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在结束该国长达35年的威权主义政权后,继而触动了多个国家民主化进程。多国民主化组成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增强民主价值和制度的作用力,部分解除国家和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压制,为族际和国家—民族关系添加新的内容。然而,在很多的多民族国家,民主化的现实状态却验证了戴尔蒙德的阐述--“民主在第三波后期变得日益空虚。”这种虚弱表现在民主的质量、民主化动力和民族整合三个维度上。首先在民主化过程中,苏联和土耳其以建立投票选举为政治转型目标,但没有将保障和协调民族权纳入转型议程,甚至对少数民族加以制度性排斥。其次民主化浪潮确实推进某些国家的政治转型,但却未能让土耳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摆脱民主化和向威权回退的政治波动。西班牙的民主化比较成功,但是在面对多元民族诉求密集表达时,也由于转型决策的失误,而导致族际政治对垒和暴力强化。这些都降低权利保障维度上民主的质量和体现出民主巩固与发展的动力不足。最后,民主化中民族权利保障和协调制度的乏力甚至缺失,以及民主化中政治精英的决策失误,既没有纠正历史性民族不公,又限制新制度保障和协调民族权的功能,从而打开民族冲突冲击政治体系的闸门,甚至是造成民族整合的失败。民主化带来的民族问题,还需民主制度来解决。西班牙虽然在民主化初期也经历了多极民族诉求的集中爆发和主权稳定性的下降,然而却随着政治转型的推进,不断强化民主制度中的民族权体系,从而基本上实现族际关系和民族运动的去极端化,以及主权体系的完整与稳固。具体而言,本文第一、二章主要是对基本概念和民族分离机制进行理论探讨,第三到第五章分别对苏联、土耳其、西班牙在民主化中面临的民族整合(分离)机制加以略论,第六章结合案例略论阐发民主制所产生的民族整合机制,结论部分则是对全文结论和总体理论框架做出总结。第一章略论民主(化)、民族和民族整合等概念和相关理论。基于人权和公民权的核心价值,现代民主可被定义为:一种以保障人和公民(包括以民族形态出现的集体公民)的权利为核心价值和合法性基础,既能为公民作用和决定公权力的产生与运行提供平等、广泛的途径,也能保障人和公民的基本尊严与自由在公共政治场域内外都不受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力量侵害的政治制度。依据民主的定义,我们把民主化界定为:能在公共政治和私人领域内保障多元政治主体(如个人、公民和民族)的基本自由与尊严的政治制度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以及原有的权利包容度低的政治体系扩大权利保障的平等性、普遍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在民族的定义上,虽然不否认民族也会成为政治主体,但本文是在文化意涵上界定民族,不在“民族”和“国家”与“人民”间划等号。在民主化语境中,民族整合被定义为一国内各民族在享有政治平等和保留多元权利的基础上,对完整国家主权以及该国政治体系的根本合法性和基本发展路径,形成一致认同和支持的族际政治统合过程与结果。第二章阐述民主化中干扰民族整合的三大机制。首先是权利保障真空中的压制消减机制。民主化过程迅速地削弱原有非民主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制度性压制,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甚至民族独立诉求的“井喷”也接踵而至。当引导民主化的政治精英没能以保障和协调民族权的新制度来填补旧制度在衰退和解构过程中留下的政治规制真空时,民族运动甚至民族分离就会阻碍民主进程和民族整合。其次是民族权的政治拒斥机制。植根于传统自由主义和西欧政治生态的现代民主制,以原子化个人的自由平等为价值选择,并以去民族性的公民平等和多数决准则为制度规则。其同公平价值基础上的多元民族权的保障和协调存在显著张力。在民族共同体牢固和民族自主意识彰显的国家中,出于自身对本国发展历史和民主制度的片面理解,政治精英模仿西欧的政治发展模式,以带有大民族主义色彩的公民民族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民主来建立公民体系和勾勒民主化蓝图,最终导致民族权拒斥和族际政治不公。这种族际不公改变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结构和发展样态,干扰民主化中的民族整合。最后是多元民族诉求的集中表达机制。无论阶段性主导动力来自政权内部的民主改良派,制度外温和民主派,还是这两派的政治联合,民主化在制度转型和巩固维度上都是带有不确定性的政治建构过程。这一政治建构过程就意味着多元的构建主体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对旧体制的解构和新制度的建构进行时段性试错而非时点性确定。在时段性试错中,既存的民族政治制度和价值的全然改造和清理,保障民族权和协调诉求的新制度的设立、运行和稳定都还有待时日,然而制度的部分解构却更为迅速地释放出积压多时的多元民族诉求能量。民族权体系的延时实现助长多元民族诉求的集中释放,进而阻碍特定时段上的民族整合。第三章剖析民主化中苏联面临的民族政治压制消减机制。对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武力兼并,构筑起了苏联这样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民族巨型国家。民主意识、民族自决意识,以及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压力迫使苏联以国家联盟的政治框架来安排全国的政治体系。然而这种虚拟民族联邦制,却逐渐架空民族的自治权、联盟政权参与权和民族成员的个体权利,并强化中央集权对特定民族和加盟国的全面支配。虚拟联邦制下的这一政治过程集聚起民族收回赋予联盟的合法性和主权的势能。当全苏的政治改革带来民族压制的削弱、联盟合法性衰退和民族分离运动的机遇时,民族精英就能借助法学文本上的民族权和现实中的民族压迫问题来动员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对抗苏联体制进行,并有效推进民族自治甚至是民族分离的制度化。民族独立的势能随即转化为撕裂整个多民族庞大帝国的动能。第四章论述土耳其的民族权利拒斥机制。民族权利拒斥是危及土耳其民族团结的首要机制。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虽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帝国,但却比同时期的欧洲中世纪国家更为宽容多元民族的宗教信仰、经济生活,乃至地方自治。这为民族意识的萌发提供适宜的文化政治土地。一战中战败的奥斯曼帝国,被一纸《色佛尔条约》所肢解,并经历了“民族自决准则”下的民族交换、民族重新聚合和民族独立建国或合并进他国。受民族自决历史经历和西方民族与国家同构思想的作用,凯末尔以大土耳其民族主义构建民族结构单纯和政治认同统一的土耳其共和国。其否认库尔德人作为民族的独立存在和相关权利,并将库尔德人强制同化进土耳其民族。这一国家构建策略不但没能驯化少数民族,反而加速了其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土耳其日后的民主化进程中,民族权利否认机制仍然顽固地存续于国家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过程,进而促使库尔德人通过暴力袭击、政治参与和国际活动来主张民族权利和对抗大土耳其民族主义。这种对抗削弱了土耳其民主制的合法性和民族整合能效。第五章论述西班牙的多极民族诉求集中表达机制。前弗朗哥时代,虽然君王推行的官僚式整合过程也压缩了西班牙少数民族的自由空间,但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力,其始终未能全然剥夺各民族的历史性自治特权。而且短暂而衰微的共和国还对民族权加以制度化和法学化。就在这一张一弛的国家构建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诉求开始生长并发生多极化转变。内战后,弗朗哥在西班牙历史上首次较为成功地构建起全国统一的威权政治体系,并以此剥夺了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人的民族权。这一民族压制反过来强化民族权利诉求同反威权诉求的结合,促使民族主义将地方分权和民族自决同民主(化)更为密切地关联起来。在弗朗哥死后的民主化中,多极民族诉求在政治自由空间集中释放,并对民主制度、社会秩序,以及主权体系构成冲击。虽然属于由中左自由派政治精英主导的民主政治转型,但西班牙民主化的关键过程和制度安排都拥有稳固的民意基础,并能有效地回应民族权诉求和削弱民族分离的诉求,最终实现政治转型和民族整合双向强化。第六章阐述民主制度的民族整合效能。虽然民主化进程会产生民族分离机制,然而不能就此断定民主制本身是造成民族政治困境的原因。恰恰是前民主化时代的民族压制,以及民主化中精英动员和体系构建对包容多元权利的民主价值和制度的背离,阻碍着权利基础上的民族整合。民主化的开端和推进惯常导致族际政治关系的不稳定,而包容性民主制的建立和发展却更利于抑制民族分离趋势。包容性民主中,民主合法性和民族权体系通过权利分配准则的确定、民族成员多重身份的平衡、民族政治的去极端化、民族冲突样态规制等机制修正民主化中的制度性民族压制,防止民族冲突向暴力化和分离主义方向发展。其中权利分配准则的确定机制是核心机制,其标定民族整合制度乃至整个民主制的政治伦理根基和多元权利协调的准则。后三个机制则将伦理根基和协调准则从正当性价值转化为可行性的制度安排和政治体系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