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拉西安的《智慧书》里确实有智慧,但从本质上来看,这只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的邪恶的智慧,如果不适当地以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加以规范,它有可能让邪恶者变得聪明,让聪明者变得邪恶。不幸的是,善良的聪明和邪恶的聪明尽管都是聪明,骨子里却有着天壤之别;说得极端一点,往往无异于人与兽的差别。西方人过分看重“聪明”这两个字,至少从十七世纪的笛卡儿以来,就有许多大学者坚信人的理性(Reason�会是一剂万灵药方,可以把天下大事全都治得服服帖帖。于是后来在“知识就是力量”这种慷慨激昂的口号下掀起的科学思想的大潮下,五湖四海的人类一窝蜂地卷了进去,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从此可以披荆斩棘,斗天、斗地、斗人,铲除传统,消灭上帝,宇宙万物,一切不在话下。热血青年奋臂出袖,高扬理想的大旗,打翻一切所谓的旧枷锁,要奔赴按科学措施圈定的乌托邦世界,人潮心潮,滚滚滔滔,万牛莫挽。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把多少肥田烧为焦土,把多少生命化作冤魂。数十年间用科学的武器高效率杀死的人类据说超过历史上数千年来所有战争中被杀死者的总和!看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武器,无论多么严密和精密,能否真正最终拯救人类,毕竟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命题。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我想,西方的当然也包括东方的学者应该停住脚步想一想,如果没有善良的人心作为后盾,纯粹的智慧是否真是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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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思考,使我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转向古代世界,尤其是古代中国。我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五千年来,西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曾在野蛮的战争中毁灭过一次或多次,或从此永远地失掉其版图,然而,惟有中国,具有五千年来从未中断的历史,纵然曾二度蒙受北方部落铁蹄的践踏,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居然总是不改其貌,最终造成“征服者被征服”的结局。不少学者惊讶于这种超稳定社会结构,但总是趋向于作出负面的评价,一门心思地想把这种结构打得稀烂。他们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和西方世界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特征,总是趋于以德治(人治)为主,法治(力治)为辅;而西方社会则更趋于以法治(力治)为主,偶尔也辅以德治(宗教)。当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之后,实际上德治的一点残余也从西方世界消逝。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等于宣布,良心是无足轻重的,法学就是一切。然而,这个命题也可以倒过来,无论一种法学体系显得多么周密,如果执法人员居心不良,那么再周密的法学也只能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多少十恶不赦的罪犯在法学的保护下逍遥法外,只要一句“证据不足”,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这也使人想起王安石对法学的看法:“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三十年前,人们一听到打官司,就战战兢兢,宁肯自己受点委屈,也不愿走进那种是非之地,让外人从此把自己看作“进过法院的人”!而现在,情况却完全颠倒了过来,有人成天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要随时擦亮眼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只要机会瞅得准,一纸判决书下来,就不定发了,捞到几十万!于是出现了靠打官司赚大钱的专业户,有的人就像卖棺材的老板总盼望死人一样眼巴巴地盼望邻居快点犯什么罪恶,以便自己可以乘机检举揭发,获点奖金什么的。书店里堂而皇之地摆着精装的大部头书,书名叫作《教你赚钱!赚!赚!赚!》惊心动魄,让你体会到市场经济的雄威!三十年前,谁赚钱,谁倒霉,这过火了;三十年后,谁赚钱,谁光荣,也许也过火了一点。一个无本万利、单靠油嘴滑舌的买卖转眼成为千万富翁的人,很快就有记者围着他前后左右地转,要他介绍经验,好在报纸上推出新闻人物。从前人们脑子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想,现在据说都是封建意识,赶不上先进社会的趟了。与其大家一团和气,不如人人黑脸青风。
把目光重新投向中国,你所看到的画面已经不复是唠叨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王朝,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大脑已经连续被三次西化大潮淘洗过。人们的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五四时代的学者,已经成功地使青年相信中国“百事不如人”(胡适语);相信中国人只有增加兽性才能获救(陈独秀语);相信中国只有废除毒瘤一样的汉字而改用拉丁文字才能起死回生(钱玄同语)!于是只有西方的美术才叫美术,中国的只能叫国画;只有西方的音乐才叫音乐,中国的只能叫民乐。尽管中国在汉朝就有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毕业生只能戴西方人在近代才设计出的帽、衣。尽管中国在西汉时就有了太学(西方人将之译作″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但北京大学只承认自己只有100年的历史――一个有至少5000年辉煌文化史的民族居然只有100年历史的大学!因为若干现代中国学者相信,只有西方式的大学才叫大学!可惜还有许多东西,无法完全消除掉其中国特色,从而使某些现代中国学者感到遗憾。于是涉嫌与西方的东西雷同的东西,似乎都应该想法予以废除。例如医学吧,1903年的大学堂章程中,医学29门,只有一门中医课;药学门17门,只有一种中国药材学!民国元年制定学制时,摒弃中医于教育之外。1929年,民国中央卫生部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中医案,全国中医界苦苦请愿达10次�不过是要得到一个允许他们在中国也能称作医生的资格。然而反对中医的人物又何止一个余云岫,梁启超、胡适、鲁迅、梁漱溟、郭沫若等都一致反对中医。傅斯年还立下重誓:“宁死不请教中医”。不仅如此,涉嫌与西方的东西不同的东西,似乎也应该设法予以废除。例如,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随便什么平民百姓,只要通过了有关的严格的考试就能做官,这不行,在西方是要通过拉帮结派的党派政治才能做官的,于是科举制度得以顺利废除,并且至今被某些学者欢呼为伟大的胜利。“国粹”这个曾令炎黄子孙昂首挺胸的字眼居然成了一种现代学术界人避之惟恐不速的贬义词!凡是所谓落后的、反动的东西都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或称之为“封建文化”。这种所谓封建文化的罪恶甚至殃及人们的服装、头发、居室与言谈举止。于是姑娘们脱下了累赘的传统的华丽衣衫,穿上在冬天也能方便地露出大腿的西式服装;长头发剪成短发(为此闹出了不少人命案);飞阁回廊、雕梁画栋的屋宇建筑逐渐被更替为整齐划一的棺材式的简便建筑(谓之现代化建筑);抱拳行礼也据说阻碍了人们直接交际而变成见人就“拉手”、“摇手”(后来改称为“握手”)的姿势......
在市场经济的国际大环境下,一些中国人开始把过去批判过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格言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配套理解,并付诸实践:人要发财,就得跟人斗,就得自私。自私已经被人家外国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为合理的东西了。例如有个叫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写了厚厚一本书,主要证明一件事情: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尽力去谋取自己的利益,结果,好像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最后反倒使市场的发展产生出对公众好的结果。斯密的说法头头是道,让我们禁不住想要相信他的所谓科学结论,私比公好,虽然我们骨子里并不觉得踏实,既要昧着良心赚钱,又要在填获奖表格的时候说明自己人品高尚,那写字的手不知不觉总有点发抖。诚然,私与私的斗争,就如以毒攻毒,有时反倒可以产生出好效果。但是斯密好像忽视下面这么一个小道理:坏人跟坏人打仗,两败俱伤,暂时没工夫跟好人闹别扭,这当然有现实意义,但是说到底坏人还是坏人,并不因为受了伤就成了好人。以毒攻毒,有时确可以治人的病,但归根结蒂,毒还是毒,并不会从此变成了良药。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不止一家,害怕被同一武器报复的恐惧心理使原子弹的持有者不敢冒然使用它,于是原子弹便似乎反过来成了和平的保障;人们不会想想,假如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原子弹,岂不更好?……就此打住,还是回到私心问题上来吧――私心之间的倾轧,诚然可以让人有时得到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效果,然而私心终究是私心,变不成公心。――这个简单的道理,本来应该人人皆懂,可偏偏有如此众多的所谓中西学者硬是不懂――或装作不懂――或认为是自己懂而别人不懂。可叹的是,这懂与不懂之间�便酿成许多人类的悲剧;这懂与不懂的研讨,便形成若干西方学者的智慧的基础,也是这本《智慧书》中的智慧的基础。这样的智慧,会把我们引向何处,翘首瞻望,我有时不禁四顾仓惶、不寒而栗。
西方的智慧构成西方主体文化的典型特征。如前所述,这种文化有一个占主流作用的假定:人的本性必定是恶的,因此,许多好办法似乎都只能求助于某种形式的以恶制恶。传统东方文化也有一个占主流的假定:人的本性必定是善的,因此,一切制恶的手段都必须以善的方式或善的目的为基础。这个基本的区别,从此把两种文化推向两个不同的世界。按照西方文化的逻辑,扩张领土,入侵东方,实际上早在数千年前,就已播下行动的种子。
让我再慎重地对本文开初的问题做出回答:如果没有善良的人心作为后盾,纯粹的智慧绝不可能万能!然而,善良的人心在何处?善良的人心是可以企及的理想境界么?对此,《智慧书》热情洋溢地慨叹“世间万象都已尽善尽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德上的完人,则是宇宙万物完美的顶峰。”(见《智慧书》格言1)显然,没有人能成为“宇宙万物完美的顶峰”――因为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的道德上的完人”。这是典型的西方式心理定势的结果。作为基督教的笃信者,葛拉西安最终难以摆脱有关人类原罪的学说。人难以被改造成彻底善良的人,但是人可以学会用计谋阻挡自己成为邪恶的俘虏,人甚至可以学会用智慧挫败险恶的势力,使善良的努力得到善良的结果。因此《智慧书》主要教导我们如何使别人的(当然也就是坏人的)阴谋失败,而使我们自己的阳谋得逞――如此而已!可是人类世界真没有可能使人心变得善良起来么?《智慧书》的智慧竟然不能使我们得到正面的答复。
但是,当我们回到儒家的学说及其实践传统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禁充满了希望。在整个西方世界对人性的邪恶确信不移的时候,孔子、孟子及其传人坚定地奉行相反的准则:1)人的本性可以是善良的;2)人的本性也可以通过培养而改变(性相近,习相远);3)以善良的本性为基础的仁、义、忠、孝等起码的做人原则是可以通过一整套礼仪形式从实践上加以推行的。无疑,儒家所提倡的整个一套具体的道德规范今天可能应该依据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加以适当修正(就正如科举考试制度的具体方式本可以进行适合现代人具体情况的修正而不必像倒洗澡水却倒掉孩子那样全盘否定)。但是,近两千年来的客观实践,证明人类中的一支――中华民族――可以不借助于或少借助于让人畏惧的武力、法庭、上帝等因素而转而主要借助于道德规范的理性教导与阐述也可以使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相信这种善良的说教从而连续不断地创造出自己的文明史――而且是辉煌的文明史!当西方民族极力主张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而至于要征服宇宙的时候,中国人则主张与自然和谐相处、道法自然。当西方人在要么禁欲、要么纵欲的的两个极端中辗转挣扎的时候,中国人则奉行一种中庸之道。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拼命地投入对外部物质世界的征服与控制的斗争中时,中国人却呼吁把自己的智慧主要用于内在的修身养性,之后才考虑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重任。西方人几乎无条件地崇拜智慧本身,中国人却认为,只有善良人的智慧才值得崇拜。西方人常常把智慧和勇敢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却总是把德性和智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西方人相信,使人类社会能够井井有条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法治精神,是依法治国;传统中国人却认为法治只能起辅助影响,真正使人类社会能够最终获救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使人心本身就变得真正善良(《论语・为政第二》:“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2000年11月24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传达室窗口,当我抱怨传达室的人关于参加社科院学术研究会的学者都要进行严格登记的做法不妥当时,传达室的同志说,不这样不行,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我说中国人素质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么低时,没想到传达室的两位中年妇女却突然爆发出仰天大笑,笑我的愚蠢,笑我的天真。在她们快笑出泪水的眼里,中国人岂止是素质低,简直是连素质本身都不知为何物。这种笑声使我的心灵差不多要流出血来,难道中国人自己眼里的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难道中国人的素质一直是低的么?所谓素质高,通常指的是具有较高的自我约束意识,而这恰好是传统中国人的基本素质。在极端的情况下,即使当皇帝要把臣子的头砍下来时,臣子的反应也常常是要对皇上的赐死表示感谢。这种震撼人心的自我克制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意识发展到登峰造极时的象征。它有可能被称为愚忠或奴性或阿Q精神;但是,你同时难以掩盖住这种精神背后的最成功的人性改造工程。人身上的纯粹为己的自私兽性为什么能够被驯服为具有利他主义特征或以身殉职的性格特征?人是可以被改造的。如果整个人类社会的宣传媒介、行政机构和一切知识分子精英都协力同心地来从事这项伟大的劝人向善的人性改造工程,人类及其人性是可以被定向塑造的。六十年代的大量中国人那种坚信共产主义即将实现的朴素憧憬与雷锋、王杰式的利他精神,尽管今天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中的童话,尽管它产生于一种特殊的社会背景,它所昭示的巨大暗示意义不能被轻易忘却,因为它至少是又一个证据,表明人类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而变得善良,即使不是人人善良,至少也可以使大多数的人变得善良,而未必是西方文化所认定的那样逃不脱负罪感的桎梏。归根结底,人类是有希望的。
我们永远怀抱着希望,认定未来比现在会更加美好。正是这种精神上的预期的信念与胜利感,使我们不屈不挠地奋斗不止,直至真正的胜利。实际上1840年以来的历次民族屈辱已经使普通的中国人深深地明白自己在经济、军事势力上确实落后于西方。但是,军事、经济上的落后不等于在文化层面上的一切方面落后,这一浅显的道理,居然不是当时的许多赫赫有名的学者所能明白的,似乎一定要拼死证明中国人“百事不如人”才能心安理得。两个智力相同的孩子在课堂上学习,如果教员总是批评其中一个,表扬另一个,那么在通常情况下,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受到批评的孩子的成绩会越来越糟,而受到表扬的孩子会越来越好(只有个别逆反心理特别强的孩子才会例外)。当时的中国人需要的是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尤其需要具体的建议和行动纲领。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性的东西学过来,实际上从中国的达官贵族到平民百姓,早已成为共识(所谓中体西用论的流行即是明证),无须在这个问题上喋喋不休。那种西方式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思想方式是当代人类社会产生灾难的根源之一。宽恕、谅解与和睦共处是人类的良知中最可宝贵的特质。回到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去吧,惟有合作比斗争更能对双方产生真正的好处,中国人数千年的信条的力量会再次得到证实:和为贵。
(《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经典》,巴尔塔沙・葛拉西安著,辜正坤主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19.80元) ，西语论文，西语论文范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