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一种极为美好纯真的感情经历，是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也是诗歌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远古还是在当今，诗歌中对爱情的吟唱回旋往复，不绝如缕。歌咏爱情，赞美爱情，崇尚爱情，这是人类古往今来诗歌中最普遍，最动人，最真诚的情感抒发。尽管人类两性之爱情心理是共同的，但由于中西方在文化，历史，礼仪，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对爱情的态度和表达方式也不同。在诗歌中人们表达爱情的方式也相应的表现出种种异同。“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朱光潜《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西爱情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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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中西爱情诗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不同：西方“爱”的直率，东方“爱”的含蓄。西诗热情奔放，感情如火般热烈，其文字常常爽直率真，直抒胸臆，甚至直言不讳；而中国诗则委婉含蓄，哀婉朦胧，迂回曲折，欲语还休。比如同是男性，思念和爱意的表述在柳永的笔下是那么的含蓄，一阕《雨霖铃》虽是倾诉思念之情，却通篇不见思念之词。而是借景抒情，委婉曲折：“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情到深处，却离别在即，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真是无声胜有声。“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与爱人分别后，一切的良辰美景关于诗人也都变得没有意义。虽然全词不着一个爱字，但爱怜之心却溢于言表，如梅尧臣所说“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正是中国爱情诗的真正艺术魅力所在。但在英国诗人拜伦的诗歌中，思念的表达是那么的直率，在他的《雅典的少女》一诗中，他是这样倾诉自己的思念的：“虽然我向着伊斯坦堡飞奔，雅典却抓住我的心和灵魂。”对特瑞莎的爱已经和生命与灵魂融为一体，“我能够不爱你吗？不会的！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对爱的描写热烈大胆，激情飞扬，诗人对特瑞莎的追慕与痴迷漫溢于字里行间。这里的直白的对倾慕之情的倾吐不似《雨霖铃》以景言情的含蓄婉转，彰显出西方爱情诗的独特魅力。
第二，中西爱情诗表达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爱情诗多以追慕爱人，赞美爱情，勇敢的追求爱情为主要内容；中诗则着重表达与恋人的相思别恨，悲欢离合。因此，闺怨诗，送别诗，悼亡诗在中国的爱情始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自伯之东，首如飞蓬，西语论文网站，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伯兮》）细腻而含蓄的唱出了一位妇人对征夫的思念之情。有如“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写出了一对恋人分别是的依依不舍。反观西诗，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我是怎样地爱你》可谓是千古绝唱。
我是怎样地爱你？诉不尽万语千言：
我爱你的程度是那样地高深和广远，
恰似我的灵魂曾飞到了九天和黄泉，
去探究人生的奥秘，和神灵的恩典。
无论是白昼还是夜晚，我爱你不息，
像我每日必需的摄生事物不能间断。
在这首诗里，诗人对爱情的抒写是那么地热情奔放，大胆直爽。不仅热情地讴歌了爱情，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她对勃朗宁先生的爱胜过对上帝和宗教的爱。整首诗充盈着诗人对爱情的达观和超越的情绪。
第三，西诗往往不屑于自然的烘托，而中诗则常常与自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为：托物起兴，融情于景。再如柳永的《雨霖铃》和拜伦的《雅典的少女》。《雨霖铃》以“寒蝉凄切”起首，一开始就用秋蝉这个悲剧性意象的悲苦鸣叫，营造出凄凉，悲切的离别气氛。接着通过“十里长亭”以及雨后阴冷的黄昏这些景物的实写，融情于景，将恋人分别是难舍难分的凄凉心情抒写了出来，西语论文，进一步为全诗定下了悲凉伤感的基调。到“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时，诗人应用白描手法把一对恋人悲痛，眷恋有无可奈何的心情描写地淋漓尽致。“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承上启下，由上片实写转向下片虚写：兰舟启旋开行，就会越去越远，一路上暮霭深沉，烟波浩淼，离愁之深，别恨之苦溢于言表。“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悲秋与远别的双重苦痛，互为交织，互为发生，构成人生最大的不幸。“今宵醒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寓情于景，更是营造了离人凄楚惆怅，黯然销魂的心绪。“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诗人应用反衬，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本是令人向往的乐境，可是人与心上人分别后，一切都形同虚设。结尾两句说明了原因所在：“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满腔的哀怨油然而生。全诗含蓄隐晦，哀怨伤感。词人借用数量繁多的景物，细致入微地烘托环境，以景写情，景语情语相互映衬。《雅典的少女》则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诗人没有用环境去渲染烘托气氛，而是采取开门见山的手法直奔主题，毫不掩饰。“雅典的少女啊，在我们分别之前，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或者它已与我脱离，留着它吧，把其余的也拿去！”接着诗人浓妆重彩地描摹心上人的美丽容貌；“无拘无束的卷发”，“墨玉镶边的眼睛”，“颊上嫣红的睫毛”，“野鹿似的眼睛”，“久欲一尝的红唇”，“轻盈紧束的腰身”。描写得十分热烈大胆，激情飞扬。
中西方爱情诗呈现出的不同风貌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与中西民族文化之心理定势和审美理念不无关系。谈到中西民族文化之心理定势和审美理念，就不得不提及中西文化的渊源，因为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无不受其文化作用。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基石的封建礼教统治严密。男尊女卑的传统使妇女长期处于卑微的地位，难以入诗；再者，由于中国的德性文化重在群体，以个体的性爱意识为基础的爱情在其中受到严重的压抑，加上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的文艺批评准则，使得中国诗人在抒发爱情时也大多含蓄，委婉，细腻而不宣泄。此外，中国自古为农业社会，对本乡本土有着天然的眷恋，受这种以乡土为本的观念的作用，人们对离别多抱有悲观的态度，这在恋人之间尤为突出，因此中国的惜别情诗往往满溢着离愁别绪。而在西方，西方古典文化不像东方儒家文化那样一脉相传，它起源于希腊，发扬光大于罗马，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则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与现代文艺复兴两个高峰之间的一个插曲。基于基督教教义，认为男女本是一个整体，女人是由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的。爱情就是这两个半体渴望和不断追求重新结合的努力。也就是说，男女之间相爱结合乃天然之事，所以，诗人竭力用最直接、最热情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恋人的爱情，炽热而又明确。这种直率的表达“爱”的方式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追求摆脱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念在艺术创作中的具体体现。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民族心理结构和审美情趣左右着东西方男女示爱的表达方式。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其所依存文化体系的特质决定了中西方在爱情的表达和对爱情的态度全然不同，折射出中西方民族心理结构所特有的儒家文化及督教文化的氛围和审美情趣之不同，也让中西爱情诗各具独特的魅力。
（作者简介：杨秋娟，渭南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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