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的“油气”博弈[俄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俄语论文 责任编辑:阿米
更新时间: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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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和西方主要大国围绕乌克兰危机，尤其是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是否合法等问题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明争暗斗，制裁和反制裁的话语、方法及其表现出的对立烈度呈现出日益紧张的螺旋式上升态势。种种迹象显示，即便这并非一场以全面对抗为特征的新冷战，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旷日持久的疏远与对抗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这同时意味着乌克兰的危机仍在持续，且距离其终结依然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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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深深嵌入制裁与反制裁较量的复杂博弈中，俄罗斯和欧美诸国在能源领域的间接过招尤为引人注目。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并未宣布西方的制裁目标将直接指向俄罗斯能源公司，但不可否认一波接一波的较量终将触及这一敏感问题。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俄罗斯和欧美之间针对性的制裁与反制裁现行效果如何？如果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不会爆发一场以全面对抗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冷战”，那么以能源供需为武器的局部“能源战争”会否上演？一旦这种情境成为现实，西方和俄罗斯各自将会面临怎样的成本和收益？西方在多大程度上会祭出限制俄罗斯能源输出的武器，而俄罗斯又将何以回应？国际能源市场，包括中国在内将会受到怎样的作用？
制裁与反制裁及其直接效应
当普京当局默许克里米亚自治政府将全民公投从原计划的5月两次提前后，俄罗斯与西方就已经难以克制制裁与反制裁的本源动力。在相当意义上，这一较量已经超出了外交层面，而更多具备了国内政治生态的维度。换言之，当克里米亚公投结果注定会有利于俄罗斯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必陷入一场艰难的选择：对俄罗斯的这种强势外交行为西方必须惩戒，否则难以平息国内对自身对俄政策的指责；但如果由此引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俄罗斯强烈反弹乃至全面对抗，美欧又担心两败俱伤于己不利。而对俄罗斯而言，以基辅政权攻防战为核心的乌克兰危机第一阶段，已经以俄罗斯全面失败而告终，甚至连亚努科维奇的体面下台这一最低目标都未能实现，从而使得这个曾经雄踞欧亚的超级大国不得不面临冷战结束以来又一次陷入地缘政治“悲剧”的风险。尽管将克里米亚重新收编并非俄罗斯的最优选择，但如果不能利用克里米亚问题完成华丽逆转，俄罗斯可能真的会沦为一个“二流或三流国家”，因此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当西方因此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时，俄罗斯的反制裁就成为证明自身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具有合法性的必要方法，且可以化为稳定俄罗斯内部秩序的动员工具。
一场从一开始就相对可控的制裁与反制裁大戏就此缓缓拉开了大幕。3月17日，即在克里米亚公投完成的第二天和俄罗斯将其收入版图的前四天，美国总统奥巴马率先启动了对包括7名俄罗斯官员和4名乌克兰官员在内的11人的第一波制裁，主要方法包括冻结上述官员在美资产和对其实施赴美签证禁令。同日，欧盟对21名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采取了类似的制裁。西方此时高度一致的即时反应更多具有象征意义而对俄罗斯没有产生实质作用，其目的主要是警告俄罗斯不要一意孤行地利用克里米亚公投结果赤裸裸地完成将其纳入版图的法学程序。
但俄罗斯对欧美的这种绵绵无力的制裁毫不在意，在短短48小时之内就作出了“响应克里米亚人民要求”的历史性抉择。于是，西方被迫启动了第二轮制裁。原本打算继索契冬奥会成功举办后借在此承办八国集团峰会之机塑造新的“开放俄罗斯”形象的普京当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冻结俄罗斯的八国集团成员资格从修辞变成了实际。3月20日，美欧的第二波制裁潮袭来。奥巴马政府的新制裁方法包括扩大资产冻结和禁止发放赴美签证的“黑名单”，授权可能对俄罗斯主要经济部门实施制裁等。欧盟囿于自身内部成员国利益的多元化及与俄罗斯关系的复杂化而陷入了冗长的内部辩论，虽然于3月21日最终决定扩大制裁名单，但其实质内容远逊于美，取消俄罗斯与欧盟的峰会、争取尽快与乌克兰签署准成员国协定等方法对俄未能产生撼动效应。
相反，俄罗斯再度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示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强硬行为逻辑，对美欧的先后两轮“黑名单”制裁予以对等的“反制裁”。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的俄罗斯高官在国内的声望节节攀升，俄罗斯民间的国家主义情绪再次被点燃，普京个人的支持率重登高峰。
西方的制裁之所以未能对俄罗斯产生正向传导效应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其一，普京强势推进的反腐败方法让相当一部分官员无法在海外拥有直接资产，因而对美欧威胁冻结资产等无动于衷；其二，俄罗斯新一代精英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应用离岸方式拥有海外业务和资产，从而可以巧妙地规避西方的经济制裁。
没有硝烟的油气暗战
俄罗斯希望美欧可以在事实上承认克里米亚并入其版图的结果，西方则希望确认俄罗斯不会再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奉行类似的“进攻性”方略。当俄罗斯和西方都无法确保自己划定的政策红线会受到对方尊重和认可时，制裁与反制裁的升级就在所难免了。双方在能源领域的明争暗斗由此走向前台。
毋庸置疑，乌克兰危机背后俄罗斯与西方的角逐已经波及了全球能源市场。原油期货价格长期在每桶100美元左右价位浮动，表明了市场对这场日趋紧张的局部对抗的风险溢价的预期同样在高位徘徊。而这首先是由俄罗斯在国际油气供需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能源资源富集是上天赋予俄罗斯的天然财富，也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一个先天优势。俄罗斯确实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一点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以及开采四个领域均位列世界前三强的国家。俄罗斯能源学者西蒙诺夫为此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将整个国际社会视为一个世界政府的话，那么俄罗斯在这个政府中担任能源部长要职是理所当然的事。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能源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版图上，俄罗斯的角色不容忽视。
西方国家也正是看到了俄罗斯经济中能源产业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才将潜在经济制裁的目标瞄准了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其核心逻辑在于，乌克兰危机程度越重，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烈度越高，国际油价可能反应越敏感，在此情况下对俄罗斯的打击同样越大，俄罗斯可能会基于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所收敛。但问题在于，后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已经高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体；任何对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制裁，尤其是限制能源输出势必再度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美欧同样要承受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损失。 从美欧领导人当下对俄罗斯的政策清单看，能源产业已经被列入潜在的制裁目标，但其兑现的前提条件是俄罗斯在并吞了克里米亚后继续向乌克兰东部其他地区扩张势力。这足以说明西方国家深知应用能源制裁武器可能带来的损人不利己的双刃剑效应。但为了防止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继续采取进攻性方略，欧美希望俄罗斯清醒认识到西方的战略决心，即挥舞能源制裁的大棒在必要时将是西方的现实战略选项，而不仅仅是外交话语。在此背景下，西方和俄罗斯开始小心翼翼地展开了一场以警示为主要目标的隐形角逐。
在克里米亚公投前夕，美国能源部在国际油价没有大幅波动的情况下突然宣布释放500万桶原油战略储备。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此次释放的原油种类恰巧与俄罗斯出口的油品类似。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坊间传言美将于2017年左右建设通向欧洲的天然气运输管道。尽管美国官方矢口否认此举与对俄制裁有关，但国际市场普遍将此视为一场俄罗斯与西方能源战的先行试探。关于俄罗斯而言，拥有能源定价权的西方通过这种貌似不经意的行为释放出的绝对是一个强硬的警告信号。
面对来自美国的赤裸裸的警示，素以“战斗民族”著称的俄罗斯向世界展示了其一贯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手段。一方面，普京当局宣布从今年4月1日起将对乌克兰出口的天然气价格从每千立方米268.5美元调高至385.5美元，4月3日则进一步飙升至每千立方米485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开始加速原本已在缓慢推进的能源出口多元化方略，将其优先方向调整为亚太地区。日前俄罗斯石油企业宣布将扩大对东西伯利亚油气田群的投资。其中万科尔油田的开发，主要着眼于中国市场。据俄罗斯能源部评估，面向亚太地区的煤炭出口到2030年有望实现翻番。毫无疑问，这些举措同样是对西方的一种警告，旨在表明俄罗斯有足够实力应用能源武器对与之作对的国家实施惩罚，同时也有足够的替代市场，而不是仅仅依赖欧洲能源市场。
以国际关系通行原则行事
俄罗斯的上述应对并不令人意外，尤其是针对乌克兰的报复性天然气涨价并非首次。事实上，除了为人们所熟知的2017年和2017年断气事件外，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也曾数度动用能源武器迫使乌克兰等新独立国家改弦更张，从而更多考虑俄罗斯的传统作用和国家利益。但相较于更为强势的普京，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强制性能源外交并未获得过多关注。相反，自2017年1月以来俄罗斯数度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惩罚性举措更为迅速地强化了其作为“能源超级大国”的形象和善于应用能源大棒作为外交杠杆的霸道印象。
普京多次动用能源武器的背后实际上是俄罗斯与西方在后苏联空间内权力格局的一次次重组。2017年8月23日，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向俄新社长篇讲话，批评西方利用乌克兰等国分化独联体，宣布俄罗斯要大幅调整对独联体政策。俄高官的谈话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今后将不再按照优惠价格向具有反俄色彩的独联体国家供应能源。俄罗斯向它们提供特惠，结果未能被用来改善所在国民生，催生了“颜色革命”。而此后有关国家民众的境况未能改善，而当局者或者鼓动民众的反俄情绪，或者公开或暗地从美国那里领取工资。二是作出上述调整的目的不是要谋求恢复“颜色革命”中失去的作用。俄罗斯没有帝国野心，不想恢复苏联帝国；目的是要重塑独联体范围内目前日益混乱的游戏规则，与美欧在后苏联空间形成“文明关系”。可以说，这一讲话是2017年俄乌天然气断气风波的一次前奏，具有极其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此后，俄罗斯按照“以国际关系通行原则发展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准则开始逐渐调整对独联体政策，而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越来越倾向于借助能源供给等经济杠杆调控与独联体各国的关系。从2017年初的俄乌天然气争端，到俄罗斯对乌克兰肉制品和奶制品下达禁令；从俄罗斯对传统盟国亚美尼亚以及天然盟友白俄罗斯提高天然气价格，到同哈萨克斯坦达成增加里海原油管道运力共识；从俄罗斯经济实体不断向独联体国家进军，到与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之间的葡萄酒危机，无不显示出这一趋势。
此后俄罗斯对“近邻外国”的政策开始呈现出崭新的特征：一是在对独联体政策中首先追求的是国家利益，凡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就做，反之就不做。二是将不再把独联体视为自己的私有品，而是与美欧展开合法竞争、协调立场、和平共存。三是将对独联体国家区别对待，对俄友好就可以从俄罗斯获取经济实惠，与俄作对、一味向西方靠拢就不再按照“东方价格”提供能源。俄罗斯《生意人报》曾经评论说：“那些愿意保留在俄罗斯作用力轨道之内的将得到大笔财政奖励，具体说就是石油、天然气和武器系统。而那些现在向西方看齐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则将准备面对不怎么样的结局――没有天然气，没有石油，也没有武器。”
“能源超级大国”
的能源武器
在后苏联空间之外，能源同样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工具。《时代》杂志在曾经刊发的一篇题为“原油的权力”的文章中指出，尽管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全球作用力，但是在1990年代复兴了石油生产能力之后，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能源超级大国，全世界都越来越寄希望于俄罗斯的石油生产能力。《时代》杂志同时不无忌惮地强调：“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带来了政治代价，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能源安全与国家安全同样重要，俄罗斯是不会吝啬将石油和天然气当作重要外交政策工具来使用的。”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西方智库也在2003年前后多次强调普京当局正在试图将俄罗斯的国际角色设定为全球能源超级大国，认为能源与核武器是俄罗斯谋取国际政治和经济作用的“两个拳头”。2017年12月22日，普京主持召开俄罗斯安全会议讨论能源问题，其有关“俄罗斯理应成为国际能源市场的领导者；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直接取决于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占据的地位”的政策宣示进一步让西方确信俄罗斯已将“能源超级大国”或“能源帝国”列入战略议程。2017年以来多次爆发的与周边邻国的天然气争端更似乎坐实了俄罗斯的“能源霸权”角色。
其实，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能源已不纯粹是一种商品，而是各国争夺的一种战略资源，成为大国外交战略中的一张王牌。俄罗斯这样的油气大国，在占据了天时地利之优势时，不可避免地会去借能源权力之东风，谋求更多的外交和经济收益。在相当程度上，正因为手握石油和天然气两张王牌，俄罗斯才在数百年来首次面临沦为二流国家危险之际得以枯木逢春，为自身的重新崛起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2017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围绕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爆发“五日战争”，此时正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重登后冷战以来国力巅峰的狂欢时刻。尽管2003年之后，俄罗斯经济事实上更主要靠内需增长而拉动，但能源经济始终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在构建普京政权及普通民众的信心和未来预期方面。 当前国际社会即将进入一个能源严重短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能源销售者要比能源消费者享受更多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能源超级大国”不仅仅是俄罗斯的经济方案，而且还是一个地缘政治设计，其目标直指恢复一度失去的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影响。如同西蒙诺夫指出的，俄罗斯领导人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现在认为经济实力才是获得作用力的最好途径；现在不需要扩展自己的统治，要的是别人对自己的依赖，利用别人对自己的渴求来推行自己的政策，这才是施展作用力的更加明智和富有成效的手段。于是，俄罗斯大战略传统排序中一直排在第二等级的经济力量，现在成了普京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能源则成了展示实力和作用的战略工具。而国际能源市场进入高价时代，也给俄罗斯应用能源武器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目前世界各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基本上可依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俄罗斯的能源附庸国”，包括乌克兰、摩尔多瓦、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以及中东欧的一系列国家，其进口自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占进口总量的50%～100%。第二类是“坐在俄罗斯油气针毡上”的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波兰等国，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在10%～50%不等。第三类是“俄罗斯能源的现实需求国”，包括挪威、丹麦、西班牙、英国以及日本、印度、中国和美国等欧洲外的大部分国家。这些国家多半把对俄罗斯能源需求视为各自能源进口多元化渠道之一，对其供应的依赖可多可少，甚至完全不依赖。
由此可以看出，欧盟国家――尤其是新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较为严重，尽管欧盟整体的天然气消费中来自俄罗斯的所占比重目前已不足30%，且在远期前景中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俄罗斯依然是目前欧洲最大的天然气供应者。一旦俄罗斯停止天然气供应，不仅仅是乌克兰，就连德国、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天然气供应也会遭受重创。由于旨在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几尽寿终正寝，欧洲仍然放不开手脚。
“俄罗斯病”
与脆弱的能源权力
面对西方步步紧逼的制裁压力，俄罗斯迄今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各类资源富集、经济体系门类齐全的俄罗斯当然拥有与西方角力的底气。有全世界第二的核武库作杀手锏，有与欧洲诸国在能源领域的复合相互依赖，任何大国都不会冒将其逼入墙角而引发强势反扑的巨大风险。一部国际制裁史也表明，类似的举措针对超大规模国家所取得的效应总是很有限。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所面临的是综合实力远超于自己的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压制。美欧可以动用并正在动用的手段包括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维度的手段。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内这种力量的差距绝非仅仅靠“油气权力”一项可以抵消的。一方面，在国际能源市场中议价权的缺失、本身油气出口所占份额有限，以及政商利益的趋同与趋差异步发展等因素都决定了俄罗斯尚不能凭借资源优势形成“能源霸权”。另一方面，尽管和西亚、北非以及委内瑞拉等单一依赖资源出口的“石油国家”不同，但俄罗斯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能源依赖型特征，这是毋庸置疑的。国际学术界最新探讨成果也倾向于认为，虽然与典型的“荷兰病”有所区别，但对国际油价变动高度敏感的“俄罗斯病”同样是一种另类的“石油诅咒”综合症。2017年重返克里姆林宫前后，普京面对全新的选民结构和一度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不得不祭出以增加民生开支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议程。这意味着普京当局需要支付更多的社会性支出以换取政治支持，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同样需要开拓更多的收入源。在创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不足以提供足够资金流的情况下，采用进一步巩固“权力-财产权”的方式获取能源红利已成必然选择，这同样会使俄罗斯难以摆脱资源依附型经济模式的窠臼。这对西方来说是一个局部利好的消息，因为只要保持对俄罗斯持续的压力，资本外逃等经济痼疾将有可能进一步凸显并集中爆发，从而形成对已经陷入长期低速增长期的俄罗斯经济带来雪上加霜的效应。
即便是对欧洲而言，俄罗斯对外经济行为中惯用的能源武器也未必是灵丹妙药。美国页岩气革命的传导效应已经开始对俄欧天然气贸易带来广泛作用。由于美国的天然气即将自给自足并可适度出口，原本面向美国市场的卡塔尔等中东北非国家的液化气开始转向欧盟国家，天然气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及供应总量的增加使欧盟日益成为买方市场，俄罗斯的传统优势地位渐次下降。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已被迫同意与欧盟就天然气长期合约的定价公式和照付不议条款进行修约谈判，至少10%的俄罗斯供给欧盟的天然气价格将按照远低于长期合约规定价格的国际天然气现货价格计算。对俄罗斯更不利的消息在于，页岩气储量与美国相近的欧洲，在本土天然气产量持续下降和天然气供应来源多元化政策的双重刺激下，有能力也有理由开发本土的页岩气资源。而储量预计占全球近6%的波兰已作出开发页岩气的战略决策。这一计划一旦落实，欧盟天然气自给能力有望显著提升，这无疑会进一步削弱俄罗斯与欧盟天然气合作的空间。
好在页岩气革命的传导效应仍在生成之中，欧洲的天然气供需结构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去俄罗斯化”。这就意味着短期内俄罗斯仍有可能利用美欧与自己不同的贸易与投资结构而带来的差序利益格局谋求损失最小化。一旦俄罗斯动用能源武器，打击别人的同时也会打击自己，对已疲弱的全球经济也会是沉重一击。其中，夹在美俄中间的欧洲，受到的破坏可能最为糟糕。但在中长期前景内，俄罗斯的筹码正在趋于减少。相信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欧洲会进一步谋求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而俄罗斯也将不得不加速寻求新的替代市场。聚居了最多新兴经济体――包括正在不断成长的中国――的庞大市场将成为俄罗斯的优先选择。
在此意义上，俄罗斯的“能源超级大国”地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迷思。无论是从能源作用的范围、能源投资的分布以及新能源的发展潜能来看，俄罗斯所能动用的能源武器都只能产生局部效应，而无法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获得对世界事务的某种支配性权力。在整体意义上，普京当局应对乌克兰危机，尤其是作为第二阶段矛盾核心的克里米亚问题的方式措施，所展示的不是俄罗斯的权力优势，而恰恰暴露出其诸多弱点。俄罗斯只能以克里米亚加入联邦的方式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损耗的最小化，但因此失去了谋求在乌克兰问题上利益最大化的空间。俄罗斯的强势应对更多是基于一种以斗争求和平的思维，而不是具备了与西方全面对抗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与欧美仍保留了对话与沟通的管道，以全面对抗为特征的“第二次冷战”尚未真正上演。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甚至亲自出面强调任何制裁都不会将那些有意愿在俄罗斯发展生意的企业赶走，表示愿意继续与外国油气企业开展合作，试图分化高度市场化的西方能源跨国公司与其政府的利益契合关系。 介于“油气冷战”与
“热和平”之间
在即将于今年5月举行的乌克兰新一轮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前，俄罗斯和美欧及乌克兰临时当局的较量仍将持续。日内瓦乌克兰问题四方会谈也表明，尽快缓和当下的动荡局势是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尽管它们的立场、措施及背后所代表的国家利益迥然不同。在相互信任的关系结构尚未建立且即便形成也将十分脆弱的情况下，俄罗斯、西方及乌克兰临时政府势必会应用种种手段来谋求于己有利的谈判地位。这样一来，制裁与反制裁、介入与反介入的各种场景将会不断上演。
在某种程度上，深度卷入乌克兰危机的俄罗斯和西方的行为逻辑具有强烈的历史周期内涵。这只是过往数百年间，俄罗斯与西方在欧亚大陆中部地区复杂博弈的一个缩影。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俄罗斯和作为“他者”的西方对彼此角色的认定出现了严重的张力。对俄罗斯而言，基于庞大的空间幅员、久远的帝国传统、独特的文明特征、天然的使命意识，它已经习惯将自我塑造为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核心力量”。而对西方而言，俄罗斯始终不是现代性、进步性的产物，因而怀疑俄罗斯并非真心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接受欧洲标准而只充当边缘性权力。由此，自沙俄伊始的俄罗斯外交始终围绕着谋求“核心”力量的认同、消除西方视野中的边缘身份而运行。在此过程中，除了短暂的与西方合作外，更多的情况是：为了获取西方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俄罗斯不惜用越来越激烈的方式体现自身的存在，这反过来又刺激了西方内心对俄罗斯的隐性恐惧，从而被西方视为一种挑战性和破坏性兼具的“修正主义”力量予以打压。这一点在此轮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无论乌克兰危机最后如何解决，俄罗斯与西方相互认知的“核心-边缘”综合体结构都极有可能进一步固化。换言之，俄罗斯的堡垒意识和传统的“不安全感”可能再度成为一种主流思潮。从俄罗斯主要智库及政治家的种种表态看，未来主导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主要规则将不外乎以下几条：第一，俄罗斯战略上是孤立的，它只需要自己。大国是同它争夺势力范围的对手，而小国则是这种争夺的对象和目标。为了生存和繁荣，俄罗斯必须成为对内团结、对外独立、对毗邻周边深度作用的力量中心。第二，当今世界是各方斗争、对抗以及为了争夺资源和市场进行残酷竞争的战场。合作并非出自政治家们的真实内心或善良愿望，而是国家间竞争的结果，其意义就在于确定未来合作的条件。第三，国内外舆论是有关势力人为操控的结果，名誉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形象，而形象的树立或摧毁都是因人而定。因此，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指导准则。只有利益，而非虚幻的价值观和束缚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处理对外事务的措施就是务实地操纵各种不同利益。第四，俄罗斯拥有的自然资源，首先是油气资源，是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拥有的最重要竞争优势。核武器仍是最主要的安全保障。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两样外交武器。
尽管如此，当下俄罗斯与西方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制裁与反制裁，虽趋于升级，但尚不足以启动一场新的冷战。俄罗斯和西方都十分清楚，在各自面临许多新威胁、新挑战的情况下，二者都无力再开辟一条新的对抗战线。最重要的是，持续冷战已丧失其所必需的基本的结构性先决条件。正如英国肯特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理查德・萨克瓦所指出的，俄罗斯不处于对美国霸权构成系统性挑战的中心，它不仅缺乏进行这种挑战的资源，而且也不具备思想基础和公众基础。同时，在全球权力转移加速进行的背景下，俄罗斯远不是美国所要优先考虑的对象，超级大国两极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即便在能源领域，小规模的“油气冷战”似乎都很难爆发。尤其是对欧盟而言，俄罗斯与欧盟之间自冷战以来即已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的能源供需结构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替置换，任何试图将能源作为制裁手段的做法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普京当局在提高出口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后，直接向欧盟说明这可能对俄欧天然气合作产生的负面作用，旨在迫使欧盟在乌克兰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中顾及俄罗斯的传统利益。在此情况下，“架照吵，舞照跳”是一种极有可能的发展前景。换言之，和2017年以来俄罗斯与周边邻国所有的能源争端一样，俄罗斯有望在实现基本战略目标后仍将回归能源的政治性商业行为本质，从贸易和合作的视角而非基于地缘政治和对抗的考虑处理对外能源关系。能否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可能在于西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尊重和满足俄罗斯在欧亚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优先权。
（相关简介：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探讨中心副主任。）
一战启示录：
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冲突及其后果
文/岳健勇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这一事件引发了以德奥意（同盟国）为一方、英法俄（协约国）为另一方的欧洲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并迅速波及欧洲列强在海外的殖民地。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全方位工业化战争，各种最新式的现代化武器被陆续投入战场，战争之惨烈规模空前，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之大更是前所未有。交战各国为赢得胜利，纷纷通过国家力量动员一切经济、金融以及文化等资源，进行总体战。
在西线，由于双方势均力敌，战争开始不久便陷入胶着状态。1918年初，东线的俄国在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战争，德国得以摆脱两线作战之窘境，在西线连续发起大规模攻势。到1918年6月，德国几乎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美国援军的及时抵达以及对协约国提供的巨大物资援助，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在德军攻势瓦解、被迫转入防御的同时，英国海军对德国的有效封锁导致德国后方战线崩溃，德国终于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1918年11月11日，德国接受英法提出的停战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战结束前后，欧洲三大帝国相继垮台。战后，美国国力空前加强，但英法依然主宰着欧洲和世界事务。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试图通过“集体安全”维持欧洲和平。然而，对重建欧洲均势的不同看法很快导致了英法对立。英国的衰落、美国固守孤立主义以及1929年的大萧条，令金本位制和全球经济无法再建，各国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极端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这令国际关系空前紧张。奉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德国和苏联以现代帝国形式再度登场。纳粹德国的崛起及其扩张政策再次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极端年代的欧洲和平危若累卵，“二十年危机”（E.H. Carr以此形容两战期间的国际形势）为下一场大国间的厮杀准备了一切条件。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陷入了更大的灾难。 一战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吗？为何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未能阻止新的世界大战？历史的悲剧还会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演吗？
一战爆发：偶然还是必然？
一战的发生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国际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持“偶然论”的历史学家认为，虽然在战前，两大同盟剑拔弩张，但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盘算，同盟内部的团结并非无懈可击，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对俄国的盟友塞尔维亚宣战，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张用来警告俄国的“空头支票”。其次，双方都力图分化对方阵营，为此并不排斥单独与敌对同盟内的国家进行合作和妥协，如英德关系在1912年德国放弃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后出现缓和。再者，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体制虽已式微，但有关国家直到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刻，仍希望通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来避免战争。
1914年的“七月危机”无疑是一战前数次外交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也是一战的引爆点。但假如俄国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接受德国的警告而暂不实施总动员，假如法国没有紧随俄国之后，德国就没有理由向法俄两国宣战；即便德奥与法俄进入了战争状态，如果德国有所克制，没有强行穿越中立国比利时的国土，英国就很可能会恪守中立，至少不会立刻对德宣战。
问题是，即便上述假设成立，也至多是延缓了欧洲大战的爆发，因为敌对双方均有更大的动力追求战争而不是和平，来建立自己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或维持欧洲的均势。所有大国都有主动发起军事进攻的明确意图，除英国外，其他的大国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政体，其内部对外交政策起决定或主导影响的都是军方和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后者出于追求国家生存的权力政治的本能，都有强烈的战争意愿，都认为自己是出于爱国主义而进行战争准备，这恰恰得到了当时舆论的广泛支持。
对敌国能力和意图的误判以及对战争全局的误算，也促进了有关国家迅速进行战争的决心。受到法俄包围的德国在战前就过高估计了俄国的经济前景和工业潜力，俄语论文，认定早打比晚打更有利于德国摆脱未来的战略困境。俄国虽然认为推迟战争有利于进行更充分的战备，但认为，若屈从于德国的威胁必将损害俄国的大国地位。
此外，认知上的缺陷也助长了军事冒险心理，德国参谋本部深受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陆战思想的作用，俄语毕业论文，关于海战以及未来总体战衍生出的经济战知之甚少，以至于对未来战争局势的发展过于乐观。
由此可见，敌对双方的政治和心理因素为战争的爆发提供了巨大动能。1912年前后，双方纷纷制定战争计划，虽然制定计划本身与战争是否必然发生没有直接关联，但双方几乎不约而同选择在此刻制定战争计划则完全是情势所致。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和德奥-法俄的陆军军备竞赛，都在推动外交危机不断激化和扩大，因此，虽然七月危机未必一定会引发世界大战，但大战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事实上，和平之脆弱和战争的一触即发早在10年前就已露峥嵘。1904～1905年发生在远东的日俄战争，几乎将所有已缔结同盟条约的欧洲大国卷入其中，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
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
如果说战争动能提供了战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那么，引起战争动能的势能就是一战前欧洲均势遭到破坏而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均势的改变是国家间实力消长的结果。在欧洲六个大国（great power）（英法俄德奥意）中，英德关系至为关键，因为英德是欧洲最强的工业化国家，德国作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最有能力打破欧洲均势，称霸欧洲大陆。英国的优势在于海上霸权，故而维持欧洲均势历来是英国的基本国策。19世纪末，英国实行了相当灵活的联盟政策，这种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外交被称为“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
英德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实力地位的改变。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均势外交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基础。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举行国际会议，就实现欧洲长久和平达成共识，即一旦某个强国崛起，破坏了欧洲势力均衡，其他国家自动组成反对该国的联盟。这个被称为“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或“维也纳解决”（Vienna settlement）的国际会议制度维持了欧洲近40年的和平。1854～1871年，欧洲内战频发，所有大国都卷入了厮杀。1871年德国通过普法战争击败法国，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从此，维持欧洲均势的基础不再是国际外交会议，而是大国建立的联盟体系。
1879年和1894年，德奥和法俄先后结成同盟。1904年和1907年，英国与法俄分别缔结同盟。自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经历了漫长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十分脆弱，因为联盟对峙所形成的均势并不稳定。在工业革命时代，工业扩张和对外贸易引起的国家实力的消长要快于以往任何时代。在工业革命的意义尚未被充分认识之前，自由贸易理念一度（1850～1860年代）通行于整个欧洲，虽然彼时的欧洲尚处在战争的动荡之中。1871～1914年的“漫长和平”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欧洲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大大增加，而欧洲大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即使与今日相比也毫不逊色。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结束后加入了金本位制；1895年，俄国也加入其中。到一战爆发前夕，所有大国都加入了金本位制，这关于稳定国际货币关系、促进各国经济合作起到了积极影响。
但是，在民族国家体系里，权力政治始终是国际关系的主题。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权力的基础就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工业，这就必然与自由贸易的准则产生冲突。事实上，英国直到1847年才开始推行自由贸易。从1870年代起，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德国和法国先后抛弃了自由贸易体制，转而推行保护主义，大幅提高关税水平。不过，这种旨在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拒绝对外贸易，因而与全球化并行不悖。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除了英国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外，所有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国都对本国产业实行了高关税保护。到1914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大国的关税水平都开始下降。 关税保护关于德国崛起成为经济巨人功不可没，而经济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是完全吻合的。普法战争结束后，随着德国工业实力的迅速增长，英国霸权开始衰落。1890年，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去职，德国转而推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大举向海外扩张。这绝非偶然，虽然俾斯麦本人关于开拓殖民地毫无兴趣，但德国走向世界政策恐怕很难避免，因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资本主义是个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概念的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不同的是，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是个经济概念，指的是经济发达的宗主国与不发达的殖民地之间建立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垂直分工关系。按照1950年代的著名左翼理论――“依附论”的解释，世界体系是由核心（发达国家）和外围（不发达国家或殖民地）组成的，前者通过国际分工与后者进行不平等交换，使财富大量流向自己，从而使后者长期处于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状态。在二战结束前的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宗主国和其殖民地之间大体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关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虽然欧洲内部的全球化（经济相互依存）提供了其产品输出的通道，但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则必须依靠国家强权夺取殖民地，建立海外帝国（overseas empire）。
问题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权力政治，帝国存在的理由不可能单单是为了便利宗主国的剥削，还有国际体系带来的国家生存的压力。这就使“帝国构建”（empire building）具有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含义，帝国的经济含义是为其宗主国提供原料和市场，其政治含义则是确保宗主国的战略自给（strategic autarky），也就是保障宗主国一旦在战时被敌国切断贸易联系，仍拥有充裕的食品来源以及工业和军备生产所需的一切或绝大部分工业原料。
从18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新帝国主义时代，争夺殖民地、建立帝国成为了欧洲大国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德国的世界政策对大英帝国“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构成了挑战。一方面，德国工业实力（以钢产量衡量）从1870年只有英国的一半，上升到1914年两倍于英国，在这样的实力背景下，德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特别是其野心勃勃的建造“无畏舰”的计划令英国深感不安；另一方面，德国向南部非洲的扩张直接威胁到英国通向印度的“帝国生命线”的安全。
德国的殖民扩张最终没能撼动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国通过1899～1902年第二次英布战争控制了南非，从而消除了德国的威胁。在军备竞赛方面，英国不惜动员其海外帝国的资源，最终以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迫使德国放弃了海军军备竞赛。
在帝国主义时代，战略自给的重要性使帝国变成了绝不容他国染指的宗主国的“私产”，这就意味着宗主国和其殖民地共同构成了相对封闭的区域贸易集团。作为“帝国构建”的后来者，没有海上优势的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已无法像英国那样攫取到资源丰富且能够将各处海军基地在全球连成一片的广大殖民地；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占有的少量殖民地无论在经济还是战略意义上，都无法与英帝国相提并论。在这样的形势下，鉴于工业化对原料的巨大需求，以及对俄国工业潜力和军事上可能陷入两线作战的恐惧，德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在欧洲内部扩张势力范围，以建立国家生存乃至争夺未来欧洲霸权的经济基础。
很显然，德国的选择是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产生的压力所引致，但这一选择给德国造成了极大的道义和战略困境。其他欧洲列强通过征服落后民族建立海外帝国并不会或至少短期内不会作用欧洲均势，尽管其帝国的“非开放性”令德国无法在海外原料的获取（access to materials）上“利益均沾”，最终必将作用到欧洲均势，但这毕竟是远景。而德国一旦转向欧洲内部扩张，无论是通过胁迫还是利诱其邻国加入德国支配下的中欧关税同盟（Mitteleuropa），都将立即破坏欧洲均势，引起其他列强，包括其盟国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应。
在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关于德国在欧洲的扩张意图早已了然于胸。大战爆发后不久，随着《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的实施，德国的战争意图暴露无遗。德国内阁顾问制定的《九月方案》建议，直接吞并德国东部和西部边界的一些地区，如低地国家比利时的列日、卢森堡、法国的隆维-勃利耶（Longwy-Briey）铁矿盆地以及波兰的边界地带；比利时的残余国土、俄属波兰以及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三省保持形式上的独立，但必须与德意志帝国结成关税和货币同盟，德国将向其派驻军队，并控制其铁路。这份方案清晰地表明，德国的目标是通过对这些地区（包括其盟国和缓冲国在内）资源的控制，将其变成足以与英帝国相抗衡的“经济后院”（economic backyard）。
在英国看来，德国的战争目标不啻于重建拿破仑帝国，这是英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为此，英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战争目标：通过摧毁德国舰队及其海外帝国，恢复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重建欧洲均势。事实上，英国朝野在战前已清醒地认识到德国挑战欧洲秩序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如果法国不保，俄国必然立即屈服，彼时，欧洲均势将不复存在；一旦出现那样的结果，英国势必会像百年前的拿破仑战争时那样，被彻底逐出欧洲。因此，法国的生存事关英国的命运，英国必须做出反应。有历史学家认为，战争爆发后，即使德国没有破坏比利时中立，英国也必将参战。
“二十年危机”：漫长的休战（1919～1939）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接受了英法提出的停战条件，一战正式宣告结束。美国参战关于协约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因而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对于如何构建战后欧洲秩序的发言权。建立战后新秩序的核心是如何处置德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欧洲列强热衷的均势颇为反感，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以取代均势结构，也就是通过创建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来实现“集体安全”。威尔逊认为，德国应当被重新接纳进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一俟德国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战争赔偿问题可重新协商解决。 美国的主张受到了英法联合抵制，两国认为，战后和平应当是“欧洲的和平”，而不是“美国的和平”，战后国际体系仍应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上。于是，英法联合主导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法国的力主下，德国受到了严厉制裁，不但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还被强加了巨额战争赔款；德国的军备水平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德国既没有被肢解，更没有被全部占领，德国的工业能力完好无损，这为其日后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一战结束后，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盟国之间的团结开始出现裂痕。英法虽然都坚持以均势准则作为重建战后和平的基础，却因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发生了冲突。法国十分畏惧德国的工业潜力，千方百计地利用《和约》条款来削弱德国，并延缓其战后复兴。英国由于战争目标（摧毁德国殖民地、收编德国舰队）已经实现，因而反对过分压榨德国；英国认为应鼓励德国重返欧洲协调，以牵制法国称霸欧洲的企图。
英法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为德国日后提出修改乃至推翻《凡尔赛和约》提供了理由。由于参议院反对，美国最终没有参加国联，并拒绝与英国一道为法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的淡出对欧洲的稳定十分不利，因为在1925年德国恢复大国地位之前，欧洲大国的数量已经由6个减少到3个（英法意），这使得大国更容易自行其是，从而使欧洲均势更加不稳定。没有美国作为欧洲稳定的保障者，国联不过是一个更为制度化的“欧洲协调”机构，其能否作为，完全取决于英法两国采取协调行动的意愿和能力。
巴黎和会后，英法围绕德国赔款以及法国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等问题产生的冲突进一步扩大。为争夺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英国甚至一度（1920年代）准备诉诸战争。在欧洲之外，美国国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美国海军实力迅速增强。虽然欧洲时代尚未终结，美国世纪刚渐露曙光，“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已越来越岌岌可危。为此，英美都制定了针对对方的秘密战争计划。两大民主国家为争夺和捍卫世界霸主地位几乎兵戎相见，这是对半个多世纪后的“民主和平论”的莫大讽刺。所幸，不久之后，纳粹德国的兴起对英国构成了更强大的挑战，英国遂不得不“慨然”接受美国“和平崛起”。
大国之间无处不在的权力政治为国联建立“集体安全”蒙上了阴影。美国既不愿意承担稳定欧洲的政治责任，也不愿意利用其经济和金融实力，来构建一个全球性自由贸易体制。它感兴趣的仅仅是重回一战前的自由放任和门户开放。美国固守孤立主义并非没有缘由，虽然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最为雄厚，但美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非常小，其内部大市场足以消化本国大部分工业品，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工业资本家强烈反对美国在海外“多管闲事”（自由国际主义）。没有足够大的全球经济利益的存在，美国受国内政治的牵制，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余地就非常有限。关于美国来说，在其受邀介入欧洲事务之前，欧洲人首先需要管好自己。
问题是，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大国均无实力构建一个全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局面，即在欧洲的多极化政治“丛林”中，权力政治与经济民族主义的结合导致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和对立加剧。1929年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各国为摆脱危机，纷纷采取极端化的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方针，导致世界贸易进一步收缩和国际关系的严重恶化，这被公认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
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战前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世界经济大萧条进一步扩大了。德国在一战后被剥夺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战胜国的帝国体系得到强化。1932年，英国实施“帝国特惠制”，通过把其帝国与世界市场隔断，阻止其他国家向其倾销产品和获取原料。这就刺激了其他大国特别是没有或缺少殖民地的德国和日本的帝国扩张欲望。
一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的帝国国防军（Reichswehr）军官告知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德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既非军事效能低下，也非战略战术失当，而在于德国从海外获得食品和原料的通道被封锁。这一结论对日本震动很大。关于日本这样的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在帝国主义多极化时代，“帝国构建”事关日本的存亡。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划“9・18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就是受此思想的启发。
希特勒在其上台前所著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里，明确提出要为日耳曼民族夺取庞大的生存空间。其背后的逻辑，就是要获取能够保证德国战略自给的全部物资所需，作为德国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基础。既然海外帝国已无从建立――这是比一战前更为严峻的现实，其他大国的殖民帝国又对德国封闭，那么，通过战争建立一个欧洲大陆帝国（continental empire）顺理成章。英国20世纪的历史学家泰勒（A.J.P. Taylor）认为，希特勒的帝国梦想并不新奇，控制中欧是德国自腓特烈大帝（1712～1786）以来即孜孜追求的地缘政治目标。
面对第三帝国崛起对欧洲均势构成的严重挑战，英法统治精英采取了极端短视的绥靖政策。一战带来的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在英法等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心中造成了深深的恐惧，这一心理恰恰被希特勒看透并加以利用，希特勒通过外交恐吓和小规模军事行动不断突破英法的底线。到1939年8月31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德国得以在战略上避免两线作战。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在德国和苏联的夹击下迅速亡国，而英法在西线的“奇怪战争”（Sitzkrieg）则使欧洲和平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在两战期间的20年，国际体系的权力政治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非但没有随着战后和平的到来而减弱，反而比一战前更加激烈。但此时，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则是一个比帝制德国更加危险、战争意志和动员能力强大百倍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
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这样总结两战发生的教训：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在一战前应适当绥靖德国，二战前则必须坚决遏制德国。或许如此！问题是，如果没有对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进行相应的变革，绥靖抑或遏制，真的能够消除战争吗？还是仅仅推迟了战争？
战争与和平：未尽的话题
一战爆发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演化至今，其控制世界的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殖民征服进行“帝国构建”，而是为世界建立规则。二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超强国力，精心构建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rule-based）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世界各国通过自由贸易获取原料的途径得到了国际制度的有力保障；同时，美国通过向其盟国提供广泛的安全保障，彻底改变了西方阵营内部的国际关系，实现了“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1991年苏联解体后，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争夺的新的全球冷战难以再现。实现人的发展、人的尊严以及人类安全的理念已成为全世界共同接受的价值，这与现代化本身是完全相容的，也正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的内涵所在。但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中，权力政治的阴影犹在；在发展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全球化虽然促进了全球经济繁荣，但也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全球失衡，并导致主要大国为获取不可再生资源而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些都给世界和平蒙上了阴影。如果说一战前的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么，当前的第三波全球化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政治悲剧，给世界带来持久和平吗？人们拭目以待！
（相关简介：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先后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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