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白银时代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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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观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历史，“白银时代”文学蕴涵着丰富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但表现为俄罗斯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还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这种吸纳有着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受东方哲学的作用，具体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值得各个领域的专家与学者深入研讨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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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白银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与归根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7）05 — 0064 — 02
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东方转向的历史文化背景
俄罗斯民族从人种学和民族志学角度看，无疑属于欧洲。但历史上长期的领土扩张，又使它拥有占其现有版图四分之三面积的亚洲领土，成为横亘于欧亚大陆之间的桥梁。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选择接受拜占廷基督教，1054年东正教和天主教分道扬镳，使俄国在精神上脱离了西方天主教世界。1237年蒙古人入侵，又割断了俄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这一隔绝状态绵延了两个世纪之久。而此时的西方，则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等一系列巨大变革。保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俄国，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和文化运动的作用。蒙古人给俄国社会带来的作用，除了思想和管理措施上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外，还包括给俄罗斯人的血脉里注入了东方血统。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第十三章·俄国》中指出：“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血统；这点并非没有意义。”正是这些民族血缘的、心理的、历史地理的、文化经济的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造成了俄罗斯社会意识永远面对“向东还是向西”的艰难选择。俄罗斯国徽上那个左顾右盼的双头鹰形象，正是这种历史宿命的形象化表现。
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推行的改革，用皮鞭和马刺把悠游在东方情调的中世纪草原上的俄罗斯骏马，强行赶上了西方化即现代化的道路。从此以后，西方化和东方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对立与斗争便绵延不断，直至今天。
从彼得大帝改革到白银时代，俄国二百多年向西朝圣的历史，固然给俄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同西方相比，俄国仍是一个落后国家。于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们把求索的目光转向了东方。
然而，此时的东方，已非几个世纪前欧洲人凭道听途说加主观想象形成的那个理想化的乐土。它的神秘面纱早被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露出了真实面目。到19世纪中期，中国清王朝的危机使欧洲和俄国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式”或“中国道德”等等，更在俄国知识分子的诗歌、散文和政论中具有否定色彩。
一个正在西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节节败退、不堪一击的东方古国，何以成为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精英朝圣的对象？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首先来自面对西方文化呈现的种种危机，惧怕悠久深厚的东方文化东山再起、重新征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敏锐的预感。这种心理以俄国白银时代的精神领袖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为代表。他正是出于恐惧，出于把东方看作敌人，而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他认为，东方已经开始了对俄罗斯的精神征服，正在集合“自己凝聚在中国和佛教里的文化和精神力量来战胜”基督教世界。随之而来将是不可避免的“亚洲对欧洲的入侵”。俄罗斯现实的社会和精神危机，对“东方威胁”的敏锐预感，刺激了白银时代文化精英认真关注和探讨东方，促成了他们的东方转向。
除此之外，促使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投入东方怀抱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以“现象的危机”为前提的欧洲科学思想的最新成就。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就事论事，以机械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欧洲传统的思维习惯被打破了。现象的危机使人重新认识以前自以为了解得很好了的周围世界。因此，在许多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辞典中，就出现了类似于印度宗教吠檀多派基本概念之一的“玛亚”（印度宗教中的女神，万物之母），或者中国道家学说以“阴”为基础的“道”的概念，出现了作为白银时代重要观念之一的“浑然一体”的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强调区分生活与创作个别领域的界限的相对性，宗教与世俗界限的浮动性，表现出世界是统一的和活动的。
“浑然一体”的宇宙主义观念冲破了正统基督教的壁垒，打开了同异文化精神传统综合的大门。许多立志复兴俄罗斯精神文化的人都梦想着这种精神传统的综合。伊万诺夫指出，挽救俄罗斯和使欧洲摆脱“黄祸”，就在于“使古代亚洲精神自由地在全世界历史舞台上同未来的基督教人们的精神重新联合。” 施杰涅尔的人智论学说，提出了以类似混合主义的方式，使基督教同印度教结合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进入了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们的视野。
二、整体与归根--东方哲学对白银时代基本文化观念的作用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精英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吸纳，首先表现在吸收和接受东方的哲学观念上。东方哲学，或者说被俄罗斯白银时代思想家误读了的东方哲学，成为整个白银时代文化整体特征的象征主义的思想基础。谢洛娃指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特点可以归结为文化综合与整体观。”象征主义的基本法则是综合与对应。安·别雷提出了“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命题，他在思考象征主义活动时，把它定义为“某物”，而“这某物就是老子的道”。按照他的见解，象征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实现了“在现实主义世界观中的道家的某些观点”。
东方哲学还促成了白银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观念--回归（或曰“归根”）的思想。俄罗斯哲学家弗兰克认为：“‘归根’（也叫‘回归源头’--渊源）是标志着全人类性和永恒性的一切文化的最深刻之点。”
谢洛娃指出，尽管对回归的理解，中国古代儒家和道家的解释并不一样，“儒家所理解的……‘回归源头’是与理想中的统治者已经走过了前历史混沌的创世界活动时代相适应的。而道家的‘回归源头’就是回归人的还没有被文化改造所触动的现实的完整性。”但很显然，无论是欧洲还是俄罗斯的意识，经历了文明的危机以后，甘心情愿地希望接受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文化的这两个救世方案。 在别雷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主人公对归根的幻觉与梦想。《银鸽》第六章《甜蜜的火光》写托德拉巴—戈拉别男爵与主人公彼得（达尔雅尔斯基）的对话：
而男爵继续对他说：
“醒来吧，回去吧。”并指着古戈列沃的方向。
“到哪儿？”彼得恐惧地跳了起来。
“什么到哪儿？去西方呀，那里就是西方。你是一个西方人，你干吗要穿这衬衫？回去吧……”
“离开我吧，撒旦，我要去东方了。”
别雷笔下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俄语论文，实际上反映了深藏在俄罗斯民族之根中的东方意识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当西方朝圣不能把俄罗斯带入理想的乐土，反而陷入窘境的时候，势必引起那些敏感的文化精英们对古老的东方文化之根的回归，表现在文学艺术中就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主动接受与吸纳。
三、白银时代精英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艺术表现
白银时代精英对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首先表现在著作中塑造的东方艺术形象。如别雷的传记体长篇小说《受过洗礼的中国人》，就刻画了他的父亲，一位数学教授的欧亚混血人形象。在小说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布加耶夫的外貌是：“眼角向上吊的眼睛”、“狡诈的残酷的眼睛”。父亲那“鞑靼人的脸形特点”和“斜斜的微笑”以及他身上的气质，都使人想起“挥舞着马刀的日本武士脸上的面具”。他喜欢说：“数是高度的和谐”。而他，作为一个用“儒家智慧”充实起来的“老中国人”，在“心中坚定地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为自己选择的是以莱布尼茨、毕达哥拉斯和老子的准则为基础的从容不迫的“小市民的中国”。他宣传简单的或者是“迷雾的思想”，作为分数式的分子和分母应该简短并得出单纯的思想！他--“老中国人”，会把交际的和不同的声音每天关心的一切杂务，变成“老子道的哲学”。
长篇小说《彼得堡》的主人公，是具有东方血统的阿勃列乌霍夫父子。他们的思想性格以至生活用品、室内装饰，都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情调。例如：“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伸手从中国托盘里取过一叠没有拆开的信。”“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伸出一个手指捅了捅瓷器娃娃--中国人：中国人晃了晃脑袋。”
其次，在白银时代一些重要诗人的诗作中，表现出对东方哲理、东方意蕴、东方事物、东方情调的偏爱和追求。比如雄踞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诗坛的诗人巴里蒙特，在1900年曾创作组诗《伟大的虚无》，其中第一首《美妙的怪物》这样写道：
我的内心，是寂静大神的圣殿，
在那里阴影咻咻，暗暗生长。
令我的全部幻想感到愉快，
中国美妙的怪物。
龙--太阳和春天的主宰，
麒麟--善的象征，
而凤凰--皇后的形象，
威力、辉煌和幸福的汇合。
我喜爱中国艺术家意识中千篇一律的理想。
诗的前两句，明显是指那“寂兮寥兮”、在冥冥之中主宰宇宙万物的玄妙的“道”，表现了人与道融为一体的愉快。此外，诗人把中国神话中的龙凤、麒麟等祥禽瑞兽作为美好理想的化身，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形象的由衷赞美与向往，给白银时代的俄国诗坛带来新的艺术形象。
白银时代诗坛女杰阿赫玛托娃《黄昏集》中的一首诗《新月时我被遗弃》这样写道：
纵然我的道路可怕而又危险，俄语论文范文，
忧伤的路更为可怕艰难……
就象我那把中国红伞，
伞骨已用白色涂满！
以半边新月喻二人的分离，以外红内白的中国伞比喻女主人公内心的忧伤，正是中国诗歌常用的即景抒情、因物喻志的手法。
赵晓彬女士曾经指出，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中，还经常出现“杨”、“柳”等中国诗歌常用的象征离情别绪的意象。如“白杨不安地沙沙作响，它们温柔的拜访者是睡梦”；“柳树漠然地向天空展开透光的窗子”；“ 柳树，你这美人鱼的树，不要妨碍我上路！”她认为柳树、杨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人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怀的重要手段，而象征着俄罗斯民族粗犷性格的并富有其民族理念的白桦、松树、橡树、云杉、山楂树、槭树等往往是俄国诗人笔下的高大的自然形象。二十世纪初俄国诗歌中出现的非传统的自然形象的这一巨大变化，我们不能不说，它与中国诗歌的文化因素有着某种水乳交融的姻联。”这一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参 考 文 献〕
〔1〕 罗崇敏.对于文学价值的一点思考〔J〕. 光明日报，2017，（09）.
〔2〕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探讨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1890年代-1920年代初〔M〕.谷羽，王亚民，等，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7.
〔3〕 张冰.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 周启超.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探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林精华.西方视野中的白银时代（上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6〕 赵晓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陈玉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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