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更具东方文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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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阅读让人们越来越发现，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所了解的俄罗斯近代史和有关苏联的史料，有许多地方需要重新认识。由于各种原因，或者因为爱之太深，或者由于恨之过激，我们都被灌输了一些不符合真实情况的宣教内容。
俄罗斯地处东西方之间，文化形态也是如此。苏联存在的时候，官方“钦定”的说法是，俄罗斯国家雏形的形成是以现在的乌克兰为中心的，叫做“基辅罗斯”，时间在九世纪中叶前后。现在由于乌克兰成了外国，于是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也跟着要变，这样变来变去，都是政客干预学术的结果，让学术界不得安宁，更大的危害是让人觉得这个民族不尊重历史。
俄文“俄罗斯”名称的来源至今还是一个谜，的词根POCb是“北方人”的意思，奇怪的是，这是芬兰人对俄罗斯人的称呼，―看看地图，芬兰并不在俄罗斯的南边。从民族形成的时间看俄罗斯不是一个古老的国度，这个民族很年轻，很有活力，但其充满躁动的文化让人感到有些粗糙。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文明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我认为从社会形态最初形成来看，俄罗斯文明的深层内核更具有东方社会的特征，原因是俄罗斯文明形成和成长的时候，正受着蒙古人（或称鞑靼人）的统治，在长达240年的时间里，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那些多如牛毛的大公国，都被迫向蒙古人建立的政权纳贡。因此君主专制和人身等级制度这个东方文化传统的制度也成了俄罗斯文明的最重要的特征。1832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连说：“蒙古王朝的统治……对我们祖国的命运、制度、法令、教育、习惯和语言当然会有或多或少的作用。”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认为，“俄罗斯人今天的性格还流露出蒙古人的统治加在他们身上的痕迹。”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说：“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野蛮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近代俄罗斯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就连俄罗斯人的传统服饰也能够让人看到蒙古人古代服饰的影子。
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可以支持这个论点。1776年6月宫廷大臣波将金（著名的战舰“波将金”号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把一个叫佐里奇的美男子介绍给女皇叶卡捷林娜，代替自己成为叶卡捷林娜的新面首。仅仅是一夜云雨，叶卡捷林娜就赏赐给佐里奇1800个农奴，并晋升为上校。赏赐奴隶这个东方草原民族的传统做法在当时的俄罗斯就像在例行公事，可见蒙古人和中亚细亚人的传统文化对俄罗斯人的作用是根深蒂固的。正因为如此，才有社会转型这个话题，否则像那些西欧国家，他们进入现代社会，只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社会的现代性是从自身内生长出来的还是从外部引入的，是要不要走社会转型这条道路的关键。俄罗斯在摆脱掉蒙古人的统治以后，几百年以来一直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她的社会现代化也一直是凭着这个民族的自觉进取而艰难地行进着。
最早的改革家――彼得一世
提到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即使说得再简单，都不能不反复地提起三个沙皇的名字，这就是彼得一世、叶卡捷林娜和亚历山大二世。
在彼得一世（1682～1725在位）25岁时的亲身赴欧考察，历时一年(1697～1698)。此时他已经是在位15年沙皇了，在赴西欧各国考察团的名单中，彼得一世的身份是一个下士，化名哈依洛夫。欧洲人注意到了大家对这个下士谦恭的态度，引起过怀疑，但是始终没有对来访的俄国人提出问讯。来访者重点考察了荷兰和英国的工厂，还参观了奥地利的博物馆。比起后面将要说到的日本考察团，俄罗斯的这个考察团不是一个高质量的考察团，一是时间比较短，二是由于俄罗斯人虽然也想学习，但是态度不如日本人那么谦虚，也学得不彻底，相对浅层次的社会文化学了不少，比如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以及建立科学院等等，对比一下日本，则是彻底地学全面地学，从最根本的宪法精神的培育和国家体制的基础建设开始学起的。
有人对比过与彼得一世同时代的康熙皇帝，得出结论是，彼得一世这样亲历亲为的学习是很值得称赞的，而康熙皇帝就只在宫殿里学学几何代数之类的初级知识，在治理国家方面却墨守成规。我认为，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使得地理上的阻隔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对比显失公平。
彼得一世回国以后，立即废除了最早源于中国、后来由蒙古人传到俄罗斯去的“衙门”制度，建立了参政院，另一个比较有作用的制度变革是迁都，把大陆首都莫斯科迁到海岸首都彼得堡。别小看这个方法，把首都从旧的文化氛围中迁移出去，能大大减少改革的阻力和成本。此外，他还主持创办了第一份报纸，颁布了“官秩表”法令，依据这条法令打破了贵族门第垄断高级官员的惯例，而且平民官员一旦升官到一定级别，自动获得贵族身份。这样，一直以来只由血统决定贵族身份的制度虽然没有被废除，但已经开始向个别平民甚至前农奴出身的人开启了一扇通向贵族圈子的大门。
彼得一世还以强硬的手段对原来的教会主动出击，废除“大教长”制度，强令教会服从于世俗政权，限制教会的财产改组宗教管理机构。
彼得一世的改革引起了多方面的不满。首先，贵族阶层不像以往那样“纯粹”了，血统不那么“高贵”了，混进来许多原先被他们称为“卑贱者”的成员，这些“卑贱者”有的还获得了高位，甚至成为自己的上司。贵族阶层是俄罗斯社会的分量决定了他们的态度最能让沙皇重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贯穿帝俄时代始终。
其次是教会。不用说了，由于教会变成了政权的陪衬物，当然痛恨改革。与欧洲各国的天主教会或基督教会相比，俄罗斯的教会（东正教会）少了许多特权，甚至失去了与政权平等对话的资格。后来，教会习惯了充当“爪牙”角色以后，又成为沙皇推行改革的有力工具，这样屈从于世俗政权的宗教也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的特色。
而平民和农奴，除了少数人经过战功得以擢升以外，这个阶层的地位从总体上也没有被改变，而且由于对外征战的需要，征兵苛税，加重了这个阶层的负担，因此，在1689年、1705年和1707年先后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兵变和社会暴动。这个阶层最后还真用行动震惊了整个世界。
但是不管怎样，俄罗斯在彼得一世的强硬统治期间，俄罗斯从一个小小的公国变成了能与欧洲大国分庭抗礼的强国。而农奴制一直是俄罗斯形成国家形态的一块基石，它同时也是使得社会动荡的病根。这将极大地作用后来俄罗斯乃至苏联的历史。
沙皇虽然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拥有最大的权力，但是上面所说的三股势力也决不能被低估。对比同时代的中国，俄罗斯这样的社会结构又是十分有利于社会走向进步的，因为这种权力极的分散使得没有一方能强大到无所顾及、为所欲为的程度，社会上不同的集团之间还有对话和协商的余地。而中国，由于高高在上的专制皇权处于绝对垄断话语权的地位，社会进步就只能寄希望于皇权的明智和克己了。因此最应当爆发暴力革命的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当然同是暴力革命，性质又有不同，俄国是因为对外争夺领土的战争耗尽了国力，而中国则是因为贫困和反抗外来入侵。
承前启后的叶卡捷林娜引进欧洲的进步思潮
彼得一世的改革没有触动俄罗斯的农奴制反而在利用它，后人不能对此指责过苛，因为农奴制在俄罗斯的巨大作用和顽固性是难以撼动的。而且由于国家幅员广阔，行政的力量难以顾及到疆域的每一个角落，当局没有力量设置机构、建立行政管理网络，只能借助传统的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来系维庞大帝国的完整。贵族阶层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是必要的，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不可替代。但是，在俄罗斯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贵族和贵族赖以生存的农奴制，又必须予以清除掉。这正像蝉蜕的生成和挣脱。
俄罗斯有句以贵族口吻说的谚语：“你（沙皇）有权下旨要我明天就奔赴战场，但你无权拨动我土地上的一根禾苗。”这前半句体现的是东方政治，后半句体现的是西方文明。这简短的话语正是俄罗斯社会结构的缩影。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很难理解，两种如此极大异同的文明竟然能同时在同一个国家里共存，这个异同造就了俄罗斯，也成为俄罗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以及这个伟大民族中深刻的阶级裂痕。在我看来，在前现代社会形态下，农奴制是很适用于像俄罗斯这样的民族的，也只有农奴制这样的制度才能维持这个庞大的政治躯体。
抓住了农奴制这个根本，就掌握了理解整个俄罗斯历史的钥匙。即使是后来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也带有历史上农奴制的遗传因子，当然从文明程度上看，它们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从政权对它们的控制，它们在划分社会阶级和阶层层次的影响上略论，几乎如出一辙。
要解决农奴制问题，必须转换思想观念。转换观念这一大任，也必须由最上层的沙皇来担当。――“人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应当在社会上享有同样的社会权利。”这这样的观念是出身于普鲁士贵族的叶卡捷林娜带给俄罗斯的最宝贵的陪嫁。
人们对历史上的叶卡捷林娜有着迥异的评价，中国的道德家看到的是她空前绝后的淫荡，阴谋家看到的是她的权谋，野心家看到的是她无限的扩张欲望。最能让人们记得住的她的历史名言是：“如果我活到200岁，全欧洲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这句话让我想起同是日耳曼人的希特勒。确实如此，她给今天的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她在位的时候，俄罗斯疆域极度扩张，波兰没有了，土耳其被从黑海沿岸赶跑了，俄罗斯从此有了黑海的港口，成功的对瑞典的战争也让那个国家一下子变成了二流国家。
但是，她又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执著的工作狂，她当政的时候，每天有15个小时是在履行职责。她一生都讴歌自由，她说：“自由是万物的灵魂，没有了自由，一切都是死物。”还说：“我厌恶一切暴力，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认为，柔顺温和的措施都要比暴力好得多。”在她的字典里，战争是一种“浪漫”，而不是暴力，只有革命暴动和残酷的统治手段才是暴力。
1762年冬天，叶卡捷林娜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宣布收归国有。于是大主教阿尔赛马茨耶维奇公开指责叶卡捷林娜“剥夺了上帝儿女的财产”，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普鲁士女人的统治”，叶卡捷林娜听到后，把他押解到莫斯科，但是处分的结果却出人意料：罚那个主教到一个修道院去挑水劈柴。这样的结果是所有人都难以料到的，更让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匪夷所思了。
在思想上，叶卡捷林娜十分谦虚地把伏尔泰、狄德罗和孟德斯鸠都称为“朋友”和“老师”，也经常慷慨地给他们以金钱资助。那个时期，时代要求出现一个把刚刚兴起的自由平等思想带到俄罗斯的人，叶卡捷林娜应运而生。她长达32年的统治，像是上帝送给俄罗斯人的意外的礼物。虽然她没有直接终结农奴制，但她从普鲁士带来的西方社会观念，极大地作用了俄罗斯人，为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按以前流行的说法，沙皇在俄罗斯代表着专制，而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俄国贵族则是进步的势力。这样的说法太具“标签”性了。贵族本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土地是捆绑“农奴”的枷锁，因此从根本上说，只要有世袭贵族存在，就是一种“罪恶”。而“罪责”应当由沙皇和贵族阶层共同承担。但是沙皇要改革社会了，贵族作为整体是对抗改革的，当然其中也有思想开放的贵族是希望结束农奴制的。但是人们却忽略了谁是改革的动力，谁是改革的阻力这个基本的问题。
人们形成这样的看法，与俄罗斯的文学著作的巨大作用有关。浪漫的诗人普希金,伟大的思想家、大文豪托尔斯泰都是贵族，他们的著作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有着极大的作用，他们是有眼光的贵族，但是不能代表整个贵族阶层。在这些贵族充分用文学形式抒发自己了心境，却很少有足够规模和数量的文学著作替沙皇辩解。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人的上述偏见。
农奴制的终结者――亚历山大二世
农奴制问题，始终是俄罗斯的痛。如果俄罗斯不急切地对外扩张，就没有连年不断的战争，那么农奴制问题也不会造成为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的致命伤。但是战争的频繁爆发，往往就让这个隐藏在肌体深层次的病灶发作。
1856年，尼古拉一世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失利而自杀，亚历山大二世匆匆登基。亚历山大二世在当皇太子时，深受老师、自由主义者茹科夫斯基的作用，又经过游历欧洲，认识到俄罗斯问题的病根是农奴问题，于是在登基的转年，1867年1月28日，就主持建立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开始调查农民生活和生产情况，草拟改革方法。为什么没有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要解决农民问题，而要秘密地进行呢？这是因为，在俄罗斯，农民是没有自由身的阶层，对他们的准确的称呼应当是农奴，俄语毕业论文，他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不属于沙皇，而是分属于成千上万的贵族，因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这个举动，动的是贵族阶层的命根子。1861年2月19日（公历3月3日），是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一周年纪念日，他签署了《对于农民摆脱农奴制依附地位的总法令》(其中包括《对于赎买法令》《地措施令》等)。它宣布自法令颁布之日起获得人身自由，农民可以以自己的名字拥有动产和不动产，可以自由迁徙、择业、婚配，可以缔结任何合同、进行诉讼。地主必须尊重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权利，不得随意处置、买卖农民。
《对于赎买法令》中还规定，政府以有偿债券的方式替农奴支付一部分赎金，从贵族那里买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得到土地的农奴都要加入到新成立的“公社”中去，“公社”有政府公务人员来管理。――这可以看到后来的集体农庄的影子了。
尽管今天看来，亚历山大二世的方法很富有进步意义，应当得到俄罗斯人的普遍尊敬，但是最终他1882年死于暗杀，此前他曾经躲过了六次暗杀，这第七次终于成功了。暗杀组织叫“民意党”，是维护贵族利益的青年组织。其实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是新成立的大学的学生。历史常常嘲笑那些有远见的伟人，他们的改革造就了反对自己对立面，闹得不好，那些对立面中的激进者就可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进入20世纪，尤其是1905年以后，俄语论文网站，俄罗斯的历史就为中国人广为熟悉了。但我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单就社会转型略论的话，苏联的建立是使俄罗斯民族的社会走向现代化呢，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代俄罗斯的集权统治，就需要从多角度来略论了：技术上、微观管理上，以及工具理性方面无疑是在向现代化方向进步，而社会观和社会宏观管理方面则延续了沙俄时代的理念，这是被我们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内在理由。单就把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这个举动能说明，此时的俄罗斯选择的是关上国门，拒绝来自西方文化的持续进步、不断进取的诱惑。
但是苏联解体以后的这段最近的十几年时间，则可以下一个定论：这个伟大的民族终于走上了历史所暗示的道路。俄罗斯历史上的顽症―专制、扩张主义和争取世界霸主地位的野心现在已经让人难以觉察到了，但是她巨大的潜力和军事机器的规模还总是让外界的人们对这个民族有所防范。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最能说明，关于曾经辉煌的伟大民族来说，告别历史、改造传统要比一般民族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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