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西方悲剧精神存在较大异同，这主要体现在悲剧人物和悲剧冲突这两个维度上，西方悲剧多用行动来抗争，从而体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中国的悲剧主人公大多自主意识较弱，从而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中西方悲剧精神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中西思想文化的异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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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悲剧精神；比较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06-0003-02
悲剧是以表现悲剧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导致悲剧人物在悲剧冲突中被毁灭，同时又表现出悲剧精神的结局。悲剧精神是指在面对生活中的不幸、苦难与毁灭时，悲剧人物所表现出的抗争与超越的精神。悲剧精神主要显现在悲剧人物身上，悲剧人物要在矛盾冲突中抗争，显示悲剧精神。西方悲剧多用行动来抗争，从而体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中国的悲剧主人公大多自主意识较弱，从而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中西悲剧精神的异同主要体现于悲剧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悲剧冲突这两方面。
一、中西悲剧人物性格比较
西方悲剧主人公多是男性、强者，自主意识较强，中国古典悲剧多以女性、弱者为悲剧人物，自主意识相对薄弱。西方的悲剧人物以其个体的独立奋斗展现其悲剧精神，而中国古典悲剧中的悲剧人物则是反抗邪恶显示出悲剧精神。
西方的悲剧从古希腊到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期，悲剧人物一直是英雄、高贵的王侯将相，直到十七世纪末才出现普通人物作为悲剧的主角。在西方理论家看来出身高贵的人的悲惨命运最具有普遍性。西方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悲剧主人公的积极行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坚贞不屈、奥瑟罗疯狂的妒忌等等，这些悲剧主人公为追求真理、权利而奋争，悲剧人物具有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
而中国古典悲剧多以女性、弱者为悲剧人物，如《汉宫秋》、《长生殿》、《窦娥冤》、《娇红记》中的女主角大多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即使是男性也受到传统道德伦理的“忠、孝、仁、义”的束缚，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大多隐忍顺从。从而使中国悲剧精神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中国悲剧人物缺少西方激烈抗争的精神，岳飞作为三军统率、保家卫国的将领，被束缚在“忠、孝、仁、义”的框架内。因此，秦桧就利用假金牌召回岳飞，并设计陷害忠良.岳飞在面对“精忠报国”和叛国求生之间早已有了选择，所以，他的抗争是无力的。
二、中西悲剧冲突的异同
悲剧冲突是传统悲剧文学的核心因素,不同的悲剧冲突体现了不同的悲剧精神。西方悲剧冲突的发起者一般是悲剧主人公自身。俄狄浦斯王想要摆脱命运，却一步步的走向既定的命运，越是要查出真凶为城邦解除瘟疫，就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反抗命运的过程正是走向命运圈套的过程。这也使得我们深思:如果主人公开始时就不积极行动，那么悲剧完全可以避免。
一般来说,西方悲剧外在冲突的双方是迫害与反迫害的关系,安提戈涅坚守着希腊传统习俗――亲人死后一定得安葬,否则会给自己家族和城邦带来灾难。为此,她不顾禁令,坚持收埋了她的哥哥,被国王克瑞翁处死。安提戈涅明知不可而为之,临刑前痛斥克瑞翁的残忍和冷酷:“忒拜长老们呀,请看你们王室剩下的唯一后裔,请看我因为重视虔敬的行为,在什么人手中受到什么样的迫害呀!”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朵“种植在不相宜的土壤里”的鲜花,无视家族世仇,为了爱情，与家族进行斗争,尽管美好的爱情“就像一技含葩的蔷薇生在这个偶然世界里还未破蕊,就被狂风暴雨在好心肠好心眼的无力的营救计谋中一扫而空了”。
悲剧的外在斗争通常以内在斗争为基础，内心冲突的尖锐与否更显出悲剧精神的强弱。总体说来,西方悲剧人物的内心冲突激烈，美狄亚在杀子之前,灵魂进行着一场撕心裂肺般的斗争:“(自言自语地道白)哎呀!我的心啊,不要这样作!可怜的人啊,你放了孩子,饶恕了他们吧!即使这些孩子不能同你一块儿生活,但他们毕竟还活在世上,这对你也是一个宽慰嘛!――不,凭那些住在下界的复仇神起誓,这样做一定不行,我绝不能让我的仇人侮辱我的孩子,不管怎样,他们非死不可!既然要死,我把他们带到人间,我就可以把他们送回冥界。”这段惊心动魄的独白,展示了一位善良而又狠心的母亲的双重性格，来自灵魂深处的冲突。
《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被称为“延宕的王子”，这不仅因为他要承担重整乾坤的任务过更主要的则在于他激烈的内心冲突。“一个极度败坏的世界中,理智所遇到的无比绝望”。哈姆莱特在每次行动之前,内心极具矛盾，行动的各种前因后果都经过理性的天平衡量。在这些矛盾的斗争中他发出了“生存还是毁灭”的呐喊，他己经不在是一个丹麦王子，他是真正的巨人，他的灵魂因理性的觉悟而伟大。可以说哈姆雷特的内心冲突远比他的外在复仇更激烈，更具悲剧性。
在王位的竞技场上奋力厮杀的大将麦克白,登上宝座后,为了固守皇位,继续迫害和残杀忠良无辜。在这个过程中,麦克白的心灵也是波涛汹涌。他绝望地叹息:“我在血泊之中,已经走得这么远,即使不再涉血前进,后退也和向前一样使人厌倦。”这表明曾经战功赫赫的麦克白,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四面楚歌、英雄末路的困境,但已无力挽回,他不得不踏上这条天性泯灭、道德沦丧的不归路。
与之相比，中国古典悲剧斗争双方主要表现为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冲突的程度大大下降。《窦娥冤》中描写了窦娥一生充满了苦难，西语论文范文，在每一个紧要关头，她都是逆来顺受，直到走投无路，她才反抗。当不幸来临时，她为救婆婆，主动承担罪责，当她斥天骂地时，虽未责怪给她带来不幸的婆婆，但也表达了自己的冤屈，她压抑自己，只怪自己“�时运”，但是为了坚守传统的道德观念“孝道”和“忠贞”，她毅然决然地走向了生命的尽头。《汉宫秋》中也是由于匈奴的穷兵黩武和毛延寿的叛国投敌推动了矛盾的发展，《梧桐雨》中的杨玉环纵然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但终究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的悲惨命运都可归因于皇帝荒淫误国、安禄山起兵反叛。
中国古典悲剧人物的冲突主要是外在的，而对悲剧人物的内在矛盾表现得不充分。中国古典悲剧不仅是反映悲剧人物的悲剧精神，悲剧作家还通过笔下的悲剧人物表达出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激之情。《精忠旗》中的岳飞虽是统领三军、保家卫国的忠臣，但只是一心忠于皇上,从思考过皇上是否值得尽忠以及如何效忠等问题，因此，只得被动受害。
西方悲剧以自我意识较强的悲剧人物的毁灭表现悲剧反抗精神，中国古典悲剧以受传统伦理框架桎梏的软弱的悲剧人物被摧毁表现悲剧精神。中西悲剧精神的承载者―悲剧人物具有不同性格，他们在悲剧冲突中的行动表现为:西方悲剧人物行动积极，反抗彻底，中国古典悲剧人物性格较软弱，较少反抗，有时还需借助大团圆结局来完善悲剧人物的性格。
那么,是什么使中西悲剧呈现出不同的鲜明特色?文化的异同决定了不同的悲剧精神。西方文化是一种在剧烈的斗争中发展的文化，相对而言，中国文化则是保守型的。中西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悲剧精神的异同。
三、西方文化对悲剧的作用
西方文化发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频临海洋，商业发达，西语论文，古希腊人相比东方人，具有更多的冒险精神，他们不断地开拓自己的生存领地，自我意识强烈，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也突出。因而西方悲剧的主人公形成了为实现个体价值而不懈抗争的品格。
从哲学思想上来看,西方文化注重理性、科学和批判精神。所以,西方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的理性力量、怀疑精神导致的激烈的内在冲突和外在斗争.这也使得西方悲剧精神对人类求真的痛苦的超越。
四、中国文化对悲剧的作用
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建立在大一统和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属于内陆型的文化。它的政治理想是稳定，哲学思想是中和，它是一种保存型的文化。中国古典悲剧生长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的，中国哲学、宗教思想也深刻的作用着中国古典悲剧。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也就把伦理道德的修养与对宇宙万物的求知融为一体，因此，最高的真理是悟道，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至美、至善。这种哲学思想反映到悲剧创作中，因而，中国古典悲剧中的悲剧人物也多以“忠、孝、仁、义”的道德楷模为主人公。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中庸”、“中和”思想形成了儒家的伦理美学观念。孔子在《论语》中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而“《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他把善与美结合起来，把善纳入到美的范畴。朱熹也说:“善者，美之实也。”儒学伦理美学观的确立，使中国古代戏曲家把道德伦理上的“善”看作是艺术美，把“善”的胜利以及“恶”的失败作为最终的归宿。这种“温柔敦厚”、“中和”的儒家文艺创作准则，使得中国古典悲剧往往用结局的喜剧因素来调和前面的悲剧因素，也就出现了大团圆结局。也使得中国古典悲剧在悲剧人物和悲剧冲突方面显示出隐忍软弱，含蓄蕴藉的特点。
林语堂在《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中说:“总而言之，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近情，西方重逻辑。中国哲学重立身安命，西人重客观的了解与剖析。西人重略论，中国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求客观真理。中国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这些都是基于思想法之不同。” 正是由于中西思想文化的异同，中西悲剧的悲剧精神内涵才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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