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调查性报道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如今已经与客观报道一同成为西方新闻报道的主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第四权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调查性报道登陆中国，迅速与中国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成为广受中国媒体青睐的报道形式。本文通过对中西调查性报道的一些重要方面的比较，探究中西调查性报道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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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调查性报道 中西比较 异同
调查性报道发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揭发黑幕运动，并在其后的60年内逐步风行整个西方世界。20世纪80年代，我国媒体开始了解并使用调查性报道。在一定时期内，调查性报道可谓风头强劲，盛极一时。宏观地看待我国调查性报道近况，对于调查性报道的理论性探讨还乏善可陈，这一缺陷致使我国的新闻实践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指导，甚至许多新闻传播学探讨者、媒体从业人员对调查性报道还缺乏清晰的定义概念，对调查性报道的本体以及影响的认识往往处于本土中心化或者全盘西化的两个极端之中。为了认识中国当下调查性报道的处境、特点和不足，本文着重略论中国和西方调查性报道的异同。
一、中西调查性报道概念比较
（一）西方概念中的调查性报道。
西方对调查性报道的探讨已近百年，定义和认识较为系统化。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认识角度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和认识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报道对象为揭露被人为有意隐藏的事件；第二，报道内容具有略论性，细节更为详尽；第三，报道制作者――记者，必须独立调查，新闻文本应保证原创性。通俗地讲，在西方，调查性报道是一种具有英雄主义性质的活动――记者孤身犯险，自主调查挖掘新闻，以详尽的信息和资源揭露政府、财团或犯罪活动等的黑幕。例如，美国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新闻60分》，是以原创的调查略论通过详尽的略论性信息来揭露和挑战社会黑幕的新闻典范。
（二）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在中国。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当下的调查性报道与西方几乎无异，同为揭露丑闻，西语专业论文，如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将调查性报道定义为一种较系统的以揭露为主旨的报道形式。然而，在中国学界和业界却一直存在着另外一种看法。学者孙世恺认为，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从写作角度略论并非以“揭露问题为主旨”，而是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或者热点问题经过调查后写出的具有权威性的报道。虽然这样的根据过于笼统，但确实是按照中国实情以中国传统的新闻理念对调查性报道进行了中国化的解读，对新闻实践中调查性报道的开展更具指导性。
（三）中西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异同。
纵观中西关于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和认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关于调查性报道的理解是遵循着“揭露丑闻”这一核心的，而在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则在一定层次上发生了变构。可以说，中国更多的学者和从业人士认为，调查性报道主要并非仅仅揭露丑闻，而是承担着更多社会教化的重任。
二、中西调查性报道发展历程比较
（一）西方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历程。
西方调查性报道以美国的调查性新闻为开山鼻祖。美国的调查性新闻事业自19世纪20年代至今，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19世纪末，《纽约太阳报》揭露了动产信用企业事件，从而揭开了美国报业轰轰烈烈的揭丑运动。包括1870~1871年《纽约时报》、《纽约导报》、《纽约晚邮报》联合对市府塔曼尼集团的讨伐；1896年《世界报》揭露了标准石油企业、贝尔电话企业的垄断行径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揭丑浪潮，报纸和杂志担当了主角。这一时期虽然有一些成就，西语论文范文，但总体来说并非新闻报道的主流。20世纪60年代“水门事件”标志着杂志、报业、电视新闻纷纷擎起揭丑的大旗，在动荡混乱的美国社会掀起一股强劲的调查浪潮。其中，在“水门事件”后期的报道中，电视新闻异军突起，凭借技术的先进性，使得水门事件的报道成为人们必看的节目，也由此引发了调查性报道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调查性报道逐渐成熟。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子媒介在调查性报道中日益发挥重要的甚至主体性影响。例如2004年震惊世界的“虐囚事件”，则完全是由电子媒介担当的全球性的揭丑新闻报道。
（二）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历程。
《申报》在1882年刊登的中国第一条电讯稿就是披露一位官员渎职的消息，可以称为调查性报道的雏形。在晚清、民国以及建国后至70年代末，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一直由于权力系统的干预阻挠而难以真正形成。直到80年代，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才浮出水面。1980年《工人日报》了“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船的调查报道，以及《人民日报》的《白衣下的污垢》、《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等等，都属于调查性报道。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电视在中国的兴起，电视调查性报道异军突起。比如《逃不掉的罪责》、《难圆绿色梦》、《“粮食满仓”的真相》、《探秘传销大本营》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的同时，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作用了政府的政策方法，为中国媒体做了守望社会的模范影响。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孙志刚事件”成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巅峰。“孙志刚事件”从《南方都市报》的首次披露，到新浪网的转载成为全国关注的新闻，最终引起《中国青年报》、新华网、CCTV、《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成功地将社会中潜藏的毒瘤公之于众。
（三）中西调查性报道发展历程的异同。
西方调查性报道起步早、历程长、发展曲折，中国的调查性报道虽然起步晚，但却呈跨越式的迅速发展。无论是从报道内容上，还是与新媒体的结合方面，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以短短20年的时间几乎完成了西方将近100年的发展。诚然，迅速发展的原因中不乏关于西方的学习参仿，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独特的社会环境的催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往往更加关注社会矛盾，更加关注政治经济体制问题以及更加善于从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出发进行反思。
三、中西调查性报道内容以及社会影响的比较
（一）西方调查性报道主要内容及特点。
西方新闻媒体素来有揭丑的传统。美国媒体的调查性报道矛头常常是直接对准犯罪、社会现象、商业黑幕等。如《纽约时报》的系列节目《危险工厂》、美国非盈利组织“公众诚信中心”（CPI）的系列报道《购买总统》等。除了“愤世嫉俗”和“杀富济贫”外，西方媒体多数情况下都是政府对立者。例如，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媒体关于布什政府的批判；在足球世界杯申请城市确定前夕的关键时刻，英国的媒体曝出英国政府与国际足联的黑幕交易，作用了英国的申请。由此可见，西方的调查性报道，内容多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责难以及对权力系统和财富组织、个人的质疑和警惕。换言之，调查性报道在西方是社会的观察者和黑幕的挖掘呈现者，其影响更多的是将掩藏的黑幕呈现给大众，破坏隐匿于社会表面之下的权力和资本的逆流。
（二）调查性报道的中国定位。
与西方媒体的调查性报道相比，当前中国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迥异的一面。一些著名的调查性报道，不仅仅揭露了令人发指的黑幕，还成功地促使政府进行作为和改变，促进了社会民主的发展。中国媒体通过调查性报道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中国媒体进行调查性报道的目标并非仅仅是为了“揭丑”。2000年，著名的调查性新闻节目《新闻调查》提出了“探求事实真相”的口号，被认为是最能发挥调查类节目优势的一种定位选择，例如《陈丹青的出走》、《举报人李文娟》、《中日经贸关系解析》等。这一类调查性报道是在深入细致地调查一个代表性事件后，引导观众思考表象下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此外，许多事情，特别是官员犯罪案件的调查性报道，都必须在有关部门下最终结论后才能跟进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实则变成了一种劝服性的“教化”。由此可见，中国的调查性报道的内容以及在社会中的影响远较西方的调查性报道复杂。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既是社会的舆论监督执行者，同时也要承担社会思想者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要担负教化的责任。
（三）中西调查性报道的主要内容和社会功能的差异。
中西调查性报道，同源于最早的调查性报道理念，故均具有揭露社会丑恶黑幕的功能。西方媒体作为社会的观察者和黑幕呈现者，而中国的媒体更多的是舆论监督执行者。西方的媒体更多关注的是黑幕、丑行，而中国媒体更多关注的是非揭露性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以及在体制内揭露罪行和黑幕。
四、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借鉴
通过中西调查性报道各方面的对比，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不足。西方调查性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综合来说我认为有三点：
1．规范媒体管理体制，重司法管理轻行政控制，切实保障调查性记者的权益。
2．成立专门的调查性组织，让调查性记者能够形成合力非形单影只。
3．提高调查性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操作技能和真正心怀天下的执业理念。
无论近况如何，无法否认的是，调查性报道登陆中国仅仅30载，已在中国生根发芽。虽然调查性报道与本土文化、文图理念以及本土社会状况存在着异同和冲突，但曲折的融合进程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未来的希望。或许当下的中国媒体还无法像“水门事件”中美国媒体那样，但假以时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民主进程的推进，我们相信，会有一天，中国的调查性报道能够真正成熟，成为中国社会中为民代言、监督权力的重要力量。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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