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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音乐观”的对比
中国古代的“乐”观是在“天人合一”世界观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种大自然和人生命、宇宙相互融通、生生不息的活动韵律。音乐本身即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的关系。古代强调的“乐观”涵盖“诗”、“歌”、“舞”、“乐器”等多重意义，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1]为内涵的“礼乐文化”。
西方音乐观的演进与其“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是紧密相连的。自古希腊起，音乐存在论便以“音”为本体，强调音乐与外在之物的分离。直到黑格尔之后，西方音乐观才随之哲学的转向，逐渐由“分立”趋于“融合”，走的亦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对比中、西音乐观的发展轨迹，中国长期将“天人合一”作为其哲学及音乐发展的根基，仅在鸦片战争后，才受“西为中用”的作用，产生“主客二元”的哲学思维；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近代以来，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融合，逐步趋向一种超越。
二、音乐观的精神蜕变
略论古今哲学及音乐思想的发展历史，人们对“音乐”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总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阶段。中国传统哲学及王阳明“乐论”之前属此阶段；第二，“主体―客体”阶段。西方旧形而上学及中国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属此阶段；第三，“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阶段。近现代哲学、音乐美学思想属此阶段。“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新的“天人合一”观，以“万物共荣共生”为前提，既包含又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其意境高远又不乏理性冲击，可视为现代哲学及音乐美学发展的新意境。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音乐认识论是缺乏主客关系基础的合一，在本质上并非真正的合一，而是处于主客关系前期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古代哲人主观上预设“音乐”和“宇宙”乃“合一”的状态，然后设定人与世界（天）、人与音乐、音乐与宇宙的共同标准，而此标准由"天"所定，欲达到"天"的标准，人需通过音乐这个载体，使相互独立的两个事物合而为一，使具有外在关系的人与世界、音乐与宇宙融合。为此，古人非常重视通往此“天”境的桥梁――“善”，从而将音乐作为表达的途径，形成“礼乐文化”、“完善相乐”、“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等音乐认识论，力求实现善与美的统一。然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一种混沌的、蒙昧的、整体的“天人”观念。人在下意识里，将自身与宇宙化为整体，没有区分。因此，音乐仅作为自然的表达而具有本体意义。故中国民族音乐的基本调式是与自然的“五行理论”一脉相承的。
比较中、西两种形态的世界观，二者都不属真正意义的融合与统一，都是以“外在”相互独立的前提存在的。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主体”与“客体”角色的调位。前者把“世界”作为主体，它决定了音乐的本体性质和价值标准；后者则反过来将“音乐本身”作为主体，音乐具有“自在的”价值性，客体仅是外在于音乐而存在的“物自体”，音乐关于世界的表达不在于世界，而在于自身。
“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音乐观是一种消极的世界观，与“主客”关系中的积极、努力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强调音乐自身本体性的价值观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主体―客体”式思想的建立，是人类思想史的一次进步，当人类从蒙昧、混沌的主体出发，不断发现自我、割裂整体，其实是一个局部独立于整体的过程。这种分割的、分裂的思维方式，大大推动了人类思维的发展，为科学主义的诞生奠定基础。此时，人发现了“自然”和“自己”，从而推翻了“神权”及精神支配的力量。随着主体意识的增强，征服客体、改造客体的意念也逐步增大，由此产生了科学、艺术的繁荣，并学会通过掌握客体客观本质和规律，来改造个体，求得主体与客体的统一[2]。
然而，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当下，我们更为强调超越“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观念。后“天人合一”音乐观是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一种融合：既看到音乐自身的本体性，又将音乐融于世界，作为“美”独特的形式，非独立于世界而存在。
三、音乐美的重建
音乐的本质就是一种哲学和美的感受，音乐是人性对宇宙的自由表达。哲学的思维孕育着一种新的音乐精神，这也是哲学自身审美本质的蜕变与表现。在“主客二分”世界中，人们试图用审美的崇高境界来促使道德的提高，然而，当音乐只关注客观的他物、主观的自由精神，获取的只能是不自由的音乐本质。“审美”不是“主客二分”世界的产物，这种高层次的意境只有通过超越，到达新“天人合一”的意境来实现。换句话说，功利性的音乐，没有“超道德”标准的美。在“主客二分”世界里，音乐本身就是束缚。局限在“二元对立”基础上谈音乐的美，其所言无外乎是有关音乐的优劣、论调的高低，而非音乐的“审美”谱系。
对“音乐本质”的把握在于从根本上树立“音乐与世界合一”的意念，而不是“为音而乐”或“为情而乐”。音乐的价值不在于“音符本身”，恰在于人发现、创造的本质，人赋于音乐以灵魂，赋予自然以声音，而这种自然之声恰恰是音乐的起源。因此，在新的“天人合一”境界里，显现的不仅仅是音符的存在，更是一种自然的“乐”径，乃“镜像美”。它是世界“真、善，美”的融合，既独立存在又因此而消失。单独抽出音乐的任意一种“元素”都能用以考察“世界”，流露出世界的美。它无需澄清，便会在对世界的表达中隐射出最合适的“音符”。
以“审美流露”为依托的自然之境乃音乐的最高意境。音乐常态的自然之美即美的本身。融于此境的“审美意识”不可单纯通过功利性来表达，它无须构建，音乐对人和世界产生的吸引就是与世界共融共生后的一种本能力量。音符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纯客观的，音乐既是一种对自然的表达，又是一种主体对美的发现，“表达”和“发现”构成了人与自然、音乐之间的“和谐”。纯自然之物有“声”，却无“音乐”；纯音符的“音乐”有“音”，却无“根基”。“音”是纯粹自然的存在，“乐”才是主体发现的“赋值”，即“音乐的美”。因此，西语毕业论文，音乐本身源于自然的流露，却又是一种主体对世界的对象化。此时，音乐显现出一种美、一种和谐，与之前需要澄清、需要征服“他物”而实现的“美”有本质的区别。
当音乐达到与世界共通、合而为一之后所拥有的生活情态便是一种自然的美境，它不是“概念上”的美，而是音乐的真谛。音乐与世界的关系就是“天籁之音”与“人之赋值”的关系：自然赋予音乐以根基、灵感；人赋予自然以音符、韵律，相互运动、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西语毕业论文，1978：56.
[2]庄子.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54：84.
(作者简介：卢新予，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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