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用”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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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时期恢复高考后入大学并留校的学子，叶舒宪是幸运的。外语好和留学海外的优势使他接触西方学术原著，能够得风气之先。在一篇访谈中，叶舒宪回忆说，读大学中文系时，就感到中国人关起门来做学问的历史太久了，由此造成很多人对外来学术一向持怀疑态度。但是回顾五四以来有成就的学者，几乎没有一个不曾与外来学术相接触。可见，他在进入学术探讨前，已经对学术传统的去向有了一定认识，在后来演变为自觉的学术追求。叶舒宪的比较文学探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自觉主动地置身于中国学术传统的发展过程中，努力充当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实践者。
1983年，中文专业毕业留校任教的叶舒宪读到弗雷泽的《旧约民俗学》英文本，立即被这位人类学家的宏阔视野吸引。这可以看作触发他对人类学发生浓厚兴趣的一个契机。到 2003年他的《文学与人类学》一书问世，可以说，是他在人类学与文学之间的跨学科探讨探究20年历程的见证。
1987年，他编的《神话――原型批评》译文集出版，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这一西方重要文学批评流派的窗口，后来被广泛称引，在学界产生了很大作用。1988年，他主编的《二十世纪国外文艺学译丛》第二个译文集《结构主义神话学》问世，其中首次系统译介了列维―斯特劳斯、利奇、普洛普等代表人物的力作。此后，在人们的眼里，“叶舒宪”这个名字与神话――原型批评就联系在一起了。然而，叶舒宪自一开始就不是简单地译介国外的新理论措施，而是在引介、吸收的基础上注重“为我所用”。自1987年开始，他就尝试把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和阐释措施运用到中国的素材上去。
在叶舒宪前期著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自发比较到自觉体认、从眼光向外(异文化)到眼光向内(本土文化)的一些渐进过程。这些探讨体现的是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自觉的跨文化对话所具有的学问与实践的双重特性，其最根本的任务就在于沟通中西学术，以创造性地实现跨文化的文学意义形式的转化。 1988年出版的《符号・语言与艺术》(合著)，是他借助皮亚杰的发生学理论、人类学的神话探讨以及国外符号学、语言学理论对艺术起源和艺术思维问题的重新探究，但主要仍是一种理论思考。到了1991年出版的《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一书，他已经将探讨的目光瞄准了中国本土的神话材料。叶舒宪试图将原型批评与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措施在广阔的文化人类学背景下加以综合，从而扬弃它们各自的片面与缺陷，尝试建立一种原型结构略论的措施论。该书显示出应用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神话学措施探讨中国上古神话时所具有的措施论意义，其探讨本身也是对阐发式探讨的一种超越。后来，日本学者森雅子在《后羿叙事诗的复原》“附记”写到，桐本东太氏告诉她叶舒宪1988年论文的观点，对照之下，她复原后羿叙事诗的七点理由在叶文列举的九大对应母题中皆可看到。这种学术上的不谋而合应验了英雄所见略同的古话。
“三重证据法”：从实践到理论
不难看出，叶舒宪的比较文学探讨不仅有着跨文化的视野，而且始终是在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学术立场上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他有清醒的措施论意识和选择，同时他的比较探讨也不仅仅是为了探讨而探讨，而是担当着重要的学术使命。在《中国神话哲学》一书的“导言”中，叶舒宪首次明确提出借助人类学视野和演绎功能改造传统考据学措施的问题。为此，他有意识地打破了神话学与哲学、语言学与思维科学(认知科学)以及“国学”与“西学”之间的界限，通过比较文化的探讨将本来就不分家的文、史、哲三大领域沟通起来。具体的措施是使传统的微观考证服务于宏观的理论建构，反过来，又用思维科学(神话思维的规律)的普遍模式洞见文字的微观探讨，使一些令传统考据学聚讼纷纭的古文字难题得以冰释，这无异于为传统的“小学”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同闻一多等前辈学者的整体探讨相比，叶舒宪在此书中所做的跨文化与跨学科探讨更多地具有了现代的和自觉的特点。该书大概是作者专著中被评价最高的一部，它能获得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探讨优秀成果奖，并且出版韩文翻译本，西语论文范文，并非偶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萦绕在他心头的课题就是，如何把以考据学为核心的国学措施引向足以同国际学术相对话的层次。他在回顾学术传统时曾经反思到，中国传统学问暨国学博大精深，清儒的考据和解经之学更是让后人望尘莫及。但是，就其视野和措施而言，闭关自守两千年的国学已难以为继，需要全面加以调整和改造。如何改造呢，叶舒宪从学术发展的历程中获得了启示：正当传统考据学从乾嘉辉煌的顶峰日渐走入晚清的困境时，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为古史探讨提供了新的材料。王国维适时地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六经、先秦诸子、《史记》等”纸上材料”和甲骨文金文这一“地下材料”)，在学界引起广泛响应，也给延续千年的考据学措施带来了生机。那种固守一隅、自我封闭式的治学思路被拓宽了。后来郭沫若还在《甲骨文字探讨》一书中尝试用恩格斯的人类学思想考察古史传说和祖妣概念的发生，西语论文，闻一多用考据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措施考察高唐神女传说，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以人类学的第三重证据来实现学术探讨的变革。
叶舒宪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就在于他首次将“三重证据法”提高到措施论的高度，对之做理论阐述，为之大声疾呼，并且在自己的探讨中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他相继了《世界眼光与中国学问》、《人类学视野与考据学措施更新》和《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更新》、《三重证据法与人类学――读萧兵》等文，正式提出“三重证据法”这一新的措施论准则，即在“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二重证据的基础上再增加跨文化的人类学材料这个“第三重证据”。这当然有相当的难度，并且肯定会引发争议，因为“援西”能否“证中”，外来文化的材料能不能有效地用来阐释中国的材料和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与否的问题，也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它需要用学术实践来验证，以探讨事实来回答。这些都必须诉诸探讨实际才能看得出来。叶舒宪很清楚：“三重证据法”能否成立，要通过一系列探讨个案来检验，需要在国学基础和世界眼光(西学措施)两方面同时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叶舒宪去国外访学或讲学，在图书馆泡的时间最多，每次都带回大批人类学、神话学方面的外文资料，力求新而全。另一方面，关于国学，包括甲骨文金文，他也肯下苦力，广泛涉猎。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执著的探究精神沿着自己认定的方向不断开拓，踏出了一片打通中西的学术天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他和萧兵主编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正是通过对传统典籍的剖析，来体现和贯彻融通中西学术的构想，试图使以微观考释见长的传统阐释学向“文化解读”的方向转化，将传统考据措施改造为具有当代特性的跨文化阐释措施。用人文科学的理解弥补考据学那种自然科学式的解释法的不足。在《老子的文化解读》中，叶舒宪首先避开了学术界一贯采用的从哲学到哲学的“便道”，而是以当代人类学的视野和材料作为参照，对《老子》一书中的神话思维、永恒回归母题、祭祀王和大母神崇拜等做了追本溯源式的哲学通解。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充分显示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理论锋芒，同时也为整个探讨确定了基调和主攻方向，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他将这部古老的诗歌总集看作诗歌发生初期瞬间凝固的一个标本和活化石，并且站在文化源头上稽考中西文化特质的差异，梳理“诗言志”的原始真相，破译“风”、“颂”等远古性密码。作者还统计略论了《诗经》中“寺人作诗”的内证和世界性“净身祭司制”的外证材料，提出了容易引发争议的“诗言志”说。这一探讨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否都那么“正确”或恰到好处，而在于它对传统考据学的改头换面和全面刷新，使它从一种纯“客观”的探讨转变为颇富人文色彩的现代阐释学。在西学化入国学并使之更新的同时，国学也就超出了原来的地理范围而融入世界学术总体之中。
叶舒宪对“三重证据法”的学术自觉和理论总结，言前人欲说而未说，他在自己的一系列著述中对这一措施的成功实践也是做他人想做而未做的，在这一方面，他功不可没，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文学人类学的境界追求
叶舒宪立足本土，踏踏实实地从事对传统学术与文学的还原、破译和转换的工作，与此同时，也在积极倡导和实践文学人类学探讨。他一贯主张我们的学术之根是中国的，西方措施和视野只有同本土学术结合才能显出攻玉之效。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译介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时就指出，弗莱的理论只是“半人类学”，因为他没有把中国和东方文学纳入比较的视野。而欧美比较文学探讨也大多局限在同一个文化体系。基于这种认识。叶舒宪所倡导的文学人类学，就是要把中国文学与文化放在世界格局中来观察和思考，从而真正体现出中国比较文学探讨放眼全球的跨文化视野。之所以需要把我们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来思考和探讨，原因很简单，即我们在单一文化语境中对自己的熟知往往并非真知，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代人类学的认识论反思甚至把对异文化的深入理解当作理解本土文化的延伸或必要的前提条件。实际上，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就是为了在陌生的东西中显示熟知的东西，同时又在熟知的东西中显示陌生的东西，人类学的田野(文本的和实地的)正是为了暂时使探讨者置身陌生环境之中，然后当他们返回本土文化或者返观自身时就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观察视角。叶舒宪倡导和实践的文学人类学正是为了收取这样的独特效果。
叶舒宪在他的一系列专题探讨中注意做到：在援用人类学普遍准则和模式解析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时，突出阐发本民族最富特色的一面(尽管如他本人所说：“不能说都准确无误。”)，而且变单项的移植和嫁接为双向的汇通与相互阐发。他的专著《庄子的文化解析》以“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为副题，更是集中体现了他在中西学术之间寻求交响和共鸣的学术旨趣。除了继续用文化人类学视野和比较神话学措施解析《庄子》及道家思想的文化渊源，破译其中的神秘数字、原型象征和怪异母题，作者在跨地域(中西之间)对话之外又增加了跨时间(古今之间)对话这一新的纬度，智者庄子的“博智之学”给他以挑战，同时也给他的思想实验提供了一次绝好机会，“我读庄子”与“庄子读我”之间和中西思想与古今思想之间有了复调和众声喧哗的回应关系，中国道家典籍中蕴涵的智慧与洞见在中外古今的视野融合中获得新的开掘。叶舒宪在《庄子的文化解析》一书中做出的崭新探究，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援西证中的局限，将文学人类学的探讨推向了古今对读和中西互识的新境界。
1997年，由叶舒宪作为发起人之一的“中国文学人类学会”成立，随后，由他主编的《文学人类学论丛》相继问世，文学人类学探讨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同道，并且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极具活力和潜力的探讨流派，体现了人文探讨的跨文化、跨学科和跨时空这三大特征。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真义就在乎冲决一切人为的、曾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界限，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重新认识自己，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起点，创造新的未来，那么，一贯主张“探讨问题，淡化学科”的叶舒宪已经先行一步，为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探讨的拓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维度。
1999年，叶舒宪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引进的人才，从海南大学到北京，当年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执教；2001年应英国学术院邀请到牛津、剑桥、爱丁堡木学等世界一流学府交流讲学；2003年应荷兰皇家学院邀请到莱顿大学客座探讨。这些海外学术经历使他最近的文化寻根探讨更加显示出开阔的视野和理论反思能力。2004年出版的《人类学关键词》 (合著)和《千面女神》两部书，正可以表明他的学术思考的前瞻性与深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