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冲突论”有着深刻的传统地缘政治色彩，呈现出狭隘性、单一性、对抗性与静态性。从地缘文明的视角进行考察，有益于超越传统地缘理论的缺陷与不足，实现地缘理论的综合性、复合性和动态性。中俄两国可以规避地缘政治的宿命，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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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缘文明；文明冲突论；中华文明；俄罗斯文明
中图分类号：D822.3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3－0092－04
2017年3月18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探讨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访问吉林大学并作题为“世界格局中的中俄关系”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高度赞扬了中俄两国当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也不无担忧地提出了俄罗斯国内兴起的“俄罗斯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论”。季塔连科院士对这种“文明冲突论”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并指出兼具欧亚主义特点的俄罗斯文明与中华文明能够携手一道，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时隔不到两月，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大使C.C.拉佐夫先生访问吉林大学，并在其所作的简短演讲“俄中关系：近况与前景”中也提及“文明冲突论”，且同样提出反驳意见。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在相隔很短时间的演讲中都提到“文明冲突论”，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冲击性之大，已引起俄罗斯高层的重视与驳斥。因此，我们从地缘理论的新发展对其进行略论很有必要。
一、地缘文明：地缘理论新视角
传统地缘理论囿于地缘政治色彩，具有明显的对抗性、空间性和静态性。冷战结束后，在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动态性不断浮现。这表现为地缘经济崛起、地缘安全问题凸现、地缘文明互动。同时，地缘关系的核心要素也在发生变化，除了自然地理、国家实力、战略意图等传统的地缘关系要素外，环境、能源、认同等成为新的地缘关系要素，且影响日益增强。地缘关系表现出明显的由硬向软转移的特征，地缘文明的作用也不断加大。
地缘文明是地缘理论在文明探讨领域的运用，体现了文明探讨的视角，是“对特定民族、国家或文明之间存在的不可更改、不可复制、不可逃避的毗邻关系进行描述，进而对古往今来人类共同体之间因先天性毗邻关系而发生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互动或这种互动的可能性加以讨论”。地缘文明具有显著的地理性，是在特定空间或区域范围内的文明或历史文化的地缘集合体。这些地缘集合体拥有相类似的历史一文化记忆，分享相似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一个地缘文明一般拥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国家，核心国家凭借其雄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能量，把自己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凝聚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集团效能或“合力”的地缘共同体。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各文明间的互动和交往不断加深，跨文明的移民活动空前活跃，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超前。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有融合，由冲突到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文明的冲突绝非单纯只是文明间的冲突，其间夹杂着诸如政治、经济与安全等利益，因此单纯地鼓吹“文明冲突论”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地缘文明具有非对抗性与流散性的特点。文明是人类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积淀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因而“文明实体并非政治实体”，很难表现出像政治领域那样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因为其缺乏政治领域对控制的诉求欲望。文明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在不同空间进行传递，但其作用的强弱并不一致，体现出显著的流散性，并与地理位置呈现出相关性。
从地缘文明角度来审视地缘关系，要在全面把握地缘文明性质的同时，把握地缘文明主体的特征。地缘文明实质是一种地缘关系，因此地缘文明主要受制于文明主体的特征及其互动模式。一般而言，文明主体特征具有稳定性，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更。而其互动模式则具有变迁性，受一系列国内外因素制约。由于文明作用的潜在性，作用功效的时滞性，文明对其自身间的互动模式作用并不占主导地位，往往会作为政治、经济、安全等强势力量的衍生品出现。不过不可因此小觑文明的力量，尽管文明的作用具有潜在性、时滞性，但其同样具有难以变更性与持久性，直达个人与群体的灵魂，进而对决策者和民众都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一国领导人及社会精英如何变化，文化都始终作为一只看不见的幕后之手深深地、一贯地作用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与此同时，文明作为生活样式的集合体，是广大民众心声的表达。对地缘文明可以从两个阶段、两种状态、两个层面进行略论，即从地缘文明特征到地缘文明互动模式；从静态文明特征转向动态文明互动：从外交政策层面深入到社会基础层面。
二、中俄地缘文明静态略论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以“和合文化”为内核、儒家文化为主体，呈现出显著的融合性与浓厚的个人色彩。俄罗斯文明是随着俄罗斯的不断壮大而发展起来的，它以欧亚主义为核心、东正教为主体，并表现出多元性色彩与强权政治的传统。中俄两国的地缘文明关系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略论。
“和合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从语词学进行略论，“和”有和谐、和平、祥和之意；“合”则有合作、融合等多重含义。“和合”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不同文明间诸多形相和无形相互相冲突、融合，以及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形相和无形相和合的新生命、新事物、新结构的总和。“和合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兼容并包的特点。主张“和而不同”、寻求“和谐共处”的和合文化，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亲和力，在与外界的交往、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巨大影响。欧亚主义是俄罗斯文明的核心所在。尽管有人会认为“第三罗马――莫斯科”才是俄罗斯文明的灵魂所在，但俄罗斯至今还有多元宗教信仰的痕迹，受70年苏联特殊历史作用，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文明的核心地位不断上升。由于地理缘故，俄罗斯文明深受东西方文明作用，兼具东西方文明的特点，呈现出欧亚主义的色彩，令人难以琢磨。正如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一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由此可见，以“和合文化”为内核的中华文明与以欧亚主义为核心的俄罗斯文明能够友好相处，并不会引发文明间的对抗与冲突。
中华文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俄罗斯文明以东正教为主体。两者的显著不同是前者以一种文化为依托，后者则以一种宗教为支撑。关于中华文明而言，儒家文化占据首要地位并持续作用了很长时间。对俄罗斯文明而言，东正教的作用更是根深蒂固。“东正教是俄罗斯文明的精神支柱。受拜占庭的作用，俄罗斯东正教具有保守主义、救世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特点。”作为一种宗教，东正教以基督教正统自居，奉行宗教救世的终极关怀，对外具有一定的扩张性，试图将其宗教观念进行传播以发扬光大。尽管被许多外国人士误
认为是宗教，儒教的称呼也并不罕见，但儒家文化并非是宗教，它并不具备宗教那样的排他性、扩张性与终极性，而是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交互性与现实性。儒家文化提倡兼收并蓄，对其他文明能够给予生存空间，这也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能够传人中国并取得一定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且这并非是近代中国衰落才酿成的局面，俄语论文，而是在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儒家文化具有交互性，而不像大多数西方文化那样具有单向支配倾向，儒家文化尊重并借鉴其他文化的长处，这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重要动力所在；儒家文化并不像宗教那样倡导终极关怀，更多地提倡人世、济世，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尽管两种文明的主体具有很大异同，但这种异同主要是柔性而非刚性的，因此并不会引发文明冲突。
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融合性，俄罗斯文明则表现出鲜明的多元性。中华文明提倡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光辉历程中，先后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进行了碰撞与交融，也曾多次与周边的游牧民族交锋，但始终保持了其强大的文化魅力，具有很强的融合性，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外来宗教或文化的本土化。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的边界主要以文化划分，并与中国的国力强盛相关，体现了中华文明流变中的融合性。俄罗斯文明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体现了其随俄罗斯发展而壮大的显著特征。这种多元性表现在宗教、民族、文化源头等多个领域。在宗教领域，众所周知，东正教并非俄罗斯原生宗教，在东正教经过“罗斯洗礼”成为正统后，原先俄罗斯的诸多本土宗教仍然继续存在。作为“没有栅栏的婴儿车”，近代以来俄罗斯历经扩张，不断壮大，许多新的民族被纳入俄罗斯帝国之中，铸就了俄罗斯文明的多元性。正如探讨俄罗斯思想的学者所言，俄罗斯思想作为一种民族思想，其内涵具有民族性。俄罗斯的文化源头具有多样性，俄罗斯文明把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一些特性融于一身，而俄国文化中呈现出的“二元性”甚至“多元性”特征又使其自身带有某些结构性的矛盾。简言之，俄罗斯文明缺乏一种稳定文明所具有的强大文化整合功能和某种成型的文化构成准则。
中华文明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俄罗斯文明则具有浓厚的强权政治传统。中华文明更多地是一种人际关系，个人因素高于制度规范。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华文明的个人色彩并未完全消融，仍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俄罗斯文明则有浓厚的强权政治色彩，俄罗斯历史上多次遭遇外国入侵，民众内心的不安情绪十分强烈，特别渴望安定。关于俄罗斯民众而言，除了东正教外，强权政治是治疗他们内心恐惧的一剂良药。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俄罗斯文明契合了国家主义与专制主义。无论是沙皇时期还是苏联时期，甚至是当前，强权政治作为一项传统都得到了继承，而且从中还可以窥探出，强权政治越发达则俄罗斯越强盛。冷战结束后，历经改革的动荡，俄罗斯的民主化并没有带来复兴与强盛。普京上台后，为了重振俄罗斯雄风，在发扬俄罗斯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概念，这实际上清晰地表达了强权政治的信号。
三、中俄地缘文明的动态进程
地缘文明绝非只是静态的摆设，而是在互动过程中不断演绎形成的。中俄地缘文明关系历经时间的洗礼，先后经历过碰撞、摩擦与交融，通过不断相互尊重、相互沟通与相互了解，在当前十分融洽，处于前所未有的好时期。
中俄文明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蒙古对罗斯的征服。尽管蒙古并非中华文明之正统，但其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华文明的作用，因此也促成了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第一次颇具规模的间接碰撞。通过蒙古军事扩张的途径，中华文明的器物、制度与思想观念在俄罗斯都有所传播。的确，中俄文明接触的早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不过此次交流并非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正面接触。其一源自蒙古并非中华文明的集大成者，并不能全面代表中华文明；其二源自此次文明的接触更多地以战争对抗方式出现，难以展现文明交流的全貌；其三源自此时的俄罗斯文明尚在萌芽时期。之后，中俄文明的接触也比较稀少，虽有摩擦但并不常见。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地广人稀极大地降低了两国文明的交流频率。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与俄罗斯的强大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与屈辱，与此同时，两国文明摩擦不断，特别是东正教在中国传播遭到抵抗，斯拉夫主义的傲慢为中国所不满。近代中俄两国地缘文明的互动模式是以战争为载体，以摩擦为主流，以抗争为主导的。
十月革命之后，中俄两国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两国的地缘文明关系也大为改观，交流与合作成为主流，虽有摩擦，但总体形势良好。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新政府频频对中国释放善意，宣称要归还沙皇时期侵占的中国领土，派遣大批专家、学者对中国进行了援助。无论是中华民国时期帮助中国创建黄埔军校、指导革命工作与接收大量留学生，抑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帮助中国进行国家建设、培养大批人才，两国大多在和平友好的环境下进行交流与学习。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始见裂缝，两国由于战略分歧而引发摩擦，中俄地缘文明也因此受到作用。由于地缘文明在两个层次产生作用，尽管高层由于战略分歧在政策上有所变更，但社会民众受惠于两国文化交流一时却难以变更，这体现在中国的教材、教学、生产工艺、制度安排等多个领域。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荡，这种动荡是全方位的。政治上的权力之争以炮打白宫而结束，经济萧条低迷，社会问题更是令人头疼。内忧引发外患，俄罗斯外交政策也是摇摆不定。经历了初期的与西方的蜜月期后，俄罗斯逐渐奉行欧亚主义，推行双头鹰的外交政策，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与交往。中俄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先后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协调立场，共同铸就了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两国还共同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在安全、经贸、社会人文等多领域的交流。在文化交流上更值得推崇的是两国先后举行了中国“俄罗斯年”、俄罗斯“中国年”、中国“俄语年”与俄罗斯“汉语年”。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两国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以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进行文明互动与对话，中俄地缘文明离冲突渐行渐远。
纵观中俄两国地缘文明的动态进程，实现了互动环境由战争向和平的转变，互动规模由小到大的发展，互动方式由间接向直接的变更，互动结构由不对称向对称的转移，互动态势由冲突向融合的偏移。随着两国社会人文交流的加深，文明对话的推进，地缘文明关系将会更加和谐，这可从数百年来中俄文明的互动进程得到验证，也由此折射出当前俄国内的“中俄文明冲突论”既无理论依据，俄语毕业论文，又不符合历史现实。
四、结论
基于地缘文明的视角，我们认为，传统地缘理论所认为的两个毗邻陆上大国必然产生冲突的论断，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地缘思维。尽管地缘空间是固定的，但对空间的看法却是不断变化的，而地缘文明则正实现了这一思维拓展。中俄两国是毗邻的大国，但并不一定会引发地缘冲突。中俄文明并不具备本质上的对抗性，相反能够友好共处。从动态进程来看，中俄地缘文明不断互动，渐将趋和谐。因此，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俄罗斯国内的“中俄文明冲突论”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受到国内外一系列因素作用，但中俄地缘文明互动只要持续深化、不断扩大，两国合作的社会基础就会不断发展壮大，两国关系也就能稳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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