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佐领是生活在中国清朝时期不同于俄罗斯人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清朝政府怀柔政策的感召下，从内心深处归顺了清朝政府，成为了大清帝国的臣民，进而融入中华文化中，成为了彻底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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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中文历史档案和中俄历史文献，从新的角度对俄罗斯佐领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进行了考证。
关键词：清朝；俄罗斯佐领；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K512.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4-0056-03
在中俄关系史上，俄罗斯佐领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现象。他们是侵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人。在俄罗斯的历史文献和论著中，他们被称为“俄罗斯百人队”，“阿尔巴津人”，后来还被冠以“远东开拓者”和“新土地发现者”的美名。而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和论著中，对他们也有不同称呼。清朝时期的学者正确地将之称为“俄罗斯佐领”，而现代有的中国学者受苏俄学者的作用，更多地将之称为“阿尔巴津人”。将俄罗斯佐领称为“阿尔巴津人”，淡化了俄罗斯佐领是中国人的事实。考察归顺清朝政府的俄罗斯人在清朝初期的所作所为，能够看出他们真心融入中华文化、成为大清帝国臣民乃至最终成为彻底的中国人的轨迹。
一、早期归顺的俄罗斯人忠于清朝政府
自顺治朝始，就有被俘或投诚的俄罗斯人以各种方式为清朝政府服务。要么直接被派到前线参与前线作战，要么充当说客，招降其他俄罗斯入侵者归顺清王朝。
在作战前线的清军中做翻译。在第一次收复雅克萨之战前，有两名投诚的俄罗斯人被编入军中服役，充当翻译之职。“理藩院谨题：窃查康熙十五年俄罗斯使臣尼古拉等，因不通我国文字，带回我先前所给敕书等因在案。经询镶黄旗六品官乌朗吉尔告称：副都统萨布素处之伊凡、阿嘎凡二人，曾习满文，能以俄罗斯文翻译满文等情。为此，现将发送雅克萨之满文、蒙文文书，送副都统萨布素处，由萨布素等验同译成俄罗斯文，一并发送。为此，谨题请旨。”［1］
康熙朝来过北京的俄国使者斯帕法里，在自己的出使报告中介绍了归顺清朝政府的俄罗斯人在中国的生活情况：
在理藩院充当翻译。一个从托博尔斯克归顺中国的俄罗斯人，在理藩院任职。“这个人现在被聘到理藩院担当通译，因为他懂俄文，俄语论文范文，而且也学过中文，用俄文写的各种东西他都能翻译。”［2］
委以教官之职。“现在中国的俄国人大约有十三人，其中只有两人是在阿穆尔河被俘的，其余都是从边境城寨，主要是从阿尔巴津寨逃跑出来的叛逃者。前年有三个人跑掉，他们由水路顺阿穆尔河逃到松花江口，在松花江被中国人接纳了，并立即送到京都。博格德汗给他们规定了薪俸，让他们结婚，加以任用。现在他们在博格德汗那里教中国人骑马射击和徒步射击。”［2］
献出情报表明归顺的决心。“耶稣会士告诉我们，并且让我们看一张地图，图上画着整个西伯利亚和全部城寨，并注明城寨里各驻多少人。这些都是叛逃者向博格德汗提供的，因为他们借此为自己邀功。”［2］
在前线参与清剿俄国入侵者的俄罗斯归顺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例子，游说负隅顽抗的俄国人投降清朝政府。在他们的现身说法下，经常有俄国军役人员投诚到清朝军队。其中，“旧投诚者”宜凡（今译伊万）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影响。
1683年4月23日，在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前，巴海等人上奏康熙皇帝，要求随军带上“甲士宜凡”，前往雅克萨送达招降书，并根据宜凡侦察敌人的守备情况再决定战术。巴海等人的奏疏得到了康熙皇帝和议政王大臣等人的一致赞同。宜凡因在第一次雅克萨战争前的准备工作中所起的影响，受到了康熙皇帝的特别嘉奖，开战之前被授予了骁骑校的官职。和他同时被授予官职的还有新旧投诚者五人［3］。
多人立功受奖。第一次雅克萨战争结束后，鉴于俄罗斯归顺者在围剿雅克萨守敌中所做出的贡献，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特意为他们请功：“旧投诚者罗刹宜凡、鄂噶凡、席图颁三人效力勤劳，亦宜给以官职”［3］。以此表彰他们对清朝政府的忠诚。
二、编成佐领的俄罗斯归顺者加快了融入中华文化的进程
清朝政府通过对俄罗斯佐领物质生活方面和婚姻生活的妥善安排，加速了他们融入中华文化的进程。
1685年清朝政府将他们编制成一个佐领：“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藉。”［4］清朝政府将他们安置在镶黄旗驻地北京城东北角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5］，给他们提供住房、衣食，发给年薪等一切生活所需，将中国姑娘许配给他们为妻。总之，“康熙皇帝赐给了阿尔巴津人一切宽厚待遇”［6］26。
“阿尔巴津人（俄罗斯佐领）在一切方面都得到了与满洲人同样的权利”［6］31，因此，俄罗斯佐领的物质生活待遇和其他八旗士兵一样。既有清朝政府定期发放的薪俸、口粮和住房，也有属于自己可以继承的土地产业及在国家组织中相关的官位世袭给子孙。按照清朝政府的规定，凡是属于八旗的在编人员，由清朝政府提供住房，按月发给每个士兵3两银子的薪水，按年发给每个士兵22口袋粮食。除了八旗士兵本人所享受的待遇之外，清朝政府还规定，八旗士兵10～15岁的子弟领取成年士兵的一半银饷和一半的口粮。结婚时发给值20卢布的银子，父亲或母亲去世发给值25卢布的银子［7］45。
俄罗斯佐领的婚姻家庭生活加快了他们远离母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的进程。早在1670年，来过北京的俄国地方使团就和俄国归顺者见过面，知道了他们融入中华文化的情况。“勒拿河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弗兰斯别科夫的属下阿纳什卡・乌鲁斯兰诺夫和费奥多尔・普辛的仆人帕霍姆。此二人均已结婚并改奉中国的宗教。”［8］
俄罗斯佐领和中国姑娘结婚后，善于操持家务的中国媳妇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精神信仰。
在生活方式上，俄罗斯佐领很快就学会了使用筷子。他们脱下过去穿的粗呢外衣和兽皮靴子，穿上了中国的绫罗绸缎，脚着软底布鞋，出入北京城里的酒馆饭店［7］44，俨然一付当时上层社会人士的派头。
在精神生活方面，他们的中国妻子要求他们学习中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信奉中国的宗教。生下的孩子因为从小就受母亲的熏陶，接受了中国的偶像崇拜。因此，俄罗斯佐领中间一旦有谁去世，尽管有神甫，却由和尚做道场安葬［6］28-29。
改名换姓，表明彻底融入中华文化中的决心。他们中有些人根据汉语发音取俄语第一个音节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汉姓：Романов（罗曼诺夫）姓罗， Хабаров（哈巴罗夫 ）姓何，Яковлев（雅科夫列夫）姓姚，Дубинин（杜比宁）姓杜，Холостов（霍洛斯托夫）姓贺［4］。
三、俄罗斯佐领远离东正教融入中华文化
刚到北京时，马克西姆・列昂捷夫作为神甫，坚持对俄罗斯佐领进行宗教信仰活动，为俄罗斯佐领主持祈祷、举行圣礼、讲法布道，并极力吸引中国人加入东正教会［9］。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俄罗斯佐领逐渐失去了对东正教的热情。俄罗斯佐领“除其中三人外，从在北京定居之日起就对基督教毫无诚意”。就连马克西姆・列昂捷夫的儿子费奥多尔，“虽然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儿子扎哈尔，但却不愿这样做。因此有很多人虽名曰俄罗斯人，但不仅其本人不愿领洗，而且也不设法带他们的孩子去领洗，因而后来几乎就没有一个人受过洗礼。”［6］27
俄罗斯佐领对自己的宗教缺乏兴趣也表现在他们对自己的神甫不像在雅克萨时那么尊敬。康熙年间，清朝政府曾命令他们随同清军征战，俄语专业论文，当时，清朝政府并没有打算让马克西
姆・列昂捷夫随军出征，可其他俄罗斯佐领不干，他们全都起来反对神甫，强迫他和自己一起出征。清朝政府官员极力劝阻，甚至指责他们不讲道理。但其他俄罗斯佐领却振振有辞，说他们打仗时必须有神甫为他们祈祷，这样打起仗来才会有安全感。于是，这帮俄罗斯佐领就把神甫马克西姆・列昂捷夫的头发剃光，按照中国人的发式，“在他的后脑勺留下一条象满洲人那样的辫子，带他一块儿出征去了。”［6］30而在神甫马克西姆・列昂捷夫去世后，其他俄罗斯佐领对东正教生活更是不感兴趣：“阿尔巴津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自己的司祭，他们也很少想到要不要司祭的问题。后来，眼看上帝大智大慧的神殿日渐倾圮，而又没有司祭。”［6］32
不仅老一代俄罗斯佐领不尊敬本民族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的后代因从小生活在中国的文明之中，对东正教既无感情，更无意识，从来都不去教堂做圣事活动，精神上完全中国化了。有一个叫叶菲姆・萨文的俄罗斯佐领后人，就经常在一帧圣母像前点上俄国和中国的蜡烛，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呈上供品。与此同时，他家里还有一个小佛堂，供着几个偶像，全家人对它们顶礼膜拜。另一个叫雅科夫・萨文的俄罗斯佐领后人有两个儿子，根本就瞧不起基督教的教规，而且对基督教极尽嘲讽之能事。还有一个俄罗斯佐领的孙子甚至在对别人提到自己是基督徒时会感到羞耻。他们不仅自己不去教堂，还禁止自己领过洗的妻子去教堂做忏悔。因为他们认为，在中国，一个妇女是不能随便跑到全是由男人充当的神甫那里去的［6］71-72。
俄罗斯佐领的后代按照中国人举行婚礼的方式娶妻，甚至像中国人那样将不如意的妻子卖掉，然后另娶一个；而且只要生活富裕，还可以娶多个妻子［6］72。
综上所述，俄罗斯佐领无论是日常生活行为，还是精神活动，都融入了中华文化中，与本土中国人无异。他们是中国人，不再是俄罗斯人了。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42.
［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三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27-628.
［3］何秋涛.朔方备乘(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企业，1964.
［4］清圣祖实录：第112卷［M］.北京：中华书局.
［5］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M］//张鹏翮，等.奉使俄罗斯日记――中国近代内乱外祸历史故事丛书.台北：广文书局，1968：68.
［6］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7］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йскойДуховнойМиссиивКитае［M］.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1997：45.
［8］班・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5.
［9］Восточны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академия.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 Далbнем Востоке -275 Ле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M］.C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ндреев и сыновъя，1993：6.
［责任编辑：刘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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