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这是西方学者对西方学术现实的概括。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轮番登场，造就了中国文论界的繁荣喧嚣的局面，这能否认为中国从此进入了批评的世纪呢？“失语症”、当下批评的沉寂似乎都在昭示这只是一些学者的一相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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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批评观略论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即作家、著作、世界和读者。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1]西方文学批评观经历了作家论、著作论、读者论和解构论的历程，每一种批评观的改变都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创造精神。
作家论文学批评主要有模仿说、表现说和社会学批评。从一开始直到19世纪初，近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模仿说到表现说再到社会学批评的演进史。仔细考察不难发现，表现说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2]艺术家本身变成了创造艺术品并制定其判断标准的主要因素。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心理生理等基本生命状态得以确立。在客体造成对人的限制的地方，表现说的土壤就会永远存在。模仿说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模仿，文学的成功取决于作家的理性力量。人要凭借对象化的审美符号才能审美的经验事实得到了强调。社会学批评强调探求、搜集有关作家和文学史上种种实证事实，关注事实如何发生，而不是为什么发生。批评走上了强调客观性的学术之路。这一演进史的共同特点是关注作家，而非著作本身的审美性，对著作的解读是全力理解作者的原意，这显示出人们对艺术理解的偏颇。
著作论文学批评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形式”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观的一大奇迹。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率先对19世纪以前的传统文学批评提出质疑，反对任何从外部即从政治、经济、思想史或心理根源略论、解释文学著作的倾向，重新界定了文学批评的探讨对象和措施，从形式上规定了文学艺术的本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继续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发起猛烈攻击。他们称作家探讨为意图谬误，甚至提出了“作者之死”的极端口号。[3]他们把文学著作上升到本体论的位置，视文本为独立自主的符号体系，力图客观地、科学地略论文本的艺术形式，探求其内部各种因素的组合和转换规律，建立了新的科学略论文本的措施。20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正是通过对传统文学批评的批判，实现了文学批评的重心从作者到著作的转换，成为当代最有作用的批评模式之一。
读者论文学批评主要有姚斯的接受美学和伊瑟尔的阅读理论。姚斯主要受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作用，从更新文学史探讨措施的角度提出建立接受美学的主张，关注的重心是重建历史与美学统一的文学探讨措施论，特别强调文学接受的历史性，并对文学史作了具体的历史性接受探讨。伊瑟尔的思想资源是英伽登的现象学文学理论，主要致力于对文本结构内部的阅读反应机制作一般的现象学略论。从读者阅读理解的角度来研讨文学的一系列问题，是读者论文学批评的主要特点。它使得西方文学批评实现了从“作者论”和“著作论”向“读者论”的现代转向，西语毕业论文，为文学探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范式：以现代哲学解释学的历史性思维方式取代传统文论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以现象学的非对象性思维方式取代传统文论的对象性思维方式。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解构主义以消解西方的不断确立中心意义的“中心”为己任，使“逻各斯中心”消解，使因果关系失去逻辑依据，事物没有终极之因和所指。这种对理性合理性的怀疑，将人从一个有问题的理性中解放出来的批评，具有开始西方新文明的含义。解构批评致力于阐释、阐释再阐释而重归于细读，殚思竭虑从文本的意指结构中抽取互为冲突的力量来，其解构过程具有面向无穷的开放性，从任何意义上看，文本不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批评家的使命是怎样把文本铸入一个新的文本，[4]
综上，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流派林立、洋洋大观，批评取得了真正多元的、学科意义上的存在。20世纪文学批评学成为可能，深究缘由我们会发现：西方每一种文学批评几乎本身或者深沉根源就是哲学的翻版。批评的强悍，是出于批评家对世界理解力的增强和认识的多元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批评的时代”就是“哲学的时代”一点也不为过。[5]
中国文学批评观略论
中国文学批评以近代西学东渐为分水岭，形成古代文学批评和现代文学批评的格局。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给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建设带来契机又危机重重，显示出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包括文学批评转型的艰难。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无论是“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得意忘言”还是诗话、评点等等，都属于感悟式、印象式批评。这种文学批评深受儒家和道家哲学的作用，形成了重言、重人、重诗化的文学批评。以著作为本位，注重对著作的感受与体验，使中国文论具有批评性质，在内容上，自然而然体现了审美经验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认为著作有两个层面：语言表层和意蕴内层。这两个层面又通过“象”结合在一起，达到“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完美境界。作家的人品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象”由语言构成，注重语言，使语言高度艺术化，构成传统文学批评的又一特点。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几乎都是在西方近代批评和中国文化转型的双重作用之下，挣扎着去完成“脱古”并向现代过渡的自然流程。以“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批评，对五四时代“人的文学”主张进行合理的衍化和扩张，强调文学应表现人的共性特征和文学的道德功利主义，推崇经历时间检验过的超时代的伟大艺术。他们对文学主体意识的自觉强化，给中国文学批评带来成熟气息。以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为代表的政治功利主义文学批评，从反映论的角度将文学定性为政治革命的宣传工具，以人的阶级分类的客观现实，确立了无产阶级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合法地位。直到文革结束，这种文学批评观越来越走向极端，“批评”为“大批判”代替，文学批评完全丧失了自我价值和存在意义。
中国文学批评的复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西语论文题目，各种文学批评观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受“文学摆脱政治的制约回到自身”观念的作用，80年代流行的文学批评观有“我所批评的就是我”、“批评是主客体间的交流活动”等等。“我所批评的就是我”以鲜明的立场对自我价值作了肯定。但是，批评中的“自我价值”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才成为可能？却显得很是含混、模糊。当“我”只能不是认同中国传统思想就是认同西方现代思想的时候，“我所批评的就是我”只能是用中国传统思想来批评中国传统思想或者用西方现代思想来批评西方现代思想。真正的“我”的思想未出现，文学批评的意义只能是十分有限了。“批评是主客体间的交流活动”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主体与客体是否一有交流就一定有价值？这些价值是否等值？这是造成文学批评大而无当的主因。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和地位趋向“边缘化”。解构批评借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对创作上的痞味、玩世姿态和感官狂欢等给以发挥，用以颠覆过去的宏大叙事、正统叙事，以及文学政治功利性的正统地位，即消解从未被改变过的中心。其实质是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无以寄托国人现代灵魂，渴望构建一个新的意义来代替传统意义，用“一切意义均无意义”来宣告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瓦解，其非建设性是显而易见的。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打破了文本批评的单一性视角，以文化的整体性以及功能上的整和性，将文学批评纳入到一种对于人的文化哲学的思考中，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探讨的领域。[6]但是，西方从消解文学的“超越现实的形式独立”来从事当代文化批评，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文学的本体论和独立性问题，而不是打破文本批评的单一性视角。照搬西方理论，必然导致对中国问题的遮蔽。中国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如何结合？是至今没处理好的问题。将文学批评理解为对著作叙事、修辞、人物性格等表现措施的探讨，而将文化批评理解为对著作文化性内容的略论，使“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再一次对立，使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内容的探讨失去了文学质地与弹性，文学批评成了文化批评的工具。
纵观中国文学批评观发展的历程，因转型的艰难，首先，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步西方文学批评后尘是显在的事实，这昭示属于中国自己的哲学的贫困。由于任何措施论根本上是从属于相应的本体论的，措施的本质只能体现为对世界的理解，这是文学批评得以存在的根基。也是西方文学批评观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次，引进西方各种批评措施，丰富我们把握文学内容的方式是必要的。但是，针对中国现阶段的根本问题，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论批评，加强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和功效性，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观的渠道。中国现阶段文学处于怎样的状况，存在什么根本问题，需要怎样的批评，应该成为当下文学批评观建立的最重要的前提。
参考文献：
[1] 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 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第4页至第5页
[2] 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 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第19页
[3]王先霈、胡亚敏 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年7月版 第39页
[4] 朱立元 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6月版 第325页
[5] 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17年1月版 第318页
[6] 周宪 《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 上海三联书店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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