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是笃信东正教的民族，从公元988年罗斯接受东正教起，东正教就对俄罗斯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就连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性格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东正教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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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民族精神；东正教
中图分类号：G1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17)03-0070-03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也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之一，对俄罗斯的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有巨大的作用。近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指出：“东正教表现了俄罗斯的信仰。”俄国当代一位神学家甚至断言：“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在教会里诞生的。”的确，东正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统辖着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它不仅起到凝聚这个民族的影响，而且也使这个民族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在科学、哲学、文学等方面都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成就。因此，要想很好地理解俄罗斯国家，理解俄罗斯民族，理解俄罗斯文化，就不能不对东正教有一定的认识。
东正教、天主教与新教是基督教内部的三个不同派别。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基督教会也随之分裂成东西两派。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西派教会以罗马为中心。两派教会长达数百年的纷争自此开始。1054年，几百年的分歧和冲突达到顶点，导致东西教会最终决裂。东部教会为标榜自己的正统性，自称“正教”，意为继承基督教正统教义教规，因地处欧洲东部，故称“东正教”。西部教会强调自己的“普世性”，称为“公教”，汉语译为“天主教”。988年俄罗斯正式接受东正教为国教，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东正教始终在俄罗斯民众的信仰中占据统治地位。在1 000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正教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教义上的正统性增强了俄罗斯民族的使命感
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教同出一门，但与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东正教更显正统。有学者说，“如果把整个基督教比作一座建筑物，三大派系则在这幢建筑物中所处的部位是不同的：东正教相当于建筑物的底部、地基，坚定不移地维护教会传统的神圣性；天主教相当于这个建筑物的围墙，热衷于建立宗教政权；新教则好比这座建筑的顶部，体现宗教生活的自由。”［1］
对于基督传统，天主教认为，基督留给教会的只是信仰的种子，它要在日后才渐渐成长。东正教则相信，基督的教导从不改变，教会在20世纪的信仰，与第1世纪、第10世纪、第15世纪的信仰没有两样。因此，东正教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坚持了基督教的传统。当然，东正教与天主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如都承认《圣经》是教义的第一和基本来源。但东正教坚持认为，除此以外，不应再添加任何别的内容，否则就背离了基督教的传统，有损基督教的纯洁性。具体说来，就是他们信守基督教《尼西亚信经》的基本准则和前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各项决议，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神授的、绝对无误的、不可争辩的信条，任何人不得对其作任何修改和补充，否则就是异端。因此，东正教否认后来罗马天主教历次主教公会议决议。他们甚至与西方天主教展开激烈的争论。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和子句”问题和罗马教皇的绝对地位上。此外，东正教还反对天主教的天堂和地狱之间存在炼狱、买卖赎罪券等观念。也正是这种在教义上对正统性的追求，促成了俄罗斯民族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并形成了在自身性格上的保守性。
由于东正教坚决反对对基督教教义原有信条的修改，长期以来它一直自命为基督教的正统，而且认为自己理应成为普世教会的中心。伊凡三世娶拜占庭公主索菲娅・帕列奥洛格为妻，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伊凡三世便成为“真正的东正教”的世界首领。15世纪以来，俄罗斯又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并努力营造新的东正教中心。事实上，那时，俄罗斯东正教也确实成为所有东正教会的核心。这一事实使俄罗斯民族心理上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自己是由上帝选出承担特殊使命的民族，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他们认为，只有俄罗斯民族才是基督教真正的体现者和捍卫者，只有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和俄罗斯帝国的强大才能使基督教复兴,才能使上帝的事业发扬光大。这直接导致了大俄罗斯主义。“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还因为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而注定要成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国。”［2］312
这种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救世主义理念成了推动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的思想基础。历代沙皇，特别是有重大作用的沙皇，如伊凡四世、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无不怀有这种意识并充分利用这种意识，把东正教作为帝国强盛的旗帜。他们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开疆扩土、穷兵黩武、干预欧洲革命、追求世界霸权。当其他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他们总要声明自己“不会袖手旁观”。当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俄语论文，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基督教正宗的姿态教训整个欧洲：“信奉新教的列强都应皈依希腊正教，以防止非宗教的、不道德的、无政府主义的、卑鄙的、恶魔般的瘟役，它是上帝和皇权的敌人。”正是这种理念，促使俄罗斯开始近乎疯狂地展开扩张。15世纪末，俄罗斯民族彻底从蒙古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建立了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此后，俄罗斯便开始了长达四个世纪的侵略扩张，把一个位于东欧一隅仅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扩张成为地球上领土面积最庞大的国家。
东正教这种正统性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很大作用，在他们的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济世救民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的圣徒精神。他们忧国忧民，甚至关心全人类，认为俄罗斯民族负有实现社会真理的特殊使命。20世纪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就曾认为：“俄罗斯人很早就有这样一种感觉――比意识更敏锐的感觉――这就是：俄罗斯有着特殊的使命，俄罗斯民族是特殊的民族。”［2］267
进入19世纪以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那种济世救民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表现在对专制独裁的政治压迫和思想钳制下的俄罗斯社会的不满上。为了改造不公正的社会现实，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英随时准备作出牺牲，他们甘愿坐牢或被流放，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同时，东正教也十分注重教义的纯洁性，坚持基督教传统教义，不愿意对其作任何补充、更改和革新。迄今为止，它仍标榜“正教信仰是源自基督和使徒的纯一不变的正道”。这使俄罗斯东正教不像天主教和新教那样能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调适自己。它严格尊奉一神教宗旨，敌视自由和进步，反对多元和开放；它信守古老的基督教教条，不允许对神学教义、仪式作任何改造和革新；它仍保持一整套繁琐的宗教仪式，严格守斋；它目光短小，不重视社会问题，反对教会生活的现代化；它甚至在祈祷时坚持用古斯拉夫语，而反对使用现代语等等。这些反映在俄罗斯人性格上，就是相当明显的保守封闭倾向。
二、东正教伦理促进了俄罗斯道德本位主义深化
俄罗斯是笃信东正教的民族，俄语论文范文，东正教也是一种伦理型的宗教。东正教伦理学宣扬道德至上，教人弃恶从善，认为人的灵魂得救要靠长期不懈的自我修养，要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因而要求教徒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精神。东正教讲究非功利性，不要求现世的功利目的，在鄙视功利这一点上，与中国的儒家相似。基督教固有人道主义的传统。它特别体现于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和“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的精神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和怜悯之中。东正教较多地保留着早期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又与俄罗斯社会的特殊情况相结合，塑造了俄罗斯人的独特精神：重义轻利、重道德、重精神在俄罗斯人灵魂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正如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所说：“在俄罗斯，道德因素永远比智力因素占优势。”
俄罗斯知识分子富有人道主义传统。别尔嘉耶夫指出：“与现实不调和、志在未来、向往更好的、更加公道的生活――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2］125
“关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对被欺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的很重要的特征。俄罗斯知识分子之父拉吉舍夫是极富同情心的……如果弟兄们在受苦，别林斯基并不希望自己幸福，不希望只有千分之一的人幸福。如果庄稼汉都没有权利，米海依洛夫斯基也不希望自己有权利。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19世纪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俄罗斯的天才、富有的列夫・托尔斯泰一生都被自己的特权地位所折磨，他想放弃一切，想平民化，成为庄稼汉。另一位俄罗斯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苦难和对受苦人的怜悯折磨得精神失常。苦难和同情成为他的著作的基本主题。”［2］203
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极其鲜明地体现于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之中。
东正教的作用使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思想充满了神圣感，他们将这种人道主义思想视为上帝的感召，并从而产生出坚韧不拔的精神。特别是“当19世纪后半叶俄罗斯终于形成了知识分子左翼时，它便获得了类似宗教僧团的性质。在那里表现出俄罗斯精神的深刻的东正教基础：远离充满恶的世界、禁欲主义、勇于牺牲和忍受苦难。”
三、东正教对皇权的依附性催生了民众对王权和专制主义思想的认可
拜占庭的教会视皇帝为上帝选民的代表，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以及教会最高的领袖。东正教会是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承认皇帝是它的最高首脑，直接受皇帝的控制，听命于皇帝的领导，没有独立性，完全依附于世俗政权。皇帝有权任免君士坦丁堡教长、召开宗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制定教规等，故教会依附于世俗政权之下，这是东正教的特色之一。因此，历史上，东正教一直完全依附于世俗政权，受其严格的控制。在这里，皇权高于教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派别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俄罗斯人崇尚权威，特别是在以沙皇为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面前，表现出十足的奴性。随着“第三罗马”理论的出现，君主专制的思想更是广为流传。这种思想为沙皇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起了催化影响，对沙皇的崇拜、对皇权的敬畏和依赖，成了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恰达耶夫说：“在俄国人民中，有一种注定的静止，有一种无望的恒定，这就是――人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之性质完完全全的漠不关心”；“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关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这使俄罗斯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俄国的政治生活常常由领袖人物――历代君王所支配，从实现了帝国梦的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到打败了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再到腐朽昏庸的尼古拉二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救世主。尤其到了20世纪，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人都曾经在人们心目中占据过不可顶替的位置。就连叶利钦也曾经是许多民众心目中的偶像，他为所欲为，任意扩张权力，要当所谓的“超级总统”，表现出独裁专制倾向，以至于使俄政局一直存在围绕增加还是削弱总统权力而进行的纷争，这在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也是传统思想的顽固表现。这些政治家的个性气质，甚至连他们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都曾经决定性地规定了俄国人的活法。就连具有现代意识的普京总统，也仍然具有以中央王权为核心的统治特征。普京民众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的原因，除了他给百姓带来了实惠、使民众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之外，民众心目中始终需要一个“救世主”的思想也未尝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俄罗斯政治有着深入探讨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关海庭说，在政治领域，俄罗斯这个民族崇尚强势人物，并一直为强势人物所支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说，当一个伟人消逝了，俄罗斯人总是期待着另一个伟人能够站出来带领他们。
四、注重教义的精确性与过分注重形式的生活习惯
俄罗斯文化中有崇尚精确、注重细节的一面，这可能与希腊文化传统有关。汉密尔顿就说过：“希腊人从来不肯让事物模模糊糊地存在而罢休，但更主要的是俄罗斯东正教历来有注重教义精确性的习惯。”东正教不同于罗马天主教之处，不在主要信仰方面，而恰恰在一些细节方面，诸如怎样理解三位一体的教义,圣父、圣子是同体同性还是不同体不同性；祷告时教徒划字是用三个手指还是整个手掌；做礼拜时，神父行走是按顺时针方向还是逆时针方向等。正是对教义、礼仪诸问题的激烈争论才导致基督教的分裂。东正教坚持8世纪末以前形成的正统教义，常以教义纯洁性和正统性的卫道士自居。他们对东正教的教义十分计较，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正确的教义才能使灵魂获救，因而不认为教义之争纯粹是口舌之争，俄罗斯人热衷于争论的特性可能与此有关。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中，当时领导人提出“公开性”的准则，要求历史问题不留空白点，似乎想把什么都搞清楚。然而硬要将模糊的事情变得不模糊，凡事采取摊牌的方式，只能事与愿违，劳而无功。于是社会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间和精力都牵扯到“向后看”上，最后只能以不可收拾而告终。
此外，俄罗斯东正教宣扬苦行主义的自我牺牲和人人得救的群体意识，因而俄罗斯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表现为国家至上，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还有，俄罗斯文化中有明显的非此即彼、极端跳跃的特点，这可能也与他们的东正教信仰有关：东正教没有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存在中间阶段“炼狱”一说，要么九天之上,要么九地之下，这种宗教观念或许也作用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吧。
参考文献：
［1］张百春.东正教与俄罗斯理念［M］∥文池.在北大听讲座――俄罗斯文化之旅.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68.
［2］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1995.
［责任编辑：刘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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