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危机、灾难就会更频繁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同时面对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新的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加剧了危机发生的频率。而危机发生后,媒体该怎样报道就成为引导人们心态的关键。媒体对危机报道应该把握怎样的度就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媒体对待危机的报道应该做到既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又不至于给受众带来恐慌。本文就中西危机报道的异同作比较略论。 外语论文网 www.waiyulw.com 关键词 中西;媒体;危机报道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7)141-0028-01 1 中国媒体对于危机的报道 1.1 中国政府对危机报道的控制 中国关于突发事件和很多危机事件的报道有明确的规定,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规定危机信息由特定的政府部门统一发布。关于危机事件的统一发布有利于保证危机相关信息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但危机信息在政府组织内部的多级传播也可能导致危机信息的滞留、变形或者被隐瞒,这样一来媒体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得权威信息,也无法及时组织危机报道。[1]比如在“非典”时期,权威部门公布的信息严重滞后,使人们没有提前预防的意识,有关卫生部门也未提前采取任何防护方法,后来疫情在全国蔓延开来。从这里可以看出,政府对媒体的“控负”政策与公众的知情权形成了一对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的政府部门和媒体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信息通报机制,保持通畅的信息联系渠道,培养相互信任的关系。当然,从长远角度来说,危机信息的通报需要有相关法学法规的保证,这样媒体的报道也可做到有法可依。[1] 1.2 一哄而上的危机报道 随着中国的信息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的透明度也越来越高。政府对媒介也相应地放宽了信息的控制,人们对危机事件有了更大的知情权。这标志着我国传播制度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也造成了一个困惑,当各家媒体都在报道各种危机消息时,受众的心理能承受的底线有多大;新闻轰炸式的危机报道为我们营造的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等问题都是媒体的把关人应该思考的。尽管现在由于信息的爆炸,西班牙语论文,我们处于无注意力经济时代,网络受众的培养和普及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因而人们对媒体和信息选择面更宽了,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的易碎性更加明显,阅听者不会因为某个新闻事件而驻足停留,但受众分众化和小众化在中国还没有发展成熟,特别是在公信力极高的中央级媒体,当他们都把聚光灯照在某个危机事件上时,人们也开始关注此危机,近而产生恐慌,造成了人们心中真正的危机。 一些地方强势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的数量上也存在一哄而上的情况,特别是地方平面媒体有关危机、灾难性报道的消息一般都占据了所有消息条数的三分之二,同时编辑充分应用版面语言,把很多与我们接近性不大的消息用同题集中的编排手段安排在了同一个版面上,形成了强势,给受众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 1.3 危机报道中的肆意拔高事件的政治性、思想性 我国新闻媒体由于政策取向的作用,历来认为负面报道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动群众。因此在新闻视角的选择上,多以正面鼓舞士气为主,把暴露和批评放在其后,有时候“灾难新闻成了救灾新闻”。[2]当危机发生后,中国媒体报道的重点往往是人们怎样齐心协力,团结互助,众志成城地战胜危机、灾难。最后升华为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对危机报道深层次的挖掘并不多,没从制度上找原因。比如矿难它不属于自然灾难,完全有办法避免发生,可为什么发生频率还是这么多,到底是哪个安全环节出了问题。媒体往往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本身。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作为新闻舆论引导者应该做到两方面的转变:1)报道角度从领导的角度开始向灾难事件中的受害人转变。2)报道视角从事件的原因、过程、结果开始转向处于灾难中的人的现实情况和不幸遭遇。[3] 2 西方媒体对于危机的报道 2.1 过度重视危机报道的新闻价值 西方媒体的所有制和经营体制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就广播电视来说就分为国有国营、国有公营、社会公营、私有私营、公私合营五种形式。[4]因此,西方新闻媒体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媒体都在想方设法吸引受众的眼球。具有戏剧性、故事性、可视性的新闻事件就成为了媒体趋之若骜的对象,危机事件便符合了这样的特征,当一个重大的危机事件发生时,各家媒体的记者们仿佛如获至宝,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挖掘、渲染、炒作,出现了失之偏颇甚至引起巨大争议的报道,[5]危 机事件的新闻价值被肆意地夸大了。 2.2 危机报道中更注重对受众的正确引导 新闻媒体在作为舆论载体的功能方面,具有6种影响,这就是代表舆论、反映舆论、组织舆论、放大舆论、引导舆论和制造舆论,而引导舆论是最高层次的功能,它既是新闻事业作为一种社会舆论工具的功能,又是新闻事业的主要目的之一。[6]因此新闻媒体在危机报道中如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成为新闻传媒在实践中需要探究和解决的问题。[7]危机发生后,我们每个人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恐怖气愤的作用,媒体对危机事件的连续报道应该本着平衡人们心态的指导思想,通过舆论缓释的方式解决社会情绪冲突,防止不良社会情绪爆发。 2.3 危机报道中更注重危机背后的深入挖掘 关于西方社会来说,在一个危机事件发生后,媒体不仅仅是停留报道在危机事件的表面,他们往往会去思考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有关部门工作的不利,还是相关的预防机制不健全,如果对他们造成了损失和伤害,媒体会帮助公众略论原因,为他们找到法学解决的途径,获得赔偿等。不管事后领导怎么重视和关心,西方媒体都基本不涉及这样的相关报道,更多地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为他们讨说法,报道中体现出西方公民的自由意识及个人权利意识,关于危机事件西方媒体的报道更加全面、立体感更强,理性色彩更浓。不是单单停留在对受害者的同情、关心、帮助上,而是更多地从制度上去追根溯源。 综上所述,中西危机报道各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能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必然会相得益彰,做到负面信息正面引导,最终起到稳定社会、安定民心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士林,彭红.现代危机意识与危机报道[J].新闻记者,2004(10). [2]夏海君.灾难报道的新闻视角[J].当代传播,2017(3). [3]夏海君.灾难报道的新闻视角[J].当代传播,2017(3). [4]郑超然,程曼丽,西语论文,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6. [5]夏海君.灾难报道的新闻视角[J].当代传播,2017(3). [6]雷跃捷.新闻理论[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122-126. [7]赵志立.新闻传媒在危机管理中的地位和影响[J].当代传播,20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