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此基础上国家综合实力实现与中国的世界地位相适应的提高，以及“中等富裕”社会的建立。现代化道路――经济潜力的加速增长，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根本复苏，提高效率。现代化基础――社会主义，能够保证关于社会经济加速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集中，阻止大量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考虑到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科技方面的落后情况，可耕土地和其他必要资源的缺乏，邓小平拒绝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做教条式的模仿，而是探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摆脱落后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俄语论文题目，因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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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式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鼓励部分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其中包括私人经济。邓小平拒绝把计划与市场完全对立起来，而把它们看做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工具，并不规定它的属性。因此，邓小平决定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而且经过一系列过渡阶段，在现代化和改革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渐渐扩大了作为经济发展主要调节器的市场关系的影响。
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改革针对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目的是使生产关系不变成国家发展的制约因素。开放是指将中国引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使其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国外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最终提高中国的全球竞争力。
根据邓小平理论，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完成。邓小平持续不断地将市场关系引入经济的方针并没有伴随着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随着经济自由水平的提高，政治制度的改革并不在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拆除，而在于完善历史形成的国家一政治机制。政治制度的改革以与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需要相适的速度进行，不逃避由此引发的问题，但也不“急着向前”，而是渐进式、分阶段、考虑客观的现实条件的。邓小平理论中的政治一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依据“四项基本准则”治理国家。党的主要问题是在社会政治稳定的条件下保证国家坚定地向前发展，稳定是正常改革进行的基本条件。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提高效率和在现有的政权机制上发展民主、健全法治、把中国变成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在法学的基础上进行管理”。执政党是保证社会一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党建问题、加强党的纪律和增强党的内部管理成了中共领导人考虑的重要问题。
精神文明建设在邓小平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精神文明建设现代化是不可思议的。
邓小平理论实施的结果：经济潜力的高倍增长、人民生活总体水平显著提高、科技与文化水平的飞跃、大规模中产阶级开始形成。但是从旧有的命令一行政体制向国家调控和市场经济调节的体制的道路中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财富分化的加速、贪污、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到侵蚀，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
苏联解体后，俄语论文题目，俄罗斯官方宣传的俄罗斯现代化的目标和道路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设民主社会。国家的基础――按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模式建立民主体制，这个进程仍在继续。经济基础――在不断受限的国有经济成分影响下的经济和国家社会保障体制中的私有经济成分。进行现代化的基本手段――旧的政权机制的完全破坏和许多方面带有政治色彩的国有资产的大规模私有化。人为地、有目地建立大私有者是社会――政治变革不可逆转的保障。的确，这是精神文化的“非意识形态化”政策。
改革结果：市场经济和准则上普选产生的新的国家政权机制建立起来。问题是：经济潜力的大幅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灾难性的下降、关于自认为是文明国家不可思议的极端的贫富分化以及建立作为国家稳定和民主保障的中产阶级的幻想破灭；由于在地方和全俄罗斯水平上的市场垄断而造成的正常市场环境的缺乏；法学基础的不完备；国家行政机构内部行贿受贿之风泛滥；整个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整个国家管理的无效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行为；严重的精神危机以及由于上述现象所产生的不断深化的国家分化。
只是在最近几年俄罗斯才出现了政治相对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近几年，接连发生了民主收缩现象，这已经在事实上废除全民公决制度中和在联邦主体领导人直接民选制度被正式取消中表现出来。就非正常的私有化结果的法学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动摇”，地方受贿官僚与犯罪行为的联系以及俄罗斯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都说明了这点。但是，在整个官僚一寡头资本主义制度被保存的情况下，公民民主权利的收缩就是一种有利于这种制度的自我保护，而这种制度会阻碍国家发展并发生潜在社会冲突。
20世纪80―90年代苏联有机会在不考虑原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利用邓小平改革的许多积极经验，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相似性有利于我们这么做。但是，如果中国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走的是连续不断的对现有经济和政治基础的改革，那么俄罗斯在80―90年代进行的是经济和政治基础的替换，虽然不是同时进行的(比如，对国家财产的分配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从那时起，我们认为，俄罗斯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建立新的经济、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当然，当时我们能从中国的经验中汲取不少有益的东西，但是俄罗斯形成的政权体制妨碍了这一点，它们首先代表的是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胜利的和对改变近况不感兴趣的人的利益。显而易见，只有在国家政权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有意志和有能力在所有的政策方面作出严肃的矫正的情况下，只有在成功建立起利于大规模中产阶级形成的条件的情况下，中国经验才可能重新在俄罗斯被运用。
不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国外有关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中国的“渐进改革”的优缺点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毫无疑问，为解决发展道路选择这一复杂问题必须要考虑以下几点：(1)改革的真实而非形式上宣传的目的，目的预先决定了进行改革的手段和改革的“社会价值”。(2)要考虑国家的现实特点，而不是某种理论体系和模型的单一方面。(3)国家在确定改革目的、措施和速度上现实的独立性。(4)统治精英进行所宣称的发展战略的实际能力。(5)在不动摇社会―政治稳定性或者社会自身不会衰落的情况下社会所能承受的改革内容和速度。
关于到底哪一种改革模式更适宜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还是留给历史去回答吧。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不具备所谓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和相应的传统和民族精神――首先是个人利益的保护能力，其中包括公民在当局面前自我联合的能力一晴况下，对别人“土地”上运行良好的民主药方和自由市场的简单借用，简直就等于正式宣布民主的标准，这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内是不能自我达到所期望的结果的。这些都是一套最复杂的科学和理论问题，解决它应该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出发，从自己“土地”上“根深蒂固”的民主标准和价值观出发。在相反的情况下，官方宣传的甚至是写进法学中的民主准则不一定就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民主表现。还有，由此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从历史经验看，对待民主的态度像对待某种绝对的皇权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 刘荣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