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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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班牙分处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地理位置遥远。但西班牙对遥远大陆另一端的中华帝国抱持着憧憬。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以菲律宾作为据点，终于近距离触摸到了东方帝国的脉搏，同时亦“
萌发了建立一个‘东方天主教王国’的迷梦。”①大批的西班牙裔传教士开始向欧洲介绍中国，这也是西班牙语的汉语探讨作品大批涌现的时代。
一. 西班牙人对中国文化和汉语的早期接触
尽管汉语在欧洲的流传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访问蒙古大汗的6名方济各会的修士。但对汉语真正的了解则是始自16世纪的在华传教活动，出自各国传教士手笔的专著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虽然普
遍认为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意大利是欧洲汉学的探讨中心，但实际上，西班牙作为先驱者，其影响和地位实不该掩盖在其之下。
耶稣会修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 1506年生于西班牙纳瓦拉省。作为在东方传教的先驱者，1552年抵达我国上川岛，尽管没有登上大陆便病逝，西语论文，但在天主教文献中多被称为“中国传教之父
”。
西班牙学者门多萨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没有真正到过中国，但他整理多方资料后著述的《中华大帝国史》②却是当时欧洲汉学探讨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自1585年出版，便引起轰动更多次再版
，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该作第一部第三卷第一三章专门介绍了汉语和教育制度，其中多数内容摘自马丁・德拉达的手稿。
一些学者认为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1533―1578，中文名拉达）是“中国第一个汉学家”。生于1535年西班牙潘普洛纳，1553年加入奥古斯丁修会，1565年抵达菲律宾群岛，其后便留在当地
从事传教活动。正是在菲律宾，拉达学习了汉语，并有机会进入了中国福建。除了著述有《中国纪行》之外，作为语言大师的拉达，写了两部著作：Arte y vocabolario de la lenegua China （《汉语
语法与词汇》）和Arte y vocabolario de la lengua Cebuana （《宿雾语法与词汇》）。但这两本均已遗失，没有手稿遗存。而且不能确定拉达是否编著了第一本著作，导致第一本欧洲语言写成的中
文字典这一称号悬而未决。该称号的另一竞争者，为利玛窦参与编撰的il Dic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中葡字典》），推测做于1583年至1588年之间，但并未正式出版过。③
二. 西班牙文的汉语探讨
众所周知，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系统由利玛窦和罗明坚创造，其注音方式“建立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文及葡萄牙语的书写系统上。”④ 但在另一本由神父季利诺（Pdero Chirino）编写的名为
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西汉词典》）⑤的著作中，也用西班牙语对菲律宾的中国居民所讲的闽南话进行了标音。本书出版于1604年，是作者停留菲律宾宿雾岛（Cebu）时，用西班牙语完成。
全书82页，共收录1941个汉字，词条内容为汉字，对照释义的西班牙语及用用西班牙语拼写标注的读音。如：
金 oro
Quim
除了一些按照类别单独列出的词汇，本书还包含了动词短语和大量的对话。但囿于传教士所能接触到的范围，注音多集中于对闽南语发音。
有别于耶稣会，多明我会主要从事对语法的探讨。遗留下来的手稿包含多种对于中国官话和方言的语法探讨，据记载多明我会编纂的语法手册有76篇，涉及32种不同方言和语言。有记载的最早的中文语
法书是由多明我会成员高母羡（Juan Cobo，？-1592年） 所著，题为Arte de la lengua China（《中国话语法》）。此外还有Francisco Díaz所著Gramática espaola-china （《中西语法》），黎玉范
（Juan Bautista de Morales，1597�1664年）的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官话语法》）等。
但诸此书籍，并未引起现代学者的重视，原因之一，学者Henning Klter的结论是这些在菲律宾完成的著作并未触及汉语本质，多数内容停留在列举实例的程度。当时传教士的大部分著述依然集中于向
欧洲描述整个中国的风貌，语言探讨亦是为了传教所服务。
时至1682年，西班牙裔多明我会修士万继国 （Francisco Varo，1627-1687年） 在福州编写完成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华语官话语法》⑥），在1703年万继国逝世后由另一位多明我会成员在广
州付梓。这也是第一本印刷出版的汉语语法书，全书没有汉字，完全用欧洲语法体系来解析汉语的语法。
《华语官话语法》在欧洲汉语探讨中占有重要地位。借助西班牙语法家内不利亚（Antonio de Nebrija，1444-1522）对拉丁语的略论，及其他多明我会成员的著作，万继国以拉丁语视角对汉语的语法进行
了剖析。因欧洲诸国传教士皆对拉丁语法有了解，便于传播。这一举动对后世的汉语探讨产生了极大作用，使欧洲人认识到汉语的语法特点，但用固有体系来类比另一门完全不同的语言，对今后认识汉
语的本质也造成了阻碍。
三. 西班牙语与汉语的早期翻译
除了在汉语语法探讨领域，西班牙人遥遥领先于欧洲，在中西翻译上，西班牙语也地位领先。
上文提到高母羡在语法探讨的贡献，但他1590年完成的Beng sim po cam（《明心宝鉴》）西班牙语译本是世界上第一部从中文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书籍。内中收录了大约700条修养道德的语录，如：
子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西语论文，天报之以祸。”
Conchu dice： a quien hace bien，el Cielo le paga y le da bienes. A quien hace mal，el Cielo le pagadándole males.
而第一部由西文译为中文的书同样由西班牙人执笔，为1607年的《格物穷理遍览》。原书题为Introducción del Símbolo de la Fe，由多明我会修士Luis de Granada （1504-1588） 所著，由同修会的
Tomás Mayor在1607年翻译成中文，比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要早一年问世。
四. 小结
通过上文，可以得出早期在16至17世纪这段时间，西班牙裔的修士作为汉语探讨者，走在了欧洲的前列。尤以多明我会的修士在语法上的真知灼见为代表。作为汉语翻译的先锋，西班牙的学者也在汉语
翻译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处于此历史阶段的西班牙王朝正值强盛，在军事、经济的领先地位化为了迈向东方的原因，传播天主教的热情则是修道士们孜孜不倦研习中文的动力。而后随着帝国的衰落，
英法的崛起，而渐渐失去了国际地位，更是随着礼仪之争所有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造成的长时间汉学空白而失去了曾经的野心。但西班牙在汉语探讨的先驱者地位不应被遗忘。
参考文献：
①张锴，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大象出版社，2003：75
②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
③卡萨齐&沙丽达，汉语流传欧洲史，学林出版社，2017
④同上，页32
⑤手稿保存于罗马Angelica图书馆
⑥瓦罗，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