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创世神话是各族先民对天地形成和人类起源所做出的最初探究和解释，中西创世神话分别以生动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两种文化起源时期的不同画面，通过对二者创世神话中隐含的文化基因的探查，我们发现，二者在人与神、神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存在着显著的异同，这些异同最终导致了两种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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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世神话 文化基因 文化个性
中图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地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神话的内容是虚幻的，但它赖以产生的基础却是现实的，它以生动的形式反映了人类童年时期的思维方式、情感依赖和原始信仰，同时，它又反过来在以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创世神话又称开辟神话，是在某一区域内，幼年时期的人类应用幻想、想象、夸张等手段对自然、宇宙、人类等所做出的朴素的描述与解释，反映了远古人类对世间万物和人类由来的原始观念，是人类早期神话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创世神话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释和描述天地开辟，包括世界与万物的起源与形成；二是解释人类的起源，包括民族的形成等。
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的基础上的，《旧约》汇集了希伯来的思想文化和深刻作用其内在精神生活的现象，西语论文范文，《旧约》中的创世神话所隐含的文化基因能够折射出西方文明的部分价值观。基督教产生后，对《旧约》加以了继承，并对《旧约》中所记载的创世神话做了诸多神学上的解读，笔者拟从探索中国创世神话与《旧约》创世神话文化基因的异同入手，从中西文化个性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神话。
一 人与神的关系：分立与和谐
人类起源与繁衍是创世神话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中国的女娲造人还是西方的上帝造人都反映出人类童年时期对自身起源产生的追问，在两种造人神话中，人们都毫无例外地把这一问题的答案归结到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身上，在此基础上，创世神话中的人与神的关系也就折射出早期人类关于自身和社会秩序的思考和理解。
在《旧约》中，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是全智、全能、全在的，他创造了人类，同时也支配着人类。人在神的面前软弱无能、生死命运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神以人对待神的态度评价人的善恶，裁决人的命运，服从、敬畏神的人会得到神的赐福；反之，则会遭遇灾祸，受到惩罚。上帝不愿人类获得与他同等的智慧而禁止人吃智慧树上的果实；当人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后，上帝就用生育和劳作之苦来永生永世惩罚人类；上帝害怕人类获得与他同等的永生权，于是将人类逐出了伊甸园；为惩罚人类的不服从，他就以洪水来毁灭世间的一切生灵。显然，在这一系列的神话中，上帝既是一位开创型的神，同时也是一位惩罚型的神。虽然上帝以“父”的形象出现在神话中，是爱着人类的，但很明显，这种爱是以人类的屈服、顺从、敬仰为基础的，神提出要求、制定规则，人作为一种“被造物”必须无条件地遵从神的一切旨意，不能有丝毫质疑或怠慢。“这种神人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父子’关系，作为‘父’的神拥有无比权威，凌驾于人类之上；作为‘子’的人是一种被动的‘受造物’，顺服‘父’的旨意，并在强大有力的父面前显得微弱无力，始终处在低一级的位置，不能平等，更无法超越”②，在这样的关系中，人与神处在分立的位置上。
在中国创世神话中，作为人类母亲的女娲对人类充满了慈祥和爱护，她不仅创造了人类，还在天崩地裂之时“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成为一位为保护人类而竭尽全力的保护神。她关于亲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更加不会为了显露她的神通和权力而惩罚人类，不仅如此，她还能在人类遭受苦难之时不惜舍身造福人间。女娲对人类的爱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全力奉献的，这是典型的母性的光辉，在母与子的关系中，不是一方凌驾于另一方，而是与生俱来的血脉相连和彼此天然的互相亲密，作为“母亲”的神对“孩子”无偿地给予，全心全意地爱和帮助；作为“孩子”的人类对“母亲”充满了感恩和崇敬。在这种人神的关系中，神与人同甘苦、共患难，二者的关系是和谐的、同一的。
二 神与自然：对立和统一
世界之初，一片混沌，神造万物，再造人类，这是中西创世神话的相同顺序，然而二者在这一过程中所反映出的神与自然的关系却迥然不同。
在《旧约》的创世神话中，上帝并不是由土地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材料构成的，他先于世界而存在，具有无上的智慧与能力，他拥有主宰一切的力量，关于除他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他都处于支配者的地位。而与上帝相对的世间万物都是由他创造出来的，是仅凭上帝说出他的想法，而后“事就成了”（创世纪，1：6）的。这个如此简单、轻易的过程体现出上帝对世间万物绝对的指挥权，作为“被造物”的自然永远处于受支配的地位，与神是完全对立且不对等的关系。
在中国创世神话中，巨人盘古生于混沌之中，与天地共同成长，耗尽毕生精力终于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伟业，就在巨人的生命之火即将殒灭之时，盘古又毫不吝惜地把身体的一切化成世间万物，这个开创世界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奉献。盘古虽然以开创神的身份出现，但他却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即使他天生神力，也无法轻而易举地完成开天辟地的伟业，而是必须要不断成长，不断努力，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即使他是神明，在经过漫长而坚韧的奋斗后，他也会感到劳累，也会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一充满奉献与牺牲精神的过程中，神不但与天地共同成长，还通过肉体与万物的转化实现了以另一种形式永存于世，神与自然由此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从此，世间万物即是神，神即是世间万物，神与自然统一为一体，不分主客，崇拜自然即是崇拜神，反之，崇拜神则必须崇拜自然。
三 人与自然：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
神话表达了远古时期人类对世界的思考与认识，当人类对自然、命运、生死等一系列问题感到神秘莫测时，神明就被顺理成章地创造了出来。人类对神的创造表面上表达了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实际上是人类关于自身所代表的主体与所面对的客体世界关系的思索，这种关系也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传统命题之一――天人观。这里所指的“天”既包括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空，也包括相关于人的客体世界，即自然、宇宙等等。在“天人观”上的异同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异同之一，它也最终导致了中西不同的文化个性。上文中我们对于人与神、神与自然关系的研讨都是为了最终揭开这一问题的面纱所做的铺垫。 在《旧约》的创世神话中，神与人、神与自然都处在对立的、分裂的位置上，人和自然都是神的“被造物”，都必须服从神的旨意，在神的面前都处于低级的、受支配的地位。神造人是要人“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创世纪，1：28），因此虽然同样是“被造物”，但神在造人之初就给人分配了明确的任务，造人的目的是征服、支配、管理自然，人是神在世间的仆人，代替神行使对自然的指挥权。此外，作为绝对精神存在的神代表着高贵、光明，而被他创造出来的土地（即自然）则代表着卑微黑暗。“泥土赋予人的是肉体、本能、感性、欲望等黑暗的成份和属性”③，当神把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人才有了生命，也从此有了天赐的高贵灵魂。神造人的过程决定了人类灵与肉永恒的对立冲突，也决定了人类对自身肉体的来源――即作为客体世界的自然――的不屑。人所崇拜的是至高无上、创造万物的神，所重视的是神赐予的高贵灵魂，而不是自己负责征服和掌管的自然和来源于自然的肉体。至此，人与自然分离、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天人相分”的观念被淋漓尽致地在创世神话中表现了出来，在这一观念的作用下，西方文化逐渐形成了以逻辑略论为主要措施、以对象化的眼光打量和探讨外物的思维模式，造就了西方文化注重自由、民主，强调个体意识与个性独立的文化个性，同时，这种观念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去探究自然、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导致了人与自然形成了长期的竞争关系。
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神与人、神与自然和谐统一，没有间隔，自然是神的化身，土地就来自于巨人神盘古的身体，女娲用黄土造人，也就是用神的身躯创造人类，人与神质地相同，人与自然合而为一，二者之间不存在主客之分。同时，女娲造人并没有给人分配任何任务，不但如此，女娲作为一位人首蛇身的女神，她本身就代表着人与自然的融合，而作为“孩子”的人类也理所当然地遗传和继承了这种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人、神、自然三者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存在着某种深刻而神秘的互动统一关系。此外，在中国的造人神话中没有赋灵的关目，人的生命和灵魂都来自土地，因此，人不是内在分裂的，并没有灵与肉的冲突。这种人、神、自然的交融统一以及人内在的浑然一体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种典型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原始先民关于滋养他们的大自然和农耕文明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肯定与崇拜之情的深刻反映。创世神话中表现出的原始的、朴素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把“人”作为主体，把自然作为客体分开来进行观察和探讨，而是将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一个部分，西班牙语论文，认为只有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遵循自然的运行规律，才能实现各方面价值的最大化。因此“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文言》）就成为了中国哲学所倡导的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走向了提倡与天地参合、尊崇自然、人与自然相互融合、辩证统一，和谐共处的方向；而在价值取向上，中国文化提倡把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融为一体，强调个人对集体的依赖、责任和义务，形成了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个性。同时，在这一思想的作用下，注重事物的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
四 小结
创世神话反映了人类认识自身与周围世界的重要过程，蕴含在其中的文化基因所投射出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模式是民族意识与文化个性中最本色、最质朴的闪光，同时，通过对这些文化基因的探查，我们得以找到探析文化与社会形态发展的原始线索。西方创世神话中，人与神、神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分离体现出了西方文化“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在这一思想的作用下，西方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探究和认知，擅长略论推理，注重理性思辨，形成了推崇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而中国创世神话中的人与神、神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都传递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体现在中国文化中即表现为提倡人与自然的沟通，注重事物的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以及推崇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注：本文系2017年度河北省统一战线学会指导性探讨课题，课题编号：JTZKT-201729。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③赵晓玲、张璐：《中西创世神话之比较》，《山花》，2017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 胡安莲、闫孟莲：《论中国古代创世神话所彰显的民族文化精神》，《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 辜帆：《中西方造人神话比较》，《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3期。
[3] 朱芳：《从洪水神话解读中西民族文化心理异同》，《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4] 刘忠洋：《对中西神话神的形象相异性的追问》，《求索》，2017年第1期。
[5] 杨师群：《中西方上古宇宙观及相关文化之比较》，《甘肃理论学刊》，2017年第3期。
[6] 马月兰：《〈圣经〉创世神话的文化折射》，《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郑梅，女，1981―，吉林长春人，，讲师，探讨方向：对外汉语教学、中外文化比较，工作单位：燕山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