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民族文化来源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实践，而究其承继的源头应追溯到9－13世纪古罗斯民族时期，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从古罗斯民族形成过程中分化发展而来的。古罗斯民族文化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立足的源头，而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在对古罗斯民族文化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受到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未成型特点的作用，在其起源之初具有显明的非类型性特征。 (二)古罗斯民族文化仍处于形成发展阶段 1.外部文化特征与本土文化特征仍处于逐步融合过程中 受到俄罗斯中世纪早期文化特点和探讨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论据多集中在对古罗斯文字和对陶器的探讨中。对于古罗斯时期的文化著作最少争议的说法似乎应当是：古罗斯时期的许多书面著作是用教会斯拉夫语写的，其他的则是用古罗斯语写成的，确切地说应该分别是古教会斯拉夫语和古罗斯语；还有一种文献是用两种语言混合写成的。而这一切都是在拜占庭传教士美弗迪和基里尔兄弟9世纪创造基里尔字母和格拉哥里字母之后，古罗斯文字才开始出现并发展。一项对于11世纪拜占庭编年史的古罗斯语译本与其希腊原文的比较探讨显示，80％的希腊语词汇在古罗斯语中有相对应的精确词汇，还有20％的词汇部分仍属于外来语。 其中，古罗斯文学包括口头创作和书面著作两种。大多数学者认为，书面文学的发展与古罗斯人皈依东正教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多是由修道士写成的，而且强烈反映了东正教对古罗斯文明的基本看法。古罗斯时期的建筑分为木质建筑和石砌建筑。其中，石砌建筑也与皈依东正教有关，受到拜占庭的深刻作用，但绝对不是简单的照搬。可以肯定地说，在模仿基础上的创造构成了古罗斯民族文化史的基本内核，而模仿和创造的过程就是外来文化特征与本土文化特征结合的过程。 另外，从古罗斯史诗与波斯史诗之间的关系，东斯拉夫人音乐的音阶和某些突厥部落的音阶之间的关系，古罗斯装饰艺术的发展与斯基台(西徐亚人)、拜占庭以及伊斯兰的某些图案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说，这些外来文化因素作用、刺激了本土文化的发展。由此得出结论：古罗斯民族处于文化的交汇点，而非文化边缘。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是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正像历史学家、哲学家格夫捷尔指出的那样：“俄罗斯是世界之中的世界”，即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多样性的统一。应该说；在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之前，存在着多种不同源流的文化在古罗斯民族精神空间中进行着激烈地碰撞，其中包括斯拉夫文化、北欧海盗文化、游牧文化、拜占庭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古罗斯民族文化中所包含的因素纷繁复杂。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古罗斯民族文化所特有的现象，如拉多加文化类型陶器。这个拉多加文化类型陶器就是北欧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现代考古学通过对拉多加城发掘出土的文物鉴定，发现了既包含北欧文化因素，又包含东欧本土文化因素的文化衍生物――拉多加类型陶器。 2.具有古罗斯民族文化特点的文化表现形式正在逐步传播，即文化表现形式从一地向多地发展传播 现代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以下仅以木质物品这种文化表现形式为例，简述该文化形式从一地向多地发展的历史过程，即从古拉多加城向后来的诺夫哥罗德等地发展的历史过程。 应该说，在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由木头和桦树皮制成的物品。而这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按照俄罗斯考古学家科尔钦的说法，“对诺夫哥罗德城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古罗斯时期木制物品不为人知的世纪”，那么拉多加城的考古资料则证明了自己在俄罗斯中世纪“木制时代”出现前就已经拥有大量木制品。在现代考古发掘拉多加古城遗迹的过程中，人们找到了一百余件木制的物品，其中85％的物品属于750－830年之间。通过将8世纪至9世纪初期拉多加城木制品与10世纪后半期至15世纪的古罗斯各地木制品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在制作工艺上几乎完全相同。可见，拉多加城的木质物品与之后在诺夫哥罗德等地相继出现的木质物品之间存在着历史连续性。尽管我们当前还无法确认是否在他地也存在与拉多加城同时期的木质物品，即无法确认拉多加城是最初的“一地”，还是“多地”之一，但是拉多加城的木质物品与后来出现的“木质时代”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古罗斯时期一些局部发展的文化表现形式正在向更大范围推广，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接受，并最终被继承下来。 (三)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形成过程被外部因素所阻断 统一的文化实践空间关于统一文化的形成很重要。从11世纪中叶开始，统一的古罗斯国家开始分裂，产生了基辅、诺夫哥罗德、车尔尼采夫、加利茨、斯摩棱斯克、沃伦斯克、梁赞、波洛次克等十几个小公同，并开始相互火并。这些小公国的王公或诸侯割据一方，各自主宰一切，独自处理包括军事、政治、司法、经济等各种事务。这种封建割据状态无形地分割了统一的文化实践空间，极大地阻碍了统一文化体系的形成。随后，蒙古人的入侵更是打破了统一的文化实践空间，到1240年蒙古人基本上占领了罗斯全境，除了东北部的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外，都驻扎了蒙古军队。为了便于统治，蒙古人策划了各罗斯王公间的争斗。《多桑蒙古史》说：“先树立傀儡政权，使俄罗斯诸王互争，以巩固蒙古人的统治，继而用专横残暴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统一文化实践空间的破坏，其结果就是变相地加强了局部区域的文化整合过程。俄罗斯民族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南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西北部区域内的文化群体为主体形成发展而来。由此可见，俄语毕业论文，古罗斯民族文化的构成状况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并且受到所涉及人群之间交往程度的限制，而越发显得局部特征比较突出。这是由古罗斯民族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当然，这里须指出的是，由于古罗斯民族文化参与群体众多，所处地域比较广阔，某一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尚处于不断发展传播过程中，就整个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形成而言更不是朝夕之事。加之封建割据和蒙古人的入侵，使得在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之前，古罗斯民族文化体系仍处于形成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在未形成文化体系的条件下确定古罗斯民族文化所属的文化类型。那么，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在一个还没有形成统一文化体系的古罗斯民族文化土壤中形成、发展而来的，也就无法从中继承下来“类型”特征，由此，自然地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时的非类型性特征。 综上所述，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是在正处于形成中的古罗斯民族文化基础上实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的非类型性，这是由古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特点所决定的。同时，很多局部、个别的文化特征构成了古罗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而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集合恰恰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化起源的土壤。这些发展阶段、层次不同的文化特征被继承下来后，无法形成稳固的文化发展基础，因为它们本身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定向性和不确定性，即俄罗斯民族文化构成的多元状态，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这是那些极力想将俄罗斯民族文化定性的说法所要面对的客观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