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中的决斗情节与非理性的民族性格[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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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决斗作为俄罗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风习，被视为关乎个人荣辱的行为，在文学著作中有许多描写，折射出俄罗斯非理性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矛盾、历史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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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决斗 荣誉 非理性 民族性格
决斗在俄罗斯曾经一度盛行，俄语论文范文，提出决斗是一件关乎个人荣辱的行为，拒绝决斗则被视为不能原谅的怯懦，是巨大的个人耻辱。俄罗斯文学中有许多决斗情节的精彩描写，管窥决斗这一现象，可以探析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非理性特质。
决斗作为一种社会风习，并非俄罗斯固有的传统。它兴起于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最初是解决法学争端的“司法决斗”，当时人们相信，正义的一方受上帝保佑，败者必然有罪，法官以决斗结果来判断孰是孰非。后来，为维护自身或亲友的名誉和尊严而挑起的“荣誉决斗”上升到主导地位。18世纪初，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俄国年轻贵族到西欧学习，决斗随之在俄国流行起来，规则之苛刻比西欧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规的决斗是两个当事人之间按照预先达成的协议和对等的条件，使用足以致命的武器，一对一进行的格斗。双方须各有一两名公证人，由公证人全权代表决斗人，商量决斗的时间和地点、武器的种类型号、开枪时彼此的间距等一切细则，考虑决斗是否具有充足的理由并符合相关的规约，保证决斗不至于变成简单的斗殴。
决斗的血腥引起了当权者的不安，俄国的沙皇们不能容忍决斗者向君主决定臣民命运这一生杀大权的挑战，也不愿让那些原本可以征战沙场或服务于皇室的年轻贵族们白白送命。1701年彼得下诏严禁决斗并对参加者处以死刑，1716年颁发的军法条例又重申前旨，规定决斗者一开枪便可判死罪，而不问其是否造成伤亡；若出了人命，更要处以绞刑，连被杀者亦须倒悬尸首示众。即便如此，决斗之风在俄罗斯贵族中仍是屡禁不止。作为优待贵族的总政策的一部分，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大减轻对决斗者的惩处，还颁布了《军官间争端审理准则》，规定如果贵族军官们的个人荣誉受辱，所成立的“军官公断会”根据情况可判定双方以决斗作为复仇的手段。若一方不肯决斗，则长官有权向“军官公断会”申请将其除名。由此决斗在军官中不但被合法化，还受到了鼓励。19世纪初，官方对参与决斗的贵族的惩罚大多只限于剥夺功名，军官被降为列兵，发配高加索等。官方的暧昧态度以及19世纪初的社会气氛，使决斗之风有了愈演愈烈之势。可以说当时的贵族几乎全都和决斗沾过边，即便不是亲自决斗，至少也充当过公证人。贵族阶层把决斗视为解决荣誉问题的最体面的手段，它是宗教裁决。贵族可以拒绝生命，却不能拒绝珍贵的个人声誉。
俄国有不少作家亲身参加过决斗，或走到了它的边缘。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自己文学创作的盛年，先后丧生于决斗，成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和遗憾。格里鲍耶多夫、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等也都曾不止一次地参与决斗。文学与历史是相通的，现实生活会成为文学的背景或在文学著作中有所反映，决斗这个已逝去的风习在文学著作中有不少多姿多彩的描写，折射出人物鲜明的性格。作家描写决斗，其实就是在展示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理念。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中篇小说《射击》、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短篇小说《好决斗的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决斗》等，还有20世纪初作家库普林的中篇小说《决斗》，这些经典的文学著作中都曾细腻地描绘过决斗的场景，决斗情节还常常成为作家表现人物性格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普希金的《射击》是一部以决斗为题材的小说。主人公西耳维奥出于对对手的嫉妒，就不断挑起事端，采取有损于对方尊严的行为，想以粗暴无礼的方式压倒对方，并最终挑起了决斗。然而，当他看到对方恐惧死亡之时，心理得到了满足，终止了决斗。小说中的西耳维奥是个缺乏理性的人，两次决斗中的行为都是由嫉妒等非理性的因素、俄罗斯式的不理智的蛮夷情感所支配，只要能得到心理一时的满足，他就可以无视生命而挑起决斗。
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多余人”奥涅金，描写了一场类似恶作剧式的乡村决斗。彼得堡贵族青年奥涅金和连斯基是情趣相投的朋友，连斯基是奥涅金在乡下唯一和自己有共同语言，能够谈论卢梭、研讨科学成果及人类道德行为的朋友。出于无聊，奥涅金在乡村地主家的舞会上故意向连斯基的未婚妻大献殷勤，并挖苦连斯基，激起了连斯基的醋意和愤怒，以至于他当众向奥涅金提出决斗。仅仅因为一点皮毛小事、一点误会，性格中的非理性、极端化因素膨胀，为了所谓的捍卫尊严，两个朋友走向决斗场。
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也刻画了一个“多余人”的形象――毕巧林，同样由于毕巧林的玩世不恭，为了解闷而去吸引自己的朋友――军官格鲁希尼茨基正在追求的小姐。当格鲁希尼茨基知道是毕巧林夺走了他的爱情时，在别的军官的怂恿下，提出和毕巧林决斗。无论是奥涅金还是毕巧林，他们都对空虚无聊的生活感到失望、苦闷、彷徨但又无法摆脱，究其根源，在于他们文化上、精神上的无归属感，导致陷入非理性力量的围裹之中，做出决斗这一无法救赎的破坏性举动。
屠格涅夫《父与子》的主人公巴扎罗夫不喜欢决斗，认为决斗是十分愚蠢的，但当巴维尔向他提出决斗的挑战时，他却不能拒绝，因为这关系到他的名誉和自尊。决斗是巴维尔处理矛盾的方式，是他的文化习俗，他挑起这场决斗是十分自然的事。巴扎罗夫却显得十分被动，因为产生决斗现象的文化系统是他所陌生的，这令他感到手足无措。决斗直接的导火索是偶然的、表面的非理性的因素，深层原因在于两代人的冲突，不同社会阶层冲突的积累最终导致了极端的、非理性的决斗。
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也展现了一场决斗。恶棍道洛号夫厚颜无耻地公开挑逗彼埃尔的妻子，把侮辱彼埃尔的名誉当做乐事。尽管当时的彼埃尔善良、厚道，甚至有些软弱，但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还是怒不可遏地向道洛号夫这个流氓提出了决斗。虽然彼埃尔也觉得决斗这事很无聊，但是已被愤怒这种不理性的情绪所笼罩，还是坚持履行了决斗。
20世纪初库普林的中篇小说《决斗》表现了俄罗斯军队生活的非理性，简直就是《军官间争端审理准则》的一个生动案例。主人公洛玛秀夫与对手的决斗是由军官名誉法庭裁定的，名誉法庭全体人员认为“案情严重，必须举行决斗，方足弥补本团受损之名誉”。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军队里还用决斗这种野蛮的、非理性的司法程序来惩罚军人，小说中每个军人仿佛都受制于体内野蛮、非理性的情绪，不顾体面，互相谩骂，践踏尊严。
俄罗斯的决斗很少由思想和政治歧见引起，选择决斗多以维护荣誉为借口，大多为偶发的、荒唐可笑的、逗闹的行为，话不投机就决斗场上见。文学著作中决斗情节的描写直接触及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根本，带有发泄嫉妒、发泄愤怒、发泄仇恨因素的决斗之所以能在俄罗斯兴盛，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极端化、情绪化这些非理性因素密不可分。
非理性是俄罗斯最根本的民族性格，上到伊凡雷帝、彼得大帝，下至平民百姓，几乎各个阶层的俄罗斯人都缺少理性根基，言语、思维容易受情绪左右而不权衡利害，常常处于无可约束的冲动状态，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别尔嘉耶夫在略论俄罗斯性格时，曾经严厉地指斥过本民族文化之中的非理性因素，他将之命名为“黑葡萄酒”因素：“黑色的非理性因素在民族生活的底部诱惑和腐蚀着峰顶。”①许多学者认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矛盾、历史文化背景，资本主义进程缓慢，科学的传播与发展也受到阻碍，俄罗斯即使出现过罗蒙诺索夫这样的科学天才，却未曾培养起真正民族意义上的理性精神。
俄罗斯在地理上横跨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位置造成了“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影响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②。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俄国的历史发展就犹如巨大的钟摆，在西方道路和东方道路之间摇摆，皈依了拜占庭的东正教，受过东方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又进行了西化改革，夹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巨大的文化板块之间。就像国徽上的双头鹰，一头望着西方，另一头望着东方，这种双视角，必然产生双重的文化品格。在兼有东西文化特点的同时，又会使两者相互排斥、相互对立，民族性格难免会出现一定的分裂，形成极端的、非理性的双重民族性格，把一切事物看成两个对立面，非“是”即“否”，容易以极端的暴力方式发泄能量，快速解决矛盾冲突，就像参与决斗的人认为这至少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荣誉、尊严，哪怕为此流血、付出生命的代价。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在《解读俄罗斯》中就指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③
西欧已经开始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俄国还保持着作用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农奴制度，农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生活贫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自彼得一世西化改革后，在压迫、盘剥广大农奴的基础上，俄罗斯社会出现了受到良好教育、文明化的、富裕的贵族阶层，19世纪的俄罗斯大作家绝大多数都是贵族出身。在这些贵族中，许多人满怀崇高的理想，不满现实，但又脱离人民，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俄罗斯这种社会上下层之间极大的不平衡，贵族身份的无根性，文化上的无归属感，使得他们只能把生命浪费于一些琐碎无聊的小事上，甚至做出一些缺乏理性的事情。
理性精神作为科学探究与认识的前提，在欧洲伴随资本主义的成长而获得发展，并积淀为一种文化特征。作为后起的封建国家，俄罗斯未曾真正受过科学精神的洗礼，俄语论文范文，主宰俄罗斯精神生活的是具有神秘性特征的东正教，它强调只要通过一定的人所未知的条件，在人与神之间就可以实现神秘的相通。这种神秘性是无法诉诸理性的，即无法通过逻辑认知来加以解说，其前提是相信事物的不同极点之间的自由相通，如神界与人界、罪孽与救赎、善与恶等。而这种两极间的无序过渡正是俄罗斯性格的根本特点。④俄罗斯民族擅长感性体验，理性略论迟钝，情感往往超过理智。彼得一世西化改革以后，俄罗斯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作用，但在它的意识里占上风的仍然不是理性主义，而是直觉主义。
俄罗斯民族由于缺少理性指引，常常为种种情绪所左右，偏激且易激动。透过对文学著作中决斗这一社会风习的略论，可以探析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非理性特征，可以帮助我们从多个视角解读俄罗斯文学著作。
① 汪剑钊：《中俄民族心理结构、艺术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回眸与前瞻中国俄罗斯文学探讨二十年（1979-1999）会议论文集》，外语教学与探讨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6页。
②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宋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
③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④ 王志耕：《圣愚文化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俄罗斯文艺》2017年第4期，第37页。
作 者：符巧静，郑州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探讨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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