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下简称俄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领导层发生分裂，出现两个中央并立的局面。俄共11年曲折历程，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的历史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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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迅速崛起的俄罗斯共产党
1990年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苏联共产党（以下简称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主张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苏联开始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各类政党一时蜂起。俄共成立于1990年6月，拥有680万党员，是苏共中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1991年“8.19”事件后的第四天，叶利钦发布禁共令。下午，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次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解散。25日，叶利钦宣布暂停俄共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解散其组织并没收财产。
1992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就37名俄共代表提出重新审理叶利钦“禁止俄共案”作出裁决，认定叶利钦解散俄共基层组织属违法，同时判定俄共有权享有苏共部分财产。1993年2月，俄共召开重建与联合大会，原俄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当选为俄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3月，俄共获准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重建后的俄共宣布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布）――联共（布）――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和“作为人类历史未来的共产主义”为目标。十几年来，在原苏联和东欧地区，俄共成为一个始终保持共产党名称，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纲领最完备，组织机构最健全的党，并在1993年、1995年和1999年国家杜马选举中两次占据第一大党地位。
俄共的迅速崛起，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走入困境的政治见证。在一般俄罗斯人眼里，激进自由主义改革是叶利钦时期掠夺式私有化的代名词。1991年7月1日，俄罗斯颁布《国有公司私有化法》。1992年1月2日，盖达尔政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开始实施“休克疗法”改革：取消计划管理，全面放开物价和外汇管制；减少补贴，增加税收，提高利息，紧缩财政和信贷；出售国有公司和搞股份制改造，实行私有化。当时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似乎只需半年，俄罗斯就可以走上自由与幸福的天堂。然而严酷的现实是：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6%，工业生产下降70%，人均实际收入下降50%，肉牛和奶牛产量下降75%，粮食生产下降55%，投资减少75%；内外债累积一度达到2250亿美元。在社会溃败的废墟上腐败之风蔓延，两极分化严重。1999年，俄罗斯人均月工资仅合54美元，而退休金只相当于23美元。一批迅速暴富的“新俄罗斯人”，在1995年仅个人消费这一项，就花去了45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一年用于国防需要和军队开支的好几倍。金融寡头阶层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急剧增长。1993年2月，俄共恢复组织活动后，4月，党员人数增加到68万；12月大选中，争得45个议席，成为第五大议会党团。久加诺夫抨击：资本主义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其摆脱困境。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也呼吁：俄罗斯必须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恢复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各地相继建立起一大批左派政党和团体，他们重新联合、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久加诺夫总结斗争经验后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一致，不能是各种政党和集团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形式上的联合，也不是靠把它们的理论纲领加以折衷，而只能靠从当前客观条件出发的正确的具体纲领。1995年1月，俄共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最低纲领，规定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建立广泛联盟，通过议会途径使这个联盟掌权的战略任务。会议提出“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的行动口号，制定了俄共议会党团应当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工作的策略方针。12月17日举行的第二届杜马选举中，俄共获得157个代表席位，占三分之一强，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是俄共进入鼎盛时期的明显标志。以俄共为主的议会反对派作为社会贫困阶层的代表同总统权力集团的抗衡成为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主要内容，俄共也成为现政权强有力的竞争者。
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叶利钦以微弱优势击败久加诺夫，但是俄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拥有的群众基础和政治作用却不容忽视。对于选举失利的原因，俄罗斯政治学家及各国学者的主要看法是：俄共的竞选纲领不切实际，没有给选民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俄共竞选资金不足；久加诺夫本人缺乏领袖魅力；叶利钦利用执政地位，在竞选中采取了俄共所缺乏的各种有利手段等等。实际上，在整个选举中，社会心理也是一个重要变量。俄罗斯大多数选民中普遍存在既留恋过去曾经有过的超级大国地位，又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矛盾心态。俄共领导人并没有注意略论社会心理的巨大反差，反而在自己的纲领中强调：俄共在取得总统选举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就恢复苏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修改现行宪法，彻底改变全面私有化政策。叶利钦等人指责俄共掌权后将要恢复“专制”体制，俄语论文范文，并散布“共产党人准备乘总统选举之机非法夺取政权”。社会调查显示，俄罗斯人民对现实生活水平下降极为不满，但78%的人不愿意回到过去。1996年俄共在总统选举中的失败，反映了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矛盾，只不过这个矛盾被政党政治扭曲了。
政治激进时期的逐渐消退与俄共面临的挑战
俄共自1996年总统竞选失败后面临新的挑战，首先来自于自身矛盾：即在社会民主党化和走苏共路线两者之间摇摆。
有学者认为，所谓“社会民主党化”，实际上是俄共总结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在市场经济、议会多党制等问题上改变了传统看法并在实践中调整了具体政策。俄共暂时放弃“夺取政权”、“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等激进政治口号，对政府采取适度妥协政策。比如同意参加由总统、总理、议会上下两院议长参加的会谈和由议会各党派参加的协商性“圆桌会议”，在议会表决中支持主张采取稳健经济政策的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和普里马科夫政府的各项政策，而且赞同俄共代表进入普里马科夫的联合政府。但是这种妥协是有限的，在适当时机，俄共组织力量反击，甚至发起了对叶利钦的弹劾案和限制总统权力的修宪运动。久加诺夫因此遭到来自党内左、右两翼派别的攻击，俄共也发生了组织分化，党内相继出现了“列宁――斯大林纲领派”、“支持军队运动”、“精神遗产运动”和“俄罗斯运动”等反对派别。1999年议会选举前，“支持军队运动”、“精神遗产运动”表示单独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俄共再次失利，虽然保有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其作用力逊色于议会中以“团结”党为主的中右翼势力。
俄罗斯政治激进时期，随着1999年普京担任总理并于2000年当选总统后逐渐消退，较叶利钦激进自由主义而言，普京的执政理念发生巨大变化。他主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帮助俄罗斯，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迅速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普京在基本遵守现有民主秩序的前提下继续实行“软专制”，以铁的手腕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加强宏观调控，扶持民族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1999年俄罗斯GDP增长3.2%，2000年增长8.3%，2001年增长5%，2002年增长4.2%，2003年增长7.3%。五年的持续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3200美元，表明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期已经过去，开始进入恢复性经济增长期。在治国方略上，普京吸收了俄共一向用以对付叶利钦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的口号，用以凝聚民族向心力，保持政治稳定。
鉴于俄共势力强大及在群众中的作用，普京在执政初期对俄共采取怀柔与笼络态度。但这种平衡并没有维持多久。2000年5月27日，普京授意改建“团结运动”为“团结党”，吸收了此前宣布解散或停止活动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全俄罗斯运动”、“俄罗斯统一与和谐党”等成员。2001年7月12日，《政党法》正式公布后，形成了以“俄共”、“团结党”和右翼力量联盟为代表的三股政治力量，逐渐向普京最终建立以两党或三党制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治体系过渡。《政党法》的颁布，促使中派实行联合。12月1日“团结党”与“祖国运动”组成“团结――祖国联盟党”，普京在成立大会上指出，俄政治激进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属于那些善于克服私心和放弃狭隘政党利益的政治力量。普京宣称：尊重前苏联过去的历史，但是不能重复过去的历史，这是他与俄共合作的政治底线。
政治经济的初步稳定发展，不仅使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天平朝着有利于总统权力的方向发展，而且包括俄共基层党员在内，群众的心态也发生了倾向于总统权力而不利于俄共的变化。政治经济变化导致社会心理的变化，应该引起俄共的高度重视，加快政策创新的力度。但一些略论家认为，久加诺夫的报告与十年前相比看不出什么变化，不管普京的方针路线是否符合俄罗斯国情民心与时代特征，俄共仍旧以“当局强硬反对派”自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只会一味反对，而拿不出建设性意见。2002年2月10日，久加诺夫代表俄共《告人民书》：近10年来俄罗斯减少了800万人口，损失了一半的工业，农业步入衰落，国家财产被一小撮寡头和腐败的官僚瓜分了。“我们不会使你们回到过去，然而，我们将从过去汲取所有好的东西，以便使俄罗斯能够充满信心地向前发展。不要听信对我们的中伤和诽谤。共产党人犯过错误。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共产党人曾经取得过伟大的成就。正是苏维埃时期，我们国家达到了强盛的顶峰。”久加诺夫的话是正确的，但在俄罗斯现实社会中已缺乏过去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激进情绪已经被现实主义所取代，他们期盼普京创造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的奇迹。
俄共所面临的困难，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因由。在政治上，俄共宣称不是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而只是社会贫困阶层（包括最贫穷的城市居民、乡村居民、退休工人、多数军人、部分大学生）的代言人。普京主政后表示政府将考虑那些支持俄共的选民的利益，并推行一系列消除社会贫困的政策，使占社会人口34%的贫困阶层发生变化，贫困阶层数量相对减少。社会阶层的分化，要求俄共制定相应政策，扩大群众基础。然而俄共坚持他们的行动纲领必须以社会贫困阶层的意愿为出发点，这是正确的，但结果却把原来自己营垒中已经脱离贫困阶层的人推到中派一边，俄共也不得不面临被社会其他社会阶层孤立的地位。
2002年4月，“团结党”改称为“统一俄罗斯党”，其议员人数超过俄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3日，议会中支持普京政权的中右势力向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发难”，他们联合提出要求重新分配俄共控制的一些议会主席职位的议案并获得通过。在这一争斗中，俄共中央委员、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等俄共上层领导人，因拒不执行俄共中央《有关俄共党员自动放弃所有担任的议会领导职位的决议》被开除出党，俄共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5月27日，普京公开批评了俄共中央对于开除谢列兹尼奥夫等人的决议，表示继续支持他留任杜马主席。其他政党也支持谢列兹尼奥夫继续担任杜马主席，直到2003年新一届杜马选举为止。7月13日，谢列兹尼奥夫宣布成立“俄罗斯社会党”（9月7日将其领导的“俄罗斯运动”正式更名为“俄罗斯复兴党”），这与7月18日普京公开建议俄共更名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意图不谋而合，也在政治上表明“建设性反对派”与社会民主党价值取向的合流。普京在回答记者对于俄共前途的提问时说：如果他们立足于当代价值观，不再对已经失去原有效力的东西念念不忘，这一政党无疑是有前途的。如果不能及时意识到时代变化对政治组织的作用，它就将面临一段艰难时期。俄共没有接受普京的更名建议，再次表明决不妥协的政治准则立场，也加大了党内反对派的离心倾向。
俄共与中派势力的较量，使俄共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大为降低。2002年6月全俄社会舆论探讨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俄共在群众中的支持率为29%，虽仍居各党之首，但比4月的35%下降了6个百分点，为2000年以来最低点。8月5日，俄罗斯《消息报》称，俄共在确立有效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系口号下，争取的是那些有抗议情绪的选民，而很大一部分选民寄希望于普京总统。该报还说，共产党的政治潜力和院外活动资源在短时间内大大缩水，俄共在遭受沉重打击以后，久加诺夫在党内地位发生动摇，一些专家已经开始在俄共上层寻找能够组织起新力量的接班人。谢列兹尼奥夫另立新党以后，提出要与总统、政府以及各政党和社会组织进行建设性合作，“建设性反对派”的价值取向对俄共内部产生一定吸引力，其离心倾向仍在加剧。
俄共与中派较量的失利，使普京的政治权力进一步巩固，俄共已经很难阻止当局提出的法案在杜马中获得通过。以往，普京经常会见包括俄共在内的各派领导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只会见中派政党领导人，基本上不再听取别的党特别是俄共领导人的意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杜马先后通过了《所得税法》、《劳动法》、《土地法》等重要法案，杜马终于成为普京可以控制的“橡皮图章”。
俄共中央分裂与俄罗斯政党政治走向
2003年12月7日，俄罗斯第四届杜马选举，俄共受到重创，得票率仅为12.7%，失去了857.3万选民，沦为杜马第二大党。200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普京以71.3%的高额选票当选，俄共候选人哈里托塔夫的得票率仅为14.7%。久加诺夫对失败原因进行总结时认为：强大的国家机器，56个自治共和国总统、州长、部长和市长加入到“统一俄罗斯”中去以及媒体造谣中伤是主要原因。他的略论进一步暴露出俄共内部对政治格局略论的偏差。
许多探讨者认为，从目前俄罗斯政党体制的格局看，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左、中、右，而是以共同承认市场经济与议会民主多党制为结合点的中左、中、中右三大势力。普京本人既定的改革方针，是把俄罗斯流行的三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者务实地加以结合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加以采用。就政党政治而言，普京对俄共采取的则是中派主义的准则，而俄共对普京的政治评价则没留有任何余地。久加诺夫在九大报告中说，当前社会主要分歧是对普京的态度问题。普京绝不是中派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的本能的信仰者。而自由主义对俄罗斯来说是致命的。久加诺夫抨击，目前的经济政治稳定，只是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价格。因此，执政当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使民众堕落，走向灭亡，向国外提供原料、廉价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妓女。俄共对于“不妥协的反对派”、“强硬反对派”的立场，都是由此政治立场而来。俄共党内以伊万诺夫州州长弗拉基米尔・吉洪诺夫为首的反对派，不认同久加诺夫的政治主张，要求其辞职承担政治责任，并主张同政府进行“建设性合作”。而久加诺夫的支持者则认为，俄共受挫是党内分裂分子造成的，要求清理队伍，并主张“从议会斗争过渡到上街游行”。两种政治主张的异同，使俄共党内分裂不可避免。
2004年7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俄共出现了两个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久加诺夫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并选举出120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同时，反对久加诺夫的共产党人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出10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吉洪诺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8月3日，俄联邦司法部作出裁决，承认俄罗斯只存在一个由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而吉洪诺夫主持的俄共代表大会为非法，理由是虚报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数。吉洪诺夫派决定最近申请登记一个新的以列宁主义为指导准则的共产党，它将在年底地区选举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时发挥影响，并很快会成为与俄共相抗争的现实力量。
在俄共中央分裂的同时，普京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更强硬的改革政策。俄罗斯杜马通过一项新法学，取消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所有社会福利方法。俄共未能阻止这个法学的通过，该法学用现金补贴取代原来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据调查，58%的俄罗斯人反对这项法学。二千多名退休人员聚集在杜马和克里姆林宫前示威，反对政府的这一法案，当局出动防暴部队驱散示威者。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左翼势力的支持，普京不仅加大了打击寡头集团的力度（7月19日，俄罗斯司法部宣布拍卖尤科斯企业的子企业尤甘斯克天然气企业的股份），而且在7 月23日，普京签署命令，将 “伏尔加格勒”改为“斯大林格勒”，以使人们重视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个卫国战争的根本转折点，尊重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英雄壮举，并忠实于俄罗斯国家的历史。
俄共分裂对国家体制产生重大作用，俄罗斯《新闻时报》称：此前，俄罗斯曾经有过一个称得上政党的组织，就是俄共。现在俄共分裂，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俄罗斯也因此成为“零党”制政治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加强了总统对国内所发生的所有事件的政治责任，俄共在议会作用政策、掣肘政府的能力进一步下降，有可能跌至无足轻重的地步，对总统的民主监督机制进一步削弱。同时，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考虑选举法改革，提高进入议会的门槛，最终可能会建立可控多党制，即由两三个主要政党掌控政局。这样，分裂后的俄共在下届选举中可能进不了议会，而当局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和“祖国”联盟都进入杜马，下一届选举将会出现可控多党制的雏形。俄共的分裂也可能使久加诺夫寻求与激进左派和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组织结盟。他在7月初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有必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与他此前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主张有准则差别。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俄共中央书记梅尔库舍夫公开表示：我们需要根本改变政治斗争的措施。如果俄共采取激进主义的斗争策略，俄罗斯目前拥有的政治稳定也会因此前途未卜。
客观地说，俄共的政治生命并不如媒体所言走到尽头。这是因为普京在政党政治上的中派路线对经济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有人甚至评价，普京在经济政策上没有跳出叶利钦时代的框架。所不同的是，叶利钦时代，金融寡头控制了国家全部权力，而普京当政以后，为摆脱大资本的控制，作出了巨大努力。虽然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已经被排挤出局，但是整个资本集团的力量仍然决定着国家的经济生活。大选中右翼势力遭淘汰，说明人们向往社会公正的心态日益强烈。普京多次表示不会审查私有化的结果，将维持政策的连续性。俄塔斯社7月29日消息，俄罗斯正在制订未来三年私有化计划，届时大部分国有资产会被出售。俄罗斯社会各界非常关注普京对实行十余年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态度。社会公正的缺失和人民对社会公正的渴望为俄共继续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活动提供了现实空间。问题的关键是俄共能否从现实挫折中汲取教训，审时度势，找到一条适合俄罗斯国情、符合人民心愿、适应时代进步潮流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俄共11年沉浮史，涉及了政党政治与时代变迁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纵观当今世界，一些执政多年的政党（既有信奉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俄语论文网站，也有信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政党远离时代发展，长期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管它信奉什么主义，被历史淘汰是必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意愿是政党兴衰的唯一尺度。与时俱进，与人民俱进，俄罗斯共产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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