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朝初期，中饿两国之间语言文字的隔阂造成了信息交流上的障碍，多种语言的混用也给双方的进一步交流带来许多不便。为了提高交流交往的效率，双方经过多年交往的摸索，在没有培养出胜任使用两国官方语言翻译人才之前，俄语毕业论文，最终确立拉丁语为正式的官方交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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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俄国；媒介语言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2-0078-04
明末清初，中俄两国甫一接触就遇到了媒介语言的困难，一度使得两国在信息交流上出现了沟通障碍，错失了和平发展的机会。《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在双方日益频繁的官方交往中，逐渐确立了以拉丁语、蒙语为主要的官方交流语言，满、蒙、俄、汉语为辅的媒介语言，克服了交流障碍。但是，媒介语言交错使用导致双方交流效率低下，使两国政府认识到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清朝政府开办了内阁俄罗斯文馆，俄国政府创办了蒙语学校。但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的时间。在两国没有培养出合适的翻译人才之前，拉丁语被确立为官方交流的语言。
一、明末清初中俄两国因文字障碍而错失和平交往的机会
明朝末期，俄国因为对汉文的不识错过了同中国和平发展贸易的机会。16世纪末以来，随着沙俄越过乌拉尔山东扩，俄罗斯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17世纪初，俄国人在探究前来中国的道路上取得了突破，成功地到达了明朝首都北京。1619年，明朝万历年间，来到北京的伊凡，彼特林，以沙皇的名义请求中国皇帝接见，但因为没有正式的沙俄政府的官方信函和进贡礼品，明朝政府拒绝接见，但使团得到了一份明朝万历皇帝致沙皇的国书。在国书中，万历皇帝表达了和沙俄政府展开贸易，互派使者的意愿；希望彼特林回国后，沙俄政府再次派出一个正式的官方代表团前来洽谈。同时，尽管路途遥远，语言不通，且中国皇帝没有出国访问的先例，也不允许使臣和臣民随便出国，但是，如果中国前往俄国的道路探明，明朝是愿意打破惯例，派遣使臣前往俄国问候沙皇的。这封国书被带回俄国后，没有人能够看懂。因而，中俄两国建立贸易关系问题就被沙皇政府搁置起来。1641―1642年哥萨克骑兵叶麦利扬，维尔申宁随同土尔扈特部岱青台吉到西宁做过生意，带回去一封以明朝崇祯皇帝名义写给俄国沙皇的国书。在这封国书中，崇祯皇帝对自万历年间刚开始就中断的中俄交往关系表示了遗憾，表示愿意以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俄国使臣的来访。这封国书同样因为沙俄政府无人认识中国汉字而没有反应。这两封国书直到1676年尼古拉，斯帕法里来华访问时，才由耶稣会教士翻译成拉丁文。就这样，因为语言文字的不通，明朝时期的中俄两国错过了和平发展贸易的机会。
清朝初年，清朝政府尽力维持与沙俄的和平相处的关系。无论是顺治皇帝时期，还是康熙皇帝时期，都是通过书信传达和平愿望的。1653年沙俄政府派出的巴伊科夫使团前往北京。前期到达北京的随团成员彼得，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因为态度谦恭，得到了顺治皇帝致沙皇的国书和赏赐，顺利地完成了商品交易。但阿勃林带回莫斯科的这封用满、蒙文写就的国书俄国人还是看不懂。
康熙皇帝执政期间，中俄在东北黑龙江流域的军事斗争僵持不下。面对沙俄的入侵，康熙皇帝本着和平的愿望向俄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俄国政府交还逃入根特木尔(原为居住于石勒喀河地区达斡尔族酋长，清朝政府曾授予其四品佐领官职，康熙初年叛逃至俄国，成为俄国贵族，改称为彼得。根特木尔罗夫亲王，驻扎在尼布楚，为沙俄效劳。)和从中国土地上撤走俄国入侵者。最初的交涉基本上是以信件的形式，派人把信件送到已经被俄国人占据的尼布楚，让其转交给沙皇。1669年冬，清朝政府派沙拉岱到尼布楚，向盘踞在尼布楚的俄国长官达尼洛・阿尔申斯基递交了一封康熙皇帝用满文写给沙皇的信，要求其派人到北京谈判。1670年，伊格纳季・米洛万诺夫等人在沙拉岱的陪同下到达北京。当从北京返回时，康熙皇帝又交给他一封用满蒙文写给沙皇米哈伊洛维奇的国书：要求俄国遣返中国逃入根特木尔，并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活动。康熙皇帝写给沙皇的书信都因俄国政府不认识中国文字而没有回音。这些书信连同明朝时期两封国书，只是在1676年斯帕法里出使中国到达北京后，由耶稣会教士翻译成拉丁文后，才彻底搞清楚了书信的内容。
二、在中俄交往中满、蒙、俄、拉丁文多种语言共用
清朝初期，来华的俄国使臣借助会俄、蒙语的中亚商人或蒙古人用蒙语和清朝官员交流。如1653―1655年巴伊科夫使团来华时带着布哈拉商人阿勃林。在使团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前，巴伊科夫先让阿勃林到达北京传话，告知清朝政府俄国使团即将来华访问的消息。后来阿勃林返回俄国时和巴伊科夫错过，但到达北京的巴伊科夫使团里仍然有布哈拉人巴布尔・叶尔巴巴和伊尔卡阿訇作为译员在巴伊科夫和清朝政府官员之间沟通。在北京时，巴伊科夫等人虽然遇见了荷兰人，但荷兰人不懂俄语，巴伊科夫使团中没人懂拉丁语，双方没有形成交流。因为当时北京有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要么经商，要么传教，一般居华多年，对中国国情比较了解，如果俄国使团中有人懂得当时世界通用的拉丁语，就可以借他人之口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俄国政府再次派遣使团来华的时候，在选择人员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1675年来华使团团长斯帕法里本人就精通好几种语言：希腊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尽管如此，斯帕法里在前往中国路上，还是从尼布楚招募了一个既懂俄语又懂蒙语的译员斯皮里顿・别兹里亚多夫。
斯帕法里中国之行拟议中俄双方的媒介语言为拉丁文和蒙文。沙皇在斯帕法里前往中国前给他下达谕旨，要求他征得清朝政府的同意，以后在两国间的书信往来中使用拉丁语和鞑靼语。在进人中国境内之后，斯帕法里通过理藩院侍郎玛喇得知，和清朝政府谈判可以用拉丁语。斯帕法里在写给沙皇的信中说：“对于译员和陛下国书及其他文件的翻译问题，据这位大员告诉我，北京有许多涅姆齐人(外国人)，其中有些人懂中国(满洲)的、俄国的和其他多种语言文字，还有一位还会观察星辰，经常出入宫廷，深受博格德汗宠信，此人信奉基督教。从他们所谈情况判断，这些外国人一定是耶稣会教士，日耳曼天主教徒。既然北京有懂中文的耶稣会教士和其他外国人，这就为我和对方谈判提供方便。”在北京期间，斯帕法里主要使用拉丁语通过耶稣会教士和清朝政府理藩院官员、康熙皇帝进行交流。为了使中俄双方的交流能够顺畅地进行下去，斯帕法里在向清朝政府提出的12项谈判条款中，希望清朝政府能用拉丁文和俄国政府通信：“嗣后中国大皇帝若行文，请兼写满文、拉丁文。我国若行文，亦兼写俄罗斯文、拉丁文。”清朝政府对此做了回应：“既应依其请求而行，拟施行之。”
清朝政府依靠俄罗斯佐领处理中俄两国间的
俄文公务。由于清朝军队在清剿俄国入侵者的过程中俘虏和招降了许多俄国人，将他们编成一个俄罗斯佐领予以重用，其中有些人在俄国受过教育，到中国后也曾学习过满文，故清朝政府无论是在致俄国沙皇的国书中，还是给盘踞在中国尼布楚、雅克萨的俄国入侵者的信中，除使用满、蒙文之外，还特地命他们翻译成俄文，以防俄国入侵者借口看不懂中文而拒绝从中国土地上撤离。在斯帕法里离京回国的康熙十五年，理藩院上奏：“俄罗斯使臣尼古拉等，因不通我国文字，带回我先前所给敕书等因在案。经询镶黄旗六品官乌朗吉尔告称：副都统萨布素处之伊凡、阿嘎凡二人，曾习满文，能以俄罗斯文翻译满文等情。为此，现将发送雅克萨之满文、蒙文文书，送副都统萨布素处，由萨布素等验同译成俄罗斯文，一并发送。”而俄国方面的俄语来文一般也由他们译出呈递皇帝御览。清朝的内阁档案多次提到：将“俄文书交罗刹人希图班，鄂果番、侍卫罗多浑等翻译”；或者将致俄罗斯国的文书，交俄罗斯佐领小领催库西玛、雅稿、伊凡、尼坎等译成俄文。
当康熙皇帝着手准备将俄国入侵者驱逐出黑龙江流域的时候，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略。为了使俄国人能够理解清朝政府的意思，在致沙皇的信中，除了使用满、蒙、俄文外，还加上了拉丁文。班第什・卡缅斯基曾记载，1685年8月，当俄国入侵者重新占领雅克萨城堡后，当年11月，曾被清军俘虏的雅基姆・伊万诺夫和格里什卡・福明被释放回到莫斯科，他们“带来了博格德汗和中国军队长官彭春写给大君主及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的六封信，信分别用拉丁文、蒙文和俄文写成，内容几乎完全一样”。中文档案也有相同的记载：“先曾以满文、蒙文、西洋文、俄罗斯文行文写明：尔俄罗斯人于我境内滋事不止，朕欲出大兵征讨。惟念俄罗斯国与我国历年交往，友好相处，不忍遽行征讨，是以行文命尔极速撤回雅克萨人众，以雅库等某地为界居住。”
三、中俄双方确定拉丁语为官方交流语言
中俄两国来往的书信中文字混用的状况直至尼布楚谈判之后才有所改变，正式确定拉丁文和蒙古文为两国政府间的外交语言。
在清朝军队第二次围剿雅克萨守敌和《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耶稣会教士南怀仁代表清朝政府给斯帕法里写了一封信，委托1686年来到北京的俄国信使尼基福尔，文纽科夫带回。信中提到÷“今后贵国复书一律用拉丁文和蒙古文，不再用俄文，而贵国送我们的书信也必须用这两种文字书写。”
1688年，清朝政府根据与俄国政府派来的使臣尼基福尔・文纽科夫达成的谈判协议，将围困雅克萨之城的清朝军队后撤。俄国政府派出的戈洛文谈判使团抵达色楞格斯克之后，迟迟不给清朝政府传递任何对于谈判的信息。于是，清朝政府写信，催促其确定谈判的时间和地点。这封信使用了拉丁文和俄文。这既表明了清朝政府急于和俄国政府谈判的心情，也传达了清朝政府认可用拉丁文和俄文作为官方媒介语言的信息。
1689年中俄双方代表团在尼布楚谈判中，俄方因为没有精通满语的翻译，配备了蒙语翻译，提出用蒙语作为谈判语言，遭到了清朝官员的拒绝；清朝官员都不会讲俄语，也没有合适的俄语翻译，提出用满语作为谈判语言，也遭到了俄国方面的拒绝。最后双方确认将拉丁语作为谈判工作语言，而私下则用蒙语进行交流。中方的拉丁文翻译由耶稣会教士徐日升、张诚担当，而俄方则由谈判大使戈洛文的拉丁文老师来充当。谈判达成协议后，双方用满、俄、拉丁文三种文字签署了《尼布楚条约》，并规定用这三种文字立碑。签字盖章加印的文本却只有拉丁文文本。这样，双方终于在媒介语言方面找到了一个交叉点――拉丁语。
用拉丁文作为官方交流的唯一媒介语言直至义杰斯，俄语论文范文，伊兹勃兰特于1695年访华之后才确定下来。这是因为对俄国来说，中国方面“用俄文书写的文件非常难懂，所以俄国便要求必须以拉丁文作为两国交往的官方语文。在尼布楚谈判时，用蒙文或者满文作为通用语文的提议已经遭到了拒绝，而与北京在外交通信上用俄文又不可能，于是拉丁文便成为两国交往通信的唯一语文了”。
两国通过创办外语学校来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无论是拉丁语还是蒙古语，都不是自己国家通用的语言，关于中俄两国来说，语言文字的障碍还是没有能够彻底克服。清朝政府虽然倚重耶稣会教士，用其作交流中间人，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对俄国政府来说，通过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来传达中俄双方政府间的来往信函，等于是将国家级秘密泄露给了欧洲人，这对俄国与欧洲国家打交道是不利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对华贸易的快速发展也需要合格的满、汉语翻译人才。因此，培养适合中俄两国关系发展需要的翻译人才对两国来说都是迫在眉睫。1721年，来华访问回国后的伊兹玛依洛夫就要求伊尔库茨克修道院院长“布拉阔夫斯基学习北京耶稣会神父的样子，学习汉语和满洲语”。
但俄国方面直到1726年才在伊尔库茨克创办了第一所蒙文学校，从当地蒙古人中招收了25个孩子学习满语。开办了三年后，因为效果不佳和经费难以为继，勉强维持到第二届驻华宗教传道团来华后即停办。而清朝政府要比俄国政府的积极性高，早在1708年就成立了内阁俄罗斯文馆，从八旗子弟中招收了24名学员专门学习俄语，由俄罗斯佐领担任教师职务，当第一届俄国驻华宗教传道团来华后，就选择其中能胜任者出任俄语教师。
但是，中俄两国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方面都不太成功，直至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订时，清朝政府还是没有熟练的俄语和拉丁文翻译人才。这时已经距离斯帕法里访华半个世纪之久了。双方在边境互换条约文本时，清朝官员对萨瓦用俄文和拉丁文写好的文本不放心，提出由于“没有熟练可靠的翻译人员，他们不知道大使所写的内容是否和他们的条约相符，所以他们没有接到上谕，也不敢进行交换”。最后，双方约定先由清朝官员将萨瓦写的条约文本送回北京确认，40天后再在边境交换。而关于俄国来说，能够胜任两国交往的翻译人才却是在俄国宗教传道团驻华以后才培养出来的，并且最终从俄国驻华宗教传道团中走出了一批批俄国中国学家，形成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国学学派。
清朝初期在中俄的交往中，汉语几乎没有出现在双方官方往来的文件中，甚至连《尼布楚条约》这么重要的国际性文件也没有汉文文本，只是在后来清朝政府设置界碑的时候才将汉文和蒙文连同拉丁文、满文、俄文一同刻在界碑上面。俄国人在语言文字方面首先接触到的是满、蒙语以及以此为载体的满蒙文化。因此，俄国人最初是借助满、蒙语言文字和文化间接地来了解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这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感到陌生。无论是在早期致清朝皇帝的通信中，还是在给出使清朝的使节的训令中，他们都是按照蒙语称呼清朝皇帝为“博格德汗”，而不称其“中国皇帝”。1670年，伊格纳季，米洛万诺夫使团来华后，竟然在递交清朝政府的训令中要求“博格德汗”归顺沙皇陛下，称臣纳贡。清朝初期的俄国人关于清朝所继承的中国大统是需要时间来理解的，学习满、汉语对俄国人来说就成为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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