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方的管理决策以三百多年的民主文化和民主意识的沉淀为根基，我国的决策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及改革开放以来内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而呈现出新时期的新特点。本文从中西方文化异同切入，探索中西方决策文化的异同，进而提出应加强民主决策文化建设、科学决策文化建设和法治决策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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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决策文化 民主决策 法治决策 科学决策
【作者简介】 李树林， 内蒙古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刘媛，内蒙古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
【中图分类号】 C9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7）02-0038-03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自古以来，决策一直为人类所重视。人类正是通过决策活动来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控制世界的目的。美国管理学家西蒙认为，管理即是决策，决策贯穿于管理的各个方而和全部过程。上至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下至公司的经营活动，乃至个体的选择性行为，均是通过决策加以实现的。可以说，决策的正确与否更成为一个组织兴衰成败的关键。
决策文化作为决策的重要因素，直接作用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在确定目标、制定方案和形成决策的过程中，决策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均存在并影响于其中。即使条件相同，在不同的文化影响下，决策的选择也必然不同。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与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下，中西方决策文化呈现出显著的异同。
一、决策文化形成的区别
中西方文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着文化的基本精神，不同的文化土壤造就了千差万别的决策模式和特点。西方的管理决策是以三百多年的民主文化和民主意识的沉淀为根基的，而我国的决策文化深受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及改革开放以来内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呈现出新时期的新特点，二者存在显著异同。
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其特点是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建立了伦理价值观念体系，如忠、孝、礼、义、廉、耻、温、良、俭、让、谦、和等，其核心是“仁”和“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当然，中国文化也并不否认求利，但义在利先，要“见利思义”，如果不合乎义，则虽有利也不可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且如果两者相冲突，则必须“舍身取义”。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讲究克己复礼为仁。
随着秦统一六国的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形成，中国的决策文化就罩上了个人英雄主义和唯我独尊色彩，并且延续至今。统治者基于统治的需要，在文化的教育上形成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模式，在决策上可谓一言九鼎，金口玉言，是鲜有民主声音的，即使有也是在统治者意志许可的范围内商议，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决策结论。如果说该决策用金字塔来形容的话，则是由上而下的，决策者是提纲挈领的，是唯我独尊的，是个人主义的。此外，儒家的三纲五常的逐步稳定和法制化，更让这种文化自形成开始就围绕着或夫或父或君的意志在转移，也是自上而下的。总之，我国决策文化自一出生起就被个人意志所左右，是个人意志左右集体意志，是管理决策的独裁。
在以工商业经济为基础、个人本位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人们认为追求最大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与此相对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主要靠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来维系，而不是靠道德修养来维系。为了避免因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必须要有一种公正、持中的权威来保障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游戏秩序，这就是法学。在西方，人们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关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法制观念在西方早已深入人心，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原始民主的决策形式。古罗马的百人团会议可渭古代民主的典范，西语论文网站，是团队决策的一种方式。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复兴，民主文化和民主意识得到提升，进一步奠基了民主决策的文化基础。
二、决策文化传承的异同
我国的帝制文化在封建社会可谓强大，统治者基于政治的需要，从文化、社会、经济角度充分利用了舆论的力量，国家机器一直在倡导非民主、专制文化并夯实其根基。百姓作为管理对象一直被置于被奴役的地位予以文化灌输。
在西方，无论是民主罗马时期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城邦国家的存在，其独立性所形成的独立的思维模式，在根本上缺乏大一统，西语专业论文，在传承上可谓是形色各异，鲜有统一的文化来左右国民的意识，这也是从客观上使得多元文化得以萌发和传承，进而巩固民主决策文化的必然存在并得到良好的传承。
三、决策文化现实运用的异同
西方国家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决策机制的形成在运用上一直有着明显的体现，具体表现为团队合作和集体意识，是民主意识的实践。在我国，“新官上任三把火”其实也是对个人决策或者个人英雄主义的一种膜拜形式。在决策文化上，深信某个人甚至依赖某个人。西方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形成本身就在于以民主的形式来约束专制，约束个人决策在整个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以避免决策的局限性和专制性。我国相当缺乏集体决策基础，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与领导思维及行为保持一致，本身就是缺乏民主的体现。我们的监事会可以说形同虚设，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作怪下，管理决策被专制化，同时助推个人决策、个人英雄主义的成长。可见，在运用层面，中西方的决策文化亦有着相当大的异同。
四、西方决策文化对中国决策文化的启示
中国和西方的决策文化是具有异同性的，而两种决策文化各有优点与不足。将这种异同区分开并不是探讨中西决策文化的最终目的。随着全球化背景的不断加深，在对立统一准则的基础上，吸取西方决策文化的优点，扬长避短，从而达到思维和认识的全面性，充分发挥决策文化的影响。
1. 加强民主决策文化建设 民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也是现代政治的生命与灵魂。没有民主，或者不搞民主政治的政府，注定要短命。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理论，国家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这个被称为人民主权的准则，是当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石。民主政府的最高使命是增进国民的福利，那么言论自由就是民主政府与生俱来的特性之一。所以，民主政府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权力回归，坚持让民做主。
中国在建立民主政府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扩大民主参与，丰富民主形式，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等四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开辟了理想的途径。走向民主政府要求政府利用法学手段并应用汇率、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统筹规划、信息引导，为公司和社会提供服务并进行监督检查，以使公司和社会获得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自谋发展权。此外，政府还应有设立咨询点、进行咨询答复和提供相应信息资料的义务以及履行通报的义务等。
2. 加强法治决策文化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之上的。人们习惯于在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氛围中生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完全情感化、伦理化、道德化。这种社会心理积淀的结果使人们陶醉于伦理亲情之中。在传统行政文化中，虽有法家主张法治，但法家视法学为“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国器，且在法学来源上，主张“圣人之立法”，在法学的实际运作上虽提出“法不阿贵”，主张“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遣匹夫”。法治的对象仅仅是臣民。至于君主，则永远可逍遥于法外。这种君权大于法，再加上现实生活中“法即刑”的观念深入人心，使民众从内心情感上排斥法学，无法形成公众对法学信仰的原动力。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民众的一切都依附于君主权力，寻求其保护。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作用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老百姓被排斥在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活之外，缺乏政治自主意识和权利，处于完全服从的地位，对象征权力的君位或君主顶礼膜拜。君权至上使人们崇尚和迷信权力，以权力信仰代替法学信仰。法学成了君权脚下任其驱使的奴仆，也就失去了受人尊崇的价值。
在西方，“君权神授”虽有宗教迷信色彩，但神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的膨胀。法学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被视为由某种超自然力制定并被置于人类特别是君权之上。人们相信，苏美尔法典、巴比伦法典和犹太法典分别受赐于各自的神。在基督教时代，制定国家法学的是上帝；到了近代，则是“人民”。这种超自然性使法学借以获得神圣的光环，坚强有力。君权不能肆意妄为，必须受到法学的羁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法学应该不仅仅是管辖人民，君主如不能办事，也要管辖君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完善，西方社会形成法学至上的传统，使法学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对社会一切个人、团体等具有全面的适用性，使权利和义务得到合理的统一。对掌权者而言，权力的行使必须时刻以法学的规定为限度，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学责任。对社会公众来说，不再仅仅是法学义务的承担者，其法学所规定的权利得到法学的保护，符合市场经济内在发展要求的法学文化是中国决策文化所需借鉴之处。
3. 加强科学决策文化建设
决策要民主，也要科学。民主和科学是现代公共决策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如果说民主是决策的基础，那么科学则是正确决策的保证。科学决策应遵循科学精神，而相信科学、依靠专家则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决策科学化必然要求决策者遵循科学精神，重视决策中思想库专家的参与。思想库是知识精英汇集的群体，思想库参与决策体现了决策民主化，同时也承担起了决策科学化的责任。
政府科学决策必须依靠思想库这类探讨机构进行咨询，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决策发展的潮流和共识。古代决策者仅凭单个智囊人物就可以完成咨询，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政策问题的复杂程度不高所致。虽然智囊人物计谋多端，有“一言兴邦”之能事，但他们是主要凭经验和推理行事，也免不了经常发生失误。连拿破仑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关于富尔顿的蒸汽机船也不屑一顾，以铁比水重这个简单道理而拒绝了这一具有远大前景的发明。如果在当时有一个出色的专家能为他探讨略论蒸汽机船的优势，恐怕他也不至于因为缺乏海上优势而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了。因此，经验决策的屡屡失败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事实：社会活动的决策日趋复杂，个人在决策中的地位和影响相对减弱了，仅仅依靠决策者个人的知识、天赋和才智，依靠从古代沿革下来的智囊制度，要取得成功的决策己经远远不够了。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人类科学认识的飞跃发展，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环境的空前复杂，人们对决策科学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决策科学化的追求形成了时代潮流，决策系统和决策过程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个人决策向群体决策、定性决策向定量决策、单项目标决策向多项综合决策、决策功能由决策者向“外脑”延伸的发展态势。社会的发展趋势向不同层次的决策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具备决策者的基本素质，并且掌握决策的科学和艺术，严格执行决策的科学程序，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倚重决策探讨、决策咨询的理念。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对自己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同上帝之间可以直接通电话。作决策时只须接通电话，直接从上帝那里聆听启示后就可以了”。即便如此，他也要借助于思想库的帮助。所以，决策环境的变化要求公共决策者应该重视科学决策，注重科学决策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2] 张岱年.试谈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J].百科全书，19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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