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16日，上海施高塔路上的弄堂像往日一样清静，并没有被一个男人匆匆的脚步打扰。但就在这个男人熟悉地走进留青小筑28号时，身后的门被重重关上了。两个陌生人逮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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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逮捕的男人叫中西功，是日本军政界都赫赫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满铁”驻上海分社的实际掌权者。而在日军全面占领上海的时候敢于抓捕这样一位颇有地位的日本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东京警视厅的秘密警察。（图1）
东京警视厅的秘密警察以协助调查的名义，请走了中西功。以他的名气、地位，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些秘密警察是不敢这么做的。
作为满铁高层情报人员，东京警视厅秘密警察为什么要逮捕他呢？
随着卢沟桥畔的枪炮声，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侵华战火在中国境内迅速蔓延，时任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调查员中西功感到在大连已不能及时掌握最重要的战争情况，他需要到斗争的最中心去。
《中国秘密战》作者郝在今说，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实际是日本的一个国策企业，先是接管中国东北的中长路铁路，后来又接管了华北的铁路，表面上是一个铁路企业，实际上它赋有日本的一个秘密国策，就是掌管中国的经济命脉。满铁有个调查部，专门负责调查中国各地的地质情况，兵要地质，画的中国地图，收集的中国经济情报特别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间谍机构。
《在中国革命风暴中》一书是中西功的个人回忆录，其中主要记录了他从1929年～1942年间在中国的经历。随着这本回忆录，我们走进中西功在中国的日子。
郝在今说，中西功开始进入满铁，实际是为了回到中国，打入日本的间谍机构。为什么要到上海呢？因为当时上海是中国的情报中心，上海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远东最大的城市，号称冒险家的乐园，圈内又叫间谍天堂，无论中国、日本的大的特务机构都设在上海，在上海外国租界活动。中西功进入上海能够直接进入间谍活动的核心，利于搞情报。
20世纪80年代初，中西功的家人与原来在上海的老朋友再次取得联系，1983年，中西功的夫人中西方子在近半个世纪后再次来到上海。
原上海情报组织情报员景德之子景岳说，他们到上海来，就是看看他们原来住的地方：虹口公园边山阴路的留青小筑。
1938年～1942年，留青小筑28号，现在的山阴路124弄28号，是中西功和妻子中西方子，及他们刚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中西准(準)子在上海的寓所。（图2）
在上海，中西方子除了探访留青小筑，还特别提出看看丈夫当年曾经就读过的东亚同文书院。
成立于1901年的东亚同文书院，是由日本东亚同盟会在中国捐建的一所大学。
上海史志专家许洪新说，它的目的就是培养中国通。中国的文字、语言，中国的历史、地理都是东亚同文书院日本学生最重要的课程，他们还学方言，特别是上海方言，所以东亚同文书院出来的学生，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甚至会讲上海方言，并能写一手很好的中国文字。
20世纪20年代初，东亚同文书院搬到了比邻上海交通大学的广元西路，随着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同文书院也渐渐变成一所培养日本对华监控工作人员的学校，当日军侵占上海后，上海交通大学甚至一度被同文书院占据。
郝在今说，1929年～1932年，中西功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重点培养熟悉中文的日本学生，准备将来当间谍。中共地下组织很早就打入这个学院。1925年，这个学校成立了中共徐汇区秘密党支部，中共在这个学校活动很有基础。
在这么一个各种思想争鸣，各种势力相互渗透的时期，进步的中西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许洪新说，从1924年开始，东亚同文书院不断有学生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员王学文就作用了一些东亚同文书院的进步学生。（图3）
郝在今说，王学文早年留学日本，他的老师是日本著名社会主义学家河上肇，他在日本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东亚同文书院想培养学生学中文，要找懂日文又能教中国文化的中国老师，他们找到王学文。王学文是中共秘密党员，又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上级党组织指示他到这个学校去发展关系，王学文一边给日本学生上课，一边在日本学生中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他们有些加入了共青团，有些加入了共产党，在这批进步学生中间就有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图4）
1931年，中西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1932年被强迫辍学的中西功，在回日本的轮船上遇到尾崎秀实，与尾崎的交往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图5）
1940年12月，满铁调查部的“支那抗战实力调查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三次报告会议，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顾问兼私人秘书的尾崎秀实也特地从东京赶来参加。尾崎秀实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诉中西功，他已被东京警视厅注意了，要他一定小心，尽量不要回日本。
就在尾崎秀实向中西功发出警告不久，日本爆发了“企画院事件，”多名日本“企画院”内官员，因被控同情共产党，企图实现社会主义而被捕。
郝在今说，尾崎秀实把中西功介绍进了满铁，让中西功回到中国，西语毕业论文，和在日本的尾崎秀实互相配合，互通情报。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互相关心着对方的安全，并且约定，万一哪边发现了什么情况，互相通报。
1940年，中西功在满铁建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专门搜集中国重庆、延安方面以及上海租界内上层人物活动的情报。调查班的成员都是由他亲自挑选的，而且全部都是中国人。他的理由是，中国人可以更容易了解中国的情况。
郝在今说，有些日本特务机关虽然深入中国，但只接触国民党上层，对共产党的情况不了解。中西功比较了解共产党，因为中共秘密组织和中西功取得联系以后，中西功要给中共提供日本的情报，另外中共秘密组织也要帮助中西功去应付日本特务机关。
在这段时间里，中西功的《支那抗战力调查》让他成为中国问题专家里的明星，更是东京派驻上海的“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的实际掌权者，“中支派遣军特务部”调请他去撰写了《孙文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军方的很多重要行动也常常请教他的意见。
这时中西功的身份已是满铁派驻上海分社的特别调查员，同时被特聘为“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似乎他在同文书院求学期间曾参与反战学生运动而被捕的事情已被所有人忘记。但是中西功回到上海后很快就找到了老同学西里龙夫。（图6）
1938年，中西功通过在同文书院就读期间和自己一起参加日支斗争同盟的老同学，时任《读卖新闻》上海总社记者的西里龙夫，恢复了与中共的联系。
郝在今说，中西功返回日本，西里龙夫留在中国，中西功一直保持着和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联系。
探讨日本高层的各种决议，西语论文网站，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是中西功的主要工作。有了他的加盟，上海中共情报组织等于在日本人的情报机构里建立了自己的据点。
早期我党上海情报组织成员李云说，重点要他专门搞日本情报，不是一般的情报，中西功把各个战区部队的分布、武器配备、负责人是谁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将详细情报卷成非常细的纸卷装进香烟纸筒，两头堵放上烟丝交给我们。（图7）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940年，中西功提供的情报包括：汪精卫秘密访日；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和“兴亚院”的指示；日本大本营会议和御前会议的机密内容；“梅机关”的设立；日本方面收买丁默邨。甚至日军举行“大扫荡”等重要的军事行动，都能在一个月之前获悉，连师团番号、兵员数量、从何处调来、扫荡路线，坦克、大炮、卡车各有多少，都细致完备。
中西功的住所留青小筑28号离满铁上海办事处不远，很多时候中西功并不去办事处上班，而是在家做探讨。“满铁”上海调查室，专门负责对中国华中、华南及内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调查。他们把调查材料加以探讨，得出结论，用来制定日本对华的各种政策。留青小筑里经常出现一个中国青年人的身影，他是中西功亲自挑选的“特别调查班”组长郑文道，由于要向中西功汇报工作，郑文道经常会出入28号。（图8）
当年中西方子虽然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做一些特殊的工作，知道繁华的大上海背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瞬息变化的时局和丈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她并不清楚中西功身边随时隐藏的危机。而经常出入自己家里的年轻人郑文道在她看来也只是一个斯文，有礼貌的中国人，是丈夫工作上的下属。（图9）
原上海情报组织成员景德之子景岳说，我父亲和郑文道在同济大学附设的一个高等职业专科学校读书，他们是同班同学。因为郑文道也是爱国青年，也想加入共产党，我父亲认为他很不错，就把他介绍到情报组织里。
郑文道这时的化名叫“程和生”，由于是中西功工作上的直接下属，他不但可以光明正大出入留青小筑从中西功手里拿情报，还有更多的机会听到中西功关于时局的略论评价。
景岳说，郑文道为人很正直，他知道中西功的情报很重要，他跟我父亲表露过，万一出什么事情，他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好中西功这条线。
一条隐蔽性、安全性极高的情报线建立了。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以闪电战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作为轴心国之一的日本，等到了绝好的战机。但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日军内部的陆军和海军却出现了南进派、北进派的严重分歧。
军事专家王晓建说，按照南进派的意见，要南下东南亚对英国、美国、荷兰作战。战局到最后演变成太平洋战争；如果按北进派的意见打，从西伯利亚对苏联用兵，向苏联进攻，在德国和苏联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在西伯利亚方向再向莫斯科进军，与德军一起夹攻苏联。这样，苏联军队就会处于腹背受敌的情况。南下派代表人物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永野修生，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北进派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人。南进派和北进派矛盾非常大，最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日军最终是南下还是北上？谁是他们的终极标靶呢？
1940年底，中西功得到日本方面的情报，日本高层决定：如果苏德发生战争，日本将不北上攻取乌拉尔，而是南下夺取英美在西南太平洋上的广大资源丰富地区。但是随着时局发展，日本政府是否会改变计划呢？日军最终的战略决策是当时各参战国关注的焦点。全世界的间谍使出浑身解数，企图得到这个情报。
1941年10月，随着“共产国际谍报案”的侦破，尾崎秀实等潜伏在日本高层的“共产国际谍报团”成员几乎全部入狱，中西功在日本本土的情报来源被破坏。想要获得日军最终动向这个至关重要的情报，只能靠他亲自回东京打探。但是一年前尾崎秀实让他尽量不要回日本的警告，随着尾崎的被捕而显得格外语重心长。
郝在今说，秘密情报组织活动有自己的活动规律，特别是中共情报组织联络规定非常严格，都是单线联系，万一其中某一层次被敌人发现，可以立刻切断联系，防止被敌人一网打尽。
可是这批日本同志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大学同学，又都是好朋友，不像中共情报组织那么严格，有时他们几个发生横向联系，互相聊天。一旦一个人被发现，容易导致一批人被发现。
在这个关乎二战全局形势的关键时刻，苏联斯大林要求延安方面出兵东北，钳制关东军，如果日本选择此时北上对苏开战，苏维埃政权将无法抵挡来自德、日的双面夹击，但延安方面如果出兵，将无疑是第二次长征。
王晓建说，斯大林曾向毛泽东发电报，希望中国共产党向东北进军。延安王家坪军委作战部也做了这方面的准备，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百团大战中损失比较大，力量太悬殊，再向东北进军力量不够。
在没有得到准确情报之前，延安高层也无法做出是否北上支援苏联的判断。日军最终的动向，关于各方面而言，都是一个事关生死的谜底。
1941年11月，东京大本营与内阁的联席会议在对外完全封闭状态下已召开6天，军报道部的记者们正为无法采访到最新的消息一筹莫展。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刻，没有人注意到一位陌生客人的到访。这位男人自称是记者佐藤癸二的朋友，刚从中国回来。不巧的是佐藤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刚刚离开日本。整个上午，那个男人都在报道部里无所事事地等待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佐藤。
这个在军部里走走看看的男人正是中西功，为了得到日本最终会南进还是北上的消息，他冒险回到日本，来到了最危险的军部大本营。日军总参谋部 和大本营已经严密封锁了消息，相比之下，军报道部则成为最有可能得到情报的渠道。尽管中西功没有遇到自己的朋友，但是那天上午，他从消息灵通而又口风不严的记者们那里仍然得到了至关重要的线索：日军驻中国南方的部队已开始向台湾集结，他的记者朋友佐藤正是赶往那里与军队会合。
日本的随军记者，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南洋，有的准备去海军采访。他们跟中西功说，现在日美谈判规定了最后期限，可能谈不成，要作战，陆军准备下南洋。这样，中西功通过聊天走访得到了重要的战略动向。
1941年早些时候，中共上海情报站情报员景德，受中西功委派到北平，和他接头的是时任满铁北平探讨所经济组组长尾崎庄太郎。（图10、11）
景岳说，听我父亲说，中西功不知道为什么事到北京，约我父亲见了一次面。
一路北上经北平、大连回到日本的中西功，此时回忆起返日途径大连时看到的关东军演习景象就显得格外可疑了。
王晓建说，关东军特别演习筹备的时间很长，北进派很早以前就筹备了。原来的目的是向苏联用兵。但后来，决定要南进，放弃了北进的作战计划。但还是搞了一次演习。一共85万人参加，规模非常大。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在演习中，没有北进的物资准备，反而都是南下的准备，所以暴露了他们真实的作战意图。
中西功知道，延安方面希望上海情报组织把日军即将南进，发动战争的行动日期核实准确，及早报告。
11月20日，在日本皇宫内召开了政府与重臣们的恳谈会。经首相诚恳解释，全体重臣对政府的开战决心表示谅解。这天，中西功离开了东京。
回到上海的中西功，趁着深夜来到“满铁”资料探讨室。匆匆翻阅近期内新到的各种机密资料。1941 年11 月6 日的《编内参考》上，“对美国谈判要领”内刊载着“谈判以11月30 日为限，不再拖延.。”
郝在今说，情报分战略情报和战术情报。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时，毛泽东规定，中央情报部的任务就是军政战略情报，毛泽东甚至说，以后哪个据点有几个日军有几挺机枪你不要报到延安来，我只要战略情报。战略情报是供高级领导人做战略决策使用的，是反映敌军战略动向的情报。能拿到这种情报的间谍是高级间谍，中西功就是这样的情报员。
中西功综合自己从东京探听到的消息和“满铁”众多内部参考，略论了日本海军航行所需时间等诸多因素，推断日本若对美国攻击，最晚不会拖过12月7日。
1941年12月7日早晨7点35分，日本偷袭珍珠港，东条内阁所说的“大东亚圣战”全面爆发。
12月8日，罗斯福在国会了6分半钟的演讲，宣布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由此开始逆转。
随着东京警视厅对“共产国际谍报团”调查的深入，特高课的探员们发现，在这个共产国际组织里有苏联、日本、美国、波兰、朝鲜、南斯拉夫、德国、法国、英国等各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在侵华战争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人不可能不对日本的情报进行刺探，但是他们隐藏在哪里呢？是不是还有一个像“共产国际谍报团”一样的组织存在，它的成员里面，有没有中国人呢？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就在战争局势初步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中西功在上海的家里收到一封来自东京的加急信件。信里只有3个字“向西走”，署名“白川次郎”。
郝在今说，白川次郎是笔名，中西功和尾崎秀实都使用过，他们在日本期间写学术论文、翻译外国小说时用过白川次郎，所以尾崎秀实和中西功一看就知道，是对方使用的。
郑文道迅速把这个神秘的警告汇报给上级，而中西功则把自己关进书房，仔细思索对于这封来信的各种可能。“向西走”是一份善意的警告提示，或者是日本东京方面对自己的试探？
中西功终于拨通了电话，但是他在日本的朋友们仿佛都消失了，几个电话不是无人接听，就是声音不对，有的朋友甚至表示不认识中西功。
郝在今说，中西功收到这个警告后，他知道这应该是尾崎秀实给自己发出的警报，或是知道他和尾崎秀实关系的人发给他的警报，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尾崎秀实已经被捕。按照一般规律，接到警报应该立即撤退，但中西功不甘心撤退。为什么呢？他在日本特务机关经营了一个庞大的组织，一旦撤退就前功尽弃，再也拿不到情报了。他宁愿坚持到最后拿到更多的情报再撤。他想给日本打电话落实一下。
时间很快进入到1942年，中西功等人组成的上海情报科及时掌握了日军的行动目标，情报源源不断送出。
1942年4月的一天，郑文道神色紧张地来到留青小筑28号，他向中西功汇报，“特别调查班”办公室突然闯入一队日本宪兵，要求他们马上收拾东西离开，说是要征用他们的办公室。
中西功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一手建立起来的“特别调查班”是不是暴露了？种种线索都在显示：中西功可能已经暴露了。
在家中被捕的中西功并不知道，在他被捕后第二天的6月17日，日本《读卖新闻》著名记者西里龙夫在南京被捕。7 月7 日，北平的尾崎庄太郎被捕。 6、7月间上海情报组织的20余人先后被捕。
担任他与上海情报组织联络工作的郑文道7月29日被捕后，跳车自杀。
在对中西功的审查中，日本特高课人员评价中西功等日本同志提供的情报，对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影响，远远超过了佐尔格案。
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组成的庞大谍报网络，震惊日本朝野。东条英机亲自签署了对中西功等人的逮捕令，被押解回日本的中西功在巢鸭监狱得到的唯一消息是自己的死刑判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还没有来得及被行刑的中西功，被盟军释放。出狱后，他仍然从事进步工作。1973年，中西功因病逝世，终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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