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意识的觉醒、东正教的作用及“文学成为唯一的讲坛”等作为外因,普希金的开拓、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文坛前辈对后学不遗余力的提携、文学传媒发挥的文学阵地影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道精神等作为内因,共同影响使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创造了难以复制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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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意识;文学批评;文学传媒;俄国知识分子
建国以来,我国的俄罗斯文学探讨,总体上侧重于对20世纪俄苏文学和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著作的探讨,对 19世纪文学的整体性探讨以及文学衍变之因的探讨却缺乏应有的重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探讨所原所长吴元迈先生曾言:“新时期20余年以来,从召开的数十次全国俄苏文学研究会的情况看,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几个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研究会以外,大都集中在20世纪俄苏文学方面。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会,则几乎未曾开过。”[1]在之前还默默无闻的俄罗斯文学,到19世纪为何会突然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粗略的思考。
一
俄罗斯文学繁荣的外部原因主要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东正教的作用以及“文学成为唯一讲坛”有关。
民族意识是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民族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通过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呈现出来,因此可以说,只有民族意识形成才会有民族文学的产生。18世纪以前,俄罗斯虽然在行政区域上已经是一个国家,还经过蒙古人几百年的殖民统治,但并没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的契机来自于俄罗斯历史上一系列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彼得大帝的改革,启蒙运动的作用,卫国战争和十二月党人起义。这些事件及其凝聚起来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直接作用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
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打开了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大门,一批贵族子弟成为最早被派往西欧的留学生,学习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先进文化,这一举措孕育了俄罗斯第一代贵族知识分子,也孕育了第一批独立创作的作家,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康杰米尔、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等一大批诗人、剧作家。他们不断探究,使俄罗斯的从民间文学时代走向古典文学时代。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为俄罗斯送来了启蒙思想及启蒙文学。虽然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威力不如法国。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冲击了上层社会的一些贵族知识分子。他们试图以文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书中有云:“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到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拿起笔抨击沙皇的专制制度。启蒙文学在作家的推动下一直延续到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
此外, 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唤起了民众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并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这两次历史风暴直接作用了俄国文学的发展,也改变了文学的面貌。十二月党人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先进的思想却唤醒了一大批革命家、作家。在十二月党人的感召下,俄罗斯出现了普希金这样的伟大作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意识的萌动催生了普希金对文学独立性的认识。他首先应用俄文创作,倡导真正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精神,他成了荒蛮的俄罗斯与文化的俄罗斯的分水岭,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民族文学应运而生。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东正教的作用不无关系。公元988年,俄罗斯开始引进东正教。到19世纪时东正教逐渐传播到了整个俄罗斯,成为了俄罗斯本土化的宗教。有一句古谚:“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迟早会谈体育运动;法国人谈女人;而俄国人,特别是老百姓则会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2]可见,东正教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意识渗透到了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人们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俄罗斯人民的灵魂是由东正教会培育成的,它具有纯粹的宗教形式。”[3]东正教对俄罗斯作家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所有伟大的俄国文学家都同时又是宗教思想家或寻神论者。”[4]东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而且这种罪可以传给后代,每个人都是罪人,人要想获得救赎,就要爱人,要对贫穷、不幸充满同情和怜悯,要通过忏悔与苦修去接近上帝。俄罗斯作家在考察平民百姓的苦难时,认为自己对这种苦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面对社会的悲惨现实,发出“谁之罪”的质询时,其实也在叩问自己的灵魂,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他们被有罪的念头所折磨,有时甚至显示出恐惧来,这恐惧甚至成了他们思考俄罗斯苦难和改变社会的驱动力。他们认为,献身社会的行为正是为了拯救自己,替自己赎罪。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到处充满忏悔和赎罪的意识。俄国文学的奠基者普希金如此,果戈理的晚期创作如此,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也是如此。连赫尔岑、别林斯基这样的无神论者也“隐藏着强烈的、典型的俄罗斯宗教意向和观念。”[5]这成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为独特的个性,使我们在阅读俄罗斯作家的著作时,深深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沉重和忧郁,一种对人类生活的温情叙述,一种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执著守护,一种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捍卫,一种对底层小人物的真诚同情,一种对罪恶和苦难的极度敏感、对善良和拯救的深切焦虑。
另外,“文学成为讲坛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19世纪文学的繁荣。由于民族文化起步较晚,加上俄罗斯一直奉行独裁专制制度,作用了其文化的发展,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都很滞后。而文学作为最贴近人们生活的文化形态,被赋予了多重社会责任,被俄国知识分子拿来研讨社会的一切问题,我们在阅读俄罗斯文学著作时,会发现作家时而是哲学家,时而是经济学家,时而是政治学家,大段大段的文字拿来研讨俄国社会和人的种种问题,这些有时甚至损害了著作的文学性,使著作显得沉闷冗长,这恰恰反映了这个文化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极度焦虑。在这段特殊的时期,知识精英齐聚文坛,“俄国知识阶层总是离不开文学,他们或阅读文学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或自身创作文学赋予人精神力量。如果说在西欧,文学、哲学只是作为研讨和表达真理的一种方式,那么关于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学是他们反抗的根本途径,也是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根本来源。文学地位之高,恰如赫尔岑所言:‘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惟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6]所以,在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总能看到对于“谁之罪”和“怎么办”的反思和研讨,至今,这些著作常常引起俄罗斯乃至世界读者的关注和思考。也正因为如此,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常给人一种厚重的气息。
二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崛起与繁荣更与其文学发展的种种内因不无关系。总结起来有五,它们分别是: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的开拓;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文坛前辈对后学不遗余力的提携;文学传媒发挥的文学阵地影响。此外,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道精神也从根本上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辉煌离不开普希金的开拓,普希金可以说是俄罗斯文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人。首先,他规范了民族的文学语言,成为第一个用俄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在普希金之前,法语是俄国上流社会的交际用语,作家也大都使用法语进行创作,这严重阻碍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普希金呼吁俄罗斯作家应该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他说:“我们有自己的语言;鼓起勇气吧!……我们有自己的风俗、历史、歌谣、童话等等。”[7]他最终完成了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规范工作,为后来俄国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其次,普希金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诸多传统。他涉猎了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并留下了经典之作。在题材上的探究更是为后世津津乐道。《驿站长》开俄罗斯文学“小人物”题材之传统。这个传统后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斯宾斯基、契诃夫等继承和发展。小说《叶甫盖尼・奥尼金》开俄罗斯文学“多余人”题材之传统,后被莱蒙托夫、赫尔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等继承并发展。同时,普希金还开创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在《致凯恩》、《我曾经爱过你》等一系列爱情诗中,其自然,细腻,雅致的风格,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这一传统被莱蒙托夫继承。在《驿站长》中,他第一次真实地描写了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呈现出现实主义的色彩。果戈理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开创俄国文学史上的“自然派”。以后俄罗斯的进步作家都沿着这个传统进行创作,从而迎来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时代。总之,普希金使俄罗斯文学真正的注入了俄罗斯精神。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崛起与繁荣还和文坛前辈不遗余力提携后学、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仔细探讨会发现,19世纪的俄罗斯诸多作家往往凭借一两部短篇一夜成名,成为文坛黑马。这与文坛前辈与批评家的提携不无关系。如,果戈里22岁被茹科夫斯基发现,并在其引荐下结识普希金,获得鼓励,在他们的提携下,果戈里辞去公职,专职创作,23岁凭借《狄康卡近乡夜话》一夜成名,而且他的代表作《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的题材都是由其导师普希金所提供。屠格涅夫25岁因创作长诗《帕拉莎》结识别林斯基,备受其赏识,随后的1847年,《猎人笔记》出版,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赫尔岑都撰写评论高度赞扬《猎人笔记》,使屠格涅夫荣登文坛,是年作家29岁。24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处女作《穷人》引起涅克拉索夫的注意,并将其举荐给别林斯基,从投稿、看稿到受到别林斯基接见,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24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震惊文坛,开始了他真正的创作之路。涅克拉索夫也因别林斯基而在文坛崭露头角,他自己曾说:“我和别林斯基相遇使我得救。”别林斯基逝世后,涅克拉索夫成了《现代人》杂志的灵魂,他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等新一代现实主义批评家。正是这样,才有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崛起和繁荣与一批进步的文学杂志发挥的阵地影响有很大关系。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除了《祖国纪事》、《现代人》以外,还有别林斯基主编的《望远镜》、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共同创办的《警钟》和《北极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的《时间》与《时代》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阵地。这些杂志中,作用最大的首推《现代人》和《祖国纪事》。
《现代人》最初由普希金1836年创办,后成为以别林斯基为中心的自然派文学的一个阵地,在涅克拉索夫任主编期间进行了改版。《现代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俄罗斯文学界,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最具作用的杂志,杂志积极发掘文坛和思想界新人,凝聚了一大批文坛名人,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如屠格涅夫、赫尔岑、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的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乌斯宾斯基的处女作,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评论以及对于哲学、历史、经济学、农民问题的作品,杜勃罗留波夫的《受压制的而不敢反抗的人们》,以及涅克拉索夫的诗歌等都在这里,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总之, 19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学中相当多的杰作,都是通过《现代人》被读者所认识的。
另一份比较出名的文学媒体是《祖国纪事》,1839年《祖国纪事》在彼得堡出版,主要研讨文学、政治等问题。前期由别林斯基主持评论栏。撰稿人主要有莱蒙托夫、柯里佐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此期间,在《祖国纪事》上的著作有屠格涅夫的《试析麦亚白尔的歌剧〈预言家〉》、《书简》、托尔斯泰《一个地主的早晨》;皮谢姆斯基《一千个农奴》等。1868年,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叶利谢耶夫共同主持《祖国纪事》,该时期,杂志先后刊登了谢德林的大部分讽刺著作和涅克拉索夫的许多诗歌,以及屠格涅夫诗歌《祖国》,冈察洛夫完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和短篇小说《小英雄》。《祖国纪事》作为先进的杂志过许多研讨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的文章。虽然最后被查封,但是它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有着和《现代人》一样不可替代的地位。
《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构成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特的宣传阵地。它们是作家与读者的桥梁和媒介,承担着为19世纪俄罗斯作家、批评家传播思想、研讨社会各种问题的责任。如别林斯基所说:“杂志不是科学,也不是学问,而是所谓科学和学问的要素,科学和学者之间的媒介。”[8]
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迅速跨入世界文学前列,还要归因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道精神。赫尔岑曾说:“我们的整部文学史,不是殉道者的列传,就是苦役囚徒的名单。”[9]普希金为争取自由,短短的一生中竟遭到两次流放和长期的监视,后死于沙皇设置的圈套。莱蒙托夫以诗歌促进人民的觉醒,他写了《诗人之死》,声讨杀害普希金的刽子手,引起了沙皇的不满,被流放两次。他被杀害时,还不到27岁。果戈理以他的讽刺小说来揭露社会的黑暗,他的著名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引起统治阶级的愤怒,致使他在国内难以安身,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屠格涅夫反农奴制的《猎人笔记》激怒了沙皇政府,1825年被捕,后被遣送原籍,在警察监视下过了一年半的放逐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揭发了农奴制改革的欺骗性,1862年被捕,两年后流放西伯利亚。经受20余年的苦役生活,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四个月后与世长辞。俄国作家坚贞不渝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不仅用笔,而且用血和生命浇灌出俄罗斯文学这朵灿烂的花朵。 “谁之罪”和“怎么办”是他们创作的共同主题。这些作家满怀忧患意识,思考着时代,勇敢地揭露和鞭挞统治阶级,热情地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构成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群体。他们自觉地肩负起历史使命,用文学思考并研讨俄罗斯的未来,创造了一个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世纪。
注释:
[1] 吴元迈.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再认识[J].北京: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5.
[2]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M].高骅,杨缤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5.
[3] 汪剑钊.中俄文字之交[M].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3.
[4] [5]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M].徐凤林 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1、35.
[6] 朱建刚.俄国知识阶层谈[J].书屋,2003,(11).
[7] 卢永.普希金文集:第7卷[M].张铁夫等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37.
[8] 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409.
[9]马晓�、马家骏.俄罗斯文学史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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