俄国市场，不仅加强了俄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激发了俄国社会各个阶层对中国艺术的向往与追求，促进了俄国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中国文化因素逐渐融入俄国文化之中。
三、俄国传教士团及来华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作为俄国政府非正式的外交机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的活动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乃至中俄关系史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他们向来华的俄国人提供宗教服务，向中国人传播东正教，在1860年前俄国外交机构未正式设立前还从事学术探讨工作，并向俄国内提供中国的信息。传教士团是俄国获得中国信息的官方唯一途径，也为此成就了一批俄国早期的汉学家。可以说，“俄国传教士在华的最大贡献表现在汉学探讨上，将俄国传教士称为俄国东方学尤其是汉学的奠基人以及向俄国甚至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节等都不过分”。
在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中规定：“按俄使伊里礼伯爵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之意留京学习外文之四名学生及两名较年长者，则均置于俄馆，由俄皇皇室供其膳食，学成后，即允其如愿回国。”此后，俄国政府获得了定期向中国派出传教士团的权利。虽然俄国传教士和来华学生带着向中国人传教的目的来到中国，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闭关锁国，导致俄国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的工作开展得并不如愿，相反，他们借在中国之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探讨，成了沙皇直接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根据《恰克图条约》规定，来到中国的俄国传教士和学生被安排在国子监内所设的俄罗斯学馆中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及历史等，这成为很多俄国传教士和学生探讨汉学的开始。待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多数都成为俄国探讨满语和翻译中国书籍的专家。到18世纪60 90年代，随第三届传教士团来华的俄国学生阿・列昂季耶夫已于1763年在彼得堡开办了汉满文学校，1767年他还参与了《恰克图条约》的翻译工作，他一生出版的满汉译作如《大学》、《中庸》、《大清会典》等多达二十余种。第六届传教士团学生巴克舍耶夫也在1776年完成了俄国第一部《满俄大辞典》。他们都为俄国接触中国文化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传教士团及来华学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当中不乏杰出的汉学家。他们的著述不仅促进了俄国学术的发展，也引起欧洲汉学界的重视。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尽管他们的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却为促进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发挥了促进影响”。为了使来华的传教士团更好地完成使命，俄国政府也日益对派出的传教士的素质有所重视。俄国政府还于1795年在国子监俄罗斯馆中开办了图书馆，允许私聘汉语、满语教师以加强对传教士成员的教育。
四、俄国从汉学作品、汉学思想中吸收中国文化
来华的俄国传教士、学生以及其他世俗人员充当了中俄文化交流的媒介，成为中国文化在俄国传播的重要途径，这些人的汉学作品与汉学思想更成为俄国吸收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1715―1794年，俄国政府向北京派遣的八届东正教传教士团成员中有许多人学有所成，并在回国后进入政府及科研部门工作。
俄国第一位汉学家罗索欣曾被称为俄国汉学的先锋，他的译作为当时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工作的德籍科学家的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史地探讨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科学素材。1761年，罗索欣去世之时，留下未译完的《八旗通志》。列昂季耶夫作为罗索欣的合作者与后继人，于1764年完成了《八旗通志》的翻译工作。通过《八旗通志》，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对清朝的制度、历史、地理、民族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列昂季耶夫本人翻译并的对于中国的文章占18世纪俄国此类文章的1／5，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刑法、伦理、哲学、民族、行政制度、文化艺术、国家关系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8世纪70年代的两篇文章《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和《雍正帝传子遗诏》，借助于宣扬中国理想的社会制度来批判俄国社会的不公，讽刺俄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指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所谓‘开明政治’的许诺是‘始锐而不克其终’”。列昂季耶夫的著作受到俄国内和欧洲汉学探讨者的广泛关注。
除列昂季耶夫外，18世纪60―90年代，阿列克谢・帕雷舍夫、阿列克谢・阿加福诺夫、安东・格利戈里耶维奇・弗拉迪金、费多尔・巴克舍耶夫等俄国的汉学家都为俄国的汉学发展，乃至欧洲的汉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俄国统治者吸取中国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精华的重要途径，促进了俄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18世纪60―90年代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化的接触，无疑作用到它自身文化特点的形成。由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以及俄中两国在地缘上接壤的先天条件，这一时期两国人民的民间交往也频繁起来，成为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有利条件。而此时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经济上自给自足，对外闭关锁国，对俄国及其文化持排斥的态度。两国对待对方及其文化的态度大相径庭，也导致未来两国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可以说，18世纪俄国兴起的“中国热”不完全是因为俄国上层社会附庸风雅和俄国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俄国对东西方文化兼顾，最终实现了其政治目的，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对别国尤其是中国的领土和财富进行了疯狂的侵占和掠夺。而中国因为闭关锁国最终落后于世界强国，到19世纪不得不成为列强的牺牲品，值得我们深思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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