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在解释其《补天》创作动机时说，他取了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但是，细读《补天》却发现，鲁迅对弗洛伊德的创造动力说并无推崇之意却有淡化之举；对人的原欲的理解与弗洛伊德也无根本认同；对弗洛伊德“升华”的现实性也抱有诸多疑惑矛盾。本文通过对著作文本解读和文化语境略论后认为，从鲁迅身上我们可看到中，西方文化观念在20世纪初的碰撞，从鲁迅早期意识的沉痛矛盾中我们可看到当时中国深沉的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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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补天》；弗洛伊德；矛盾；文化危机
翻开《故事新编》首篇《补天》（原名《不周山》），人们或许会感到，鲁迅这位惯以冷峻笔调向旧文化传统宣战的斗士，忽地竟沉浸于中国古典式“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塑造起超越人生活动的至善至美者的圣洁形象来了。这难道是作者对始终排斥传统的心理状态的调整，或对一贯嫉愤现实的阴冷篇章有意抹上的一道亮色？
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还看到，“女娲补天”这个古老神话在这篇小说中还被赋予另一层内涵――人的原欲的转移升华，是创造活动的动力。对于这一点，鲁迅在《故事新编》的自序中，已有明示。他写道，创作这本书“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罗特（即弗洛伊德）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这不仅点明了他展解创造的动力源的动机，也显露出他对弗洛伊德理论曾有过的关注。
但是，细读《补天》却发现，作者对弗洛伊德的创造动力说并无推崇之意却有淡化之举：对人的原欲的理解与弗洛伊德也无根本认同；对弗洛伊德“升华”的现实性也抱有诸多疑惑矛盾，甚而转至虚拟趋向。那么，鲁迅是否真正认同弗洛伊德对于人的原欲转移升华说？著作中借助神话诠释的“升华”，含义又是什么呢？此外，如果细细探索《补天》的观念倾向，我们不难从鲁迅这位中国思想家身上看到中，西方文化观念在20世纪初的碰撞，亦或能从鲁迅早期意识的沉痛矛盾中看到当时中国深沉的文化危机。
一、
应当说，《补天》开篇便涉及了“创造的动力源”问题。请看鲁迅笔下的描述：
“女娲忽然醒来了。
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
此刻被作者刻划为“人”的女娲，似乎周身都充满了作为人的原欲的冲动。她的气力四处弥漫，她的“懊恼”“不足”，太多了的“什么”都成了冲动之源。冲动引起的焦虑，导致她要想干点什么了……
无疑，著作在这里已触及了弗洛伊德对于创造的动力――人的原欲的问题。与其说鲁迅的“取弗罗特说”是一种解释，不如说鲁迅在此的描述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说”有了某种暗合。毋庸赘言，著作中“女娲”的表现正照应着弗洛伊德的“原欲冲动”。
但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刚触及到人的原欲的笔锋，很快便含而不露地转至“女娲捏泥造人”的描述去了。对原欲的含意不加探揭，作者仅是趋从了东方式的含蓄？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其实，对弗洛伊德原欲的含意（即性的“里比多”）采取回避和艺术上的淡化，其中已隐含了中，西文化观念的碰撞。
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说中，原欲即直指人潜意识中的性欲，“升华”被解释为“无穷无尽的性的能量向其他方向的偏斜或转移”。弗洛伊德认为，“人，作为一种动物，必然会在生殖繁衍中耗费自己性的能量。正是这种性器官成熟前的性本能分力，为升华的转移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的能量的储存库。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么，结果便产生了心理效应方面巨大的增长……”“并且，具有文明意识的历史学家似乎一致认为：如果性本能驱动力改变其性的本质，我们就获得了创造一切文化成就的巨大动力。”
弗洛伊德将升华的能量直接归于人的原欲――性本能，认为正是这种被潜抑着的原欲，推动着人去行动。而升华正是人的原欲的转移，是将原欲能量用于创造和对人类做出贡献活动的动力。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曾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过巨大作用，但西方学者也对弗洛伊德理论产生过激烈的争论。而在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作为产生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新文人，在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初次接触时，其理解和吸收应是难脱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意识观念和思维定式（尽管他们多数都力图从形式上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在此问题上发生中，西方文化和观念的碰撞自然是难以避免的了。
《补天》便是这样一篇不屑深究弗洛伊德学说“原欲”问题的著作。虽然，女娲也叹了一句“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露出了内心欲动不安的端倪。但著作通篇绝不涉及性的冲动问题。女娲似乎在漫不经意地捏泥游戏中，便投入了创造人类的活动。她捏出的“小东西”活动起来，既使她诧异也使她欢喜，于是便“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在这里，女娲作为人的性别特征已被谈化，甚至连“造人”的活动――人的性行为也被“捏泥造人”的神话所替代。作者实际上将她塑成了一个超人。于是，我们看到，作者“取弗罗特”说的初衷已不知不觉产生移位，赞成“原欲转移升华”的根基也开始动摇。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接触弗洛伊德理论时，便持有某种意识固守态度。他曾评论，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在经过近一个世纪后人们普遍已基本认同弗洛伊德心理动力说理论地位和科学贡献的今天，回看鲁迅当时的观点，觉得其不免显得简单，片面或偏执。而这又与作者观念中积淀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要素有关。
二、
诚然，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斗士的鲁迅，曾毫不犹豫地应用尖锐的逻辑推理来参与全盘反传统的运动。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思想家，西语论文，鲁迅仍然在中国文化的经验范围内活动。在他的心灵中，全盘反传统的“意缔牢结”与其对中国传统中一些优美素质的真切，具体感受同时并存。于是，在面对弗洛伊德“升华”说问题上，作者并未坚守其“意缔牢结”初衷，对弗洛伊德理论精髓予以某种吸纳。相反，鲁迅实际上继承着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本态度，从“天人合一”的有机宇宙衍生出一种人性的超越，趋至神圣之境的“升华”内含。这当然与弗洛伊德“升华”说的现实趋向性极难同向。
应该看到，鲁迅的“升华”内含，其实另有自己的寄托走向，而“升华”运作的动力，也非弗洛伊德归纳的“原欲”。那么，鲁迅观念中萌发“升华”的动因，“升华”的趋向是什么呢？
通观《补天》，不过是讲述了一个女娲氏创造人类和拯救人类的神话故事。从这篇精巧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女娲氏创造人类的动因似乎是她难耐现实的寂寞，心里萌发的冲动。这种所谓有别于原欲的冲动，似乎暗喻着当时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文人不满死气沉沉的中国现实社会，企望冲破旧文化意识禁锢的普遍心境。故事发展至后，女娲氏创造的人类出现了令人厌恶的自相争斗，接着天灾降临，人类面临灭顶大祸而无力自救，悲天悯人……于是女娲氏拯救人类，不惜耗尽精力和生命炼石补天的“升华”举动便开始了。女娲氏乐此不疲地奉献牺牲，终于换得“升华”的圆满结局，这里面是否又寄托了作者改造国民性，为重建中国鼓呼奉献的理想归宿呢？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作者理解与主张的原欲冲动，实际是指心怀正义，良心的人对现实的不耐和不满，力图改变近况的内在冲动。而“升华”的前途便是将不满近况的内心欲动转移至改变近况的奉献，创造行动中去，以达“燃尽自己，照亮别人”的崇高目的。这便与弗洛伊德单纯从人的自然心理角度的考察审视，多了一重社会道德责任的含意，二者的出发点便有了极大异同。我们看到，弗洛伊德的论说更偏重于探索人的心理现实源头，鲁迅则更趋于道德理想方向。
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观念碰撞之后，鲁迅自然已不能直取“�罗特说”，来解释自己“对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的理解内涵了。然而既言明其初衷取自弗洛伊德理论，而观念上的异同又无法使作者达到现实性的解释目的，矛盾的结果是作者选择了一条变通途径。于是现实性的尖锐课题朝虚拟的理想转向，借助神话的“升华”之途便被打通了。
三、
作为曾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鼓与呼的文学家，鲁迅的敏锐心灵与他对事实丰富而具体的感受相互运作下产生的创作与议论，曾为新文化反传统主义提供了丰富，有力，带实质性的内容。然而，由于他“意蒂牢结”中的全叛反传统主义与他对中国传统中一些优美素质的真切，具体地了解同时并存，加之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深沉的失望等，便导致他意识中存在有强烈的精神冲突和沉痛的思想矛盾。他曾在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８日致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我的著作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而在空虚，沮丧感受中终未导致他推演出虚无主义的实质性结果，应当说，“升华”引生出的共鸣起了某种阻导影响。作为处于中国文化经验范围内的作家，鲁迅的扬善弃恶观念，那种未曾明言的相信生命的真，善，美的发现价值观念，都于“升华”的自我理解内涵贴近。“升华”的默会信仰已深植于意识深处，西语专业论文，而面对挫折绝望一再强调发现意义的意志，始终坚持奉献于中国的工作，便是证明。
然而，在现实矛盾中，“升华”的出路毕竟荆棘丛生，“取�罗特说”的反传统举动转而关注传统世界观的某些要素，这对矛盾中的鲁迅来讲，又成了自然的归途。
再看《补天》的深层内涵，正是照应了中国传统世界观的要素之一――“天人合一”的观念。其蕴涵着的超越实在又隔于宇宙之中，而在这宇宙中的人又是构成宇宙整体的必需的魅力：包含人的最高理想，融合了人与宇宙的关系。
至此，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创作轨迹：承认原欲冲动乃是对不满近况的矛盾引起的焦虑，而原欲形成的动力的转移，便是近况的改造，对重创美好境界的努力投入。而这一“升华”举动的完成，恰恰借助了神话，它将人的行为推到了至圣，至美的高度。这便使“升华”之举上了社会道德教化的含意，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而这一点正与作者一贯抱有的“改造国民性”信念趋向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补天》的创作潜动机应是作者长期以来中，西方文化积淀突被“�罗特说”所触发而产生的灵动。其中，“创造的动力”与“升华”之说对作者的触动最深。然而，同许多同时代学者型作家一样，鲁迅在接受外来文化和理论时，是持相当审慎态度的。一方面，已对传统文化有了总体否定的“意蒂牢结”；另一方面，又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土壤对意识进行“移栽”，此时观念上的中，西方激烈碰撞便必然带来了思想上的矛盾。由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导致作者不自觉地趋向于传统文化中某些美好要素，使精神上的矛盾冲突达到暂时的统一。然而观念中仍潜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复杂意识已为20世纪早期中国深沉的文化危机作了见证。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在接触弗洛伊德理论时，并未脱离所处的现实社会，全盘否定传统而趋向西化，这与他在接收外来文化时一贯奉行的“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主张是相吻合的。
唯此，我们今天重看《补天》，仍为这篇精巧小说的内涵所打动，仍对作者理解的“升华”意境产生共鸣。这便是《补天》一文独特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449．
[2]鲁迅．故事新编•补天•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453．53.454.
[3]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弗洛伊德全集英文版[M].转引自[美]艾布拉姆森．弗洛伊德的爱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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