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当中所蕴含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态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对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具有根本性制约影响。中西方社会资本形式有很大不同。论文对中西方文明不同的价值偏好、社会总体结构状况、个体的自我定位、幸福观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对中西方的社会资本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对其类型进行了重新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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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文明特征 信任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178-04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在关注的一种理论。美国华裔社会学者林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为者在行动中能够获得和使用的、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根植于“一个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和认可的持续的网络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团体的成员关系之中”；①罗伯特· 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②所以，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由于社会网络中的信任、规范使其成员可以获取的资源。请注意，“这里的社会网络不一定非要采取正式的组织形式，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人们愿意信任其他人，包括陌生人，这个社会里的人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个无形的、巨大的社会网络；人们可以利用由这种互信产生的资源。”③
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问题的探讨，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对中西方的社会资本进行比较。学者们一般认为，首先，从信任模式上讲，西方社会是普遍主义信任，而中国是特殊主义信任。在中国社会里，血缘关系的有无、远近对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作用很大，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差序格局”。
其次，就蕴含和培育信任的社会网络来讲，西方社会的网络结构以水平型为主，是平等的成员基于共同需要自愿联合而成，具有类型多种多样、是建构的而非继承的、成员身份平等、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决策、成员自觉履行责任、网络功能比较具体等特征。而在中国，最为根深蒂固、渗透性最强的网络是家族型、关系型网络，具有类型的单一性、内部结构的非平等性、成员身份的依附性和先赋性、较强的内聚性、边界的封闭性、功能的全能性等特征，难以培养起人们超越家族、熟人层面的普遍互信态度。
就社会资本的另一要素--规范来说，在西方水平型社会网络当中，规范是明确的，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是为特定目的制定的，可以修改和变化。其基本内容是互助、合作、互惠，西语论文范文，具有对所有成员的普遍约束力。而在家族及其衍生形态的网络当中，协调人们行为的规范是一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复杂“人情”。它不是建构的，而是继承的，具有模糊性、灵活性、适应性、伸缩性、变通性。
以上对于中西方社会资本的比较，从微观层面描述了中西方信任方式、交往规则、网络结构的不同，有一定依据和说服力。但是，根据上述论断，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基本是“以邻为壑”的关系、没有多少信任可言，那么，中华文明作为最好地保持了自己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文明形态，其超越家族--熟人层面的集体行动是如何达成的？它超强的内聚力、生命力又来自何处？ 完全依靠王朝政府的整合显然不能说明这一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某种共同认可的“集体意志”，王朝政府的整合成本将非常高昂。
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和生命力之所在，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与人为善、爱好和平、包容大度、顾全大局、知恩图报、自我牺牲、重义轻利等一系列美德和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民族认同感。毫无疑问，这些美德也是我们民族的社会资本。帕特南认为，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都是“道德资源”，[意]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最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华民族当然应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
此外，目前学术界所进行的社会资本比较探讨，都是在“隔离”了不同文明形态的总体特征后就社会网络、人际信任态度、交往规范等微观层面进行的，而实际上这些微观层面的结构、态度不可能不受到其所处文明的宏观总体特征的作用。而如果对社会资本的比较探讨不只局限在微观层面，而是扩展到东西方文明的价值旨趣、社会总体结合方式、对个人自我的定位、幸福观等方面，就会发现还存在更多区别。
第一，从中西文化的价值旨趣看，儒家文明偏好的价值是“善”，西方文明追求的最大价值是“真。”儒家是“以善统真”，西方文明是“以真统善”。在以“善”为最大价值的情况下，儒家相信人性本善，主张人人都应该也能够发挥其善性，通过外在教化和内在反省，做到明礼诚信、仁爱忠恕。在其作用下，中国普通老百姓大多宁愿持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态度，相信良心的自我规约影响，愿意奉行和平主义。这无疑有助于增强信任、促进合作，至少为信任、合作提供了较好的氛围。
而西方文化在追求“真”的情况下，常常对人性持怀疑批判的态度，将人视为需要防范、克服的对象。由于对人性的怀疑态度，必然使世间由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都具有潜在的恶性、不足以成为可以从根本上信赖的力量，最后只剩下孤单的个人权利--事物是否可信完全交由个人判断。从这种意义上讲，西方的民主、法治乃是建立在怀疑、防范而非信任的基础上。而由于怀疑所产生的宗教战争、阶级阶层种族偏见、党派纷争又在多大程度上抬高而不是降低了交易费用、制造而不是消解了集体困境呢？就在本文写作的时候，新闻报道美国众议员吉弗兹遭枪击案，死亡6人。据专家略论，尽管美国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于枪击，但禁止枪支的法案在美国一直难以通过，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人性恶、必须依靠持有枪支进行自我防范、保护自身安全。
第二，从中西方社会的结合方式看，中国是整体主义社会，西方是联合主义社会。所谓整体主义，指以整体为部分及个体之价值源泉，部分或个体没有自身独立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虽然家族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但面对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任何家族，甚至包括皇族，都没有独立的意义，皇族成员面对皇帝同样是臣民。这也是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的根据之一。参考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7年，第13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只能称之为整体主义的社会，而不能称之为家族主义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在秦之后也有封建，即依靠家族进行统治，但大多数时期内都是皇帝及其官僚的统治而不是皇族、宗族的统治。家族统治恰恰是西方封建社会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不形成对国家、民族的较高认同感和向心力、内聚性，以及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善恶标准。强烈的落叶归根意识、爱国主义情操和虽然简单、但却一致的善恶和是非标准就是证明，而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特殊主义信任的不足。也因此，近代以来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常常面临的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表现得就不是特别严重。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危机不是认同危机，而是由于中央政府效能下降而产生的整合危机。 ，西语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