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西文化的异同导致思维方式的异同,这在中西作家的文学著作中也得到了体现。本文从本文从地域、文学风格、语言、精神内质等方面说明了中西方作家思维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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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方作家思维异同作用因素
人类的思维是在生产实践活动影响下人脑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机能,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思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观察和反映客观世界,也对客观世界进行略论和综合。某个民族将长期以来对现实的认识凝聚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方式,就形成了这一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卡尔・普利布兰姆在《思维方式之矛盾》中所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睦的关系之所以受到阻碍,不仅是由于语言的复杂多样,更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异同,就是说,是由人们确定知识来源和进行有条理思维措施上的异同造成的。”由于种种历史、地理、人文因素的冲击和沉积,中国和西方的思维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点。既然语言体现思维方式已为人们所共识,那么学习一门语言若不知其思维特点显然就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在学习英语时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有利于中国学习者实现对英语从感性到理性质的飞跃,排除中式思维负迁移的作用,培养起英语思维能力,以英语的思维方式学习英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笔者从地域、文学风格、语言、精神内质等方面说明中西方作家思维的异同。
一、地域的作用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感受到当地的地域文化气息,他们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因素,表现出地域性。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和批评家史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就指出存在地域风格的差别和地域文化对地域风格的作用。中西方思维方式异同形成的原因,一是因为中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不一样,长期的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造成了我国文化的民族心理。这种心理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强调一种乡土情谊、一种乡邻情谊。中国是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人们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受“天人合一”哲学观的作用,中国人不认为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不以自然为客体。同时,广袤的陆地形成了中国人博大的胸怀,表现为惊人的忍让与超然。“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不屑于打仗,那就是中国”(罗素)。然而,居住在大陆封闭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探讨自然客体、探究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居住在沿海地带开放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偏向于重视空间,同时也注重现在和未来。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濒临河海的民族“精神勇猛”,有“活气”,敢“进取”。外向型思维导致了他们求新、求变、好动的性格。所以中国产生了像《红楼梦》这样的以家园庭院为模式的小说,而西方则会产生以航海、旅行、流浪为模式的小说。如流浪汉小说鼻祖西班牙无名氏的《小赖子》、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所带来的文学现象更是蔚为大观。沈从文用他的山石河水在湘西那片神圣的土地中,建构他的希腊化的神庙,供奉他最完美的人性,成就了他的《边城》、《湘西》。而艾芜、沙汀这一文坛上的双子星座,则又垂青于西南边疆的风土人情。他们的《南行记》、《困兽记》、《淘金记》更是别有一番风情。“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一批作家面临家园被侵、国破山河的境遇时,纷纷用笔来抒怀。《生死场》、《呼兰河传》、《八月的乡村》便一运而出炉了。而西方和汤显祖同时的莎士比亚绝不会关注才子佳人小说,而是会新开拓出一种新型的浪漫抒情喜剧来表现他的人文主义理想。这也是因为英国当时处于君主专政的上升时期,国内和平人民安居乐业。而汤显祖所处于的明代社会早已走入封建社会的末期。试想他们又怎会一样?普鲁斯特的一生从未走出自己的小镇,他的自传《追忆似水年华》就是追怀自己的一生。而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则通过贾宝玉这一新时代新人为代表折射那个末代社会的必然衰退和新时代新思想的到来。总而言之,正是由于地域不同导致了思维方式文化习惯不同,从而出现了不同的文学著作。
二、文学风格的作用
文学风格是文学活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学现象。文学风格主要指作家和著作的风格,既是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稳定的标志,又是其语言和文体成熟的表现。通常被誉为作家的徽记或指纹,文学风格既涉及作家的言语形式,又与地域文化有关系。作家生活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其风格必然渗入民族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
文学风格不同既指不同流派作家又包括同一流派作家,如冰心注重自然儿童和母爱探讨,张爱玲则对十里洋场中的饮食男女颇多关注;徐志摩、闻一多虽同属新月派,但个人理论主张也不尽完全相同;明清通俗小说流行,但三言二拍却反映了新的时代思潮。在中国这样一个本土文化地域中都有这样很大的差别,那上升到中西方之间的比较呢?莎士比亚和汤显祖虽同处同一时代,但风格却大相径庭。一部《西厢记》感天动地,但我们感到最多的依然是关于社会黑暗的揭露,而莎翁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欢快、自由、解放。这不能不说是中西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著名红学探讨者白盾在他的作品中提出了“历史的磨道”,他认为中国自尧、舜、禹到夏、商、周以至绵延几千年的明清社会,都是在周而复始,犹如磨道。一切的思维模式早已成为定式。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也就是传统的士大夫,总是在走着一条老路:得志者则粉饰太平,不遇者就怨天尤人。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抒发他们的“仕与隐”,而西方由于思想文化更自由、更民主,或者说文学与政治不是那么畸形的依附关系,他们的创作就更本色一些,或者说更深刻一些。鲁迅之所以伟大,在于他刻画了我们国人的灵魂,他笔下的都是老中国的儿女。阿Q的社会学历史学价值就在于在曾经、现在和遥远的未来,我们的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存有阿Q的心理,他的精神胜利法将永远不会被时代所抛弃。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则走向了世界。虽然他是一个被讽刺的人物形象,但读者感到更多的是同情、怜悯和敬佩。他敢于把风车当巨人,把羊群当军队,把妓女当贵妇人,并执着地和他们战斗来实现自己的骑士价值观。试想这在中国可能吗?狂人为何称为狂人?因为他不同于身边那些昏睡的人们,他“清醒”了,他想冲破这铁屋的牢笼,但现实中伸出那么多手把他拉回去继续昏睡……中国在唐代也出现了《三侠五义》等忠义小说,在忠君信义等信条方面与西方骑士小说有一致性。但从深层比较,外国的忠义远远比不上中国的忠义,引申到中西文化传统中的核心问题: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中国的君子做出行动前首先考虑国、家,然后才是自己,以集体为重,而西方则首先考虑到自己,追求自我解放。在东方如果哪一个人对父母、朋友、君王不忠不义则必会遭受唾弃,但在西方呢?骑士阶层以和贵妇人有染为荣,动不动就为女人而决斗,这在中国是万万不可的。
三、语言形式的作用
因为地域、文化传统不同,风格势必不同,反映在表面的文学本体上则表现为语言形式的不同。正因为语言不同,情节才不同。传统中国文化总是强调以情动人,追求情节曲折。像路遥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孙少平、孙少安的命运总是牵动着读者的心。而关于西方小说许多人不感兴趣,就是因为思维习惯不同而导致侧重点不同,他们更多地是侧重环境、心理描写。莎士比亚的《奥塞罗》就是一部心理学史,伊阿古的惊恐不安、困惑跃然纸上。这样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在中国著作中是很少见的。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的环境描写,这也就说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有人曾论述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原因,有经济原因也有哲学原因。西方人更注重人自身的价值,弘扬自我。他们关注的多是人自身的感受,所以多写人的内心世界。而中国人总是强调集体意识,强调人处于社会这个网中如何生存。茅盾的《子夜》就塑造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形象――中国20世纪机械工业文明进程中的骑士、王子、英雄的吴荪甫。关于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茅盾则是把他放在多重社会关系中而展开。语言的不同还可以通过一个侧面表现出来,在外语教学中常常可以看到对一些经典文学的翻译。如《水浒传》就翻译为“The Story Happened by the River”或“The Story of 105 Men and 3 Women”;《三国演义》翻译为“Romanticism of Three Countries”;《红楼梦》里的《好了歌》被翻译为“Won-Done Song”;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该是催开百花的使者,所以才有百花残而怨东风之感慨。有英译为:
Hard it was to see each other――
harder still to part!
The east wind has no force,
the hundred flowers wither.(INNES HERDAN)
It’s difficult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part;
The east wind is too weak to revive flowers dead.
这种译法在西方人眼中无疑失去了那种淡淡幽怨之韵。因为缘于英国的地理位置,东风在英国人的眼中是凛冽的刺骨寒风,而西风才温煦、和暖。这样的直译扭曲了中文的文化意境。
再看中国译者翻译的西方著作,英国诗人John Mansfield有一首Ode to the West Wind:
It’s a warm wind,the west wind,full of birds’ cries;
I never hear the west wind but tears are in my eyes,
For it comes from the west lands,the old brown hill,
And April’s in the west wind,and daffodils.
(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
我每一次听到了西风,就不禁泪水哟盈眶。
因为它来自那西土,那苍老而暗黄的山峦,
西风吹来了四月,也吹来了水仙。――余光中译)
由此看出,中国人更正统,西方人更浪漫;中国人更含蓄,西方人更直接。
四、精神内质的作用
地域、文学著作风格的异同,从外在表层的语言形式可窥见一斑,而从更深层次及精神内质方面更可知晓中西文化思维的不同。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围城》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是通过一个流浪汉的喜剧旅程来表现作者的人生理想。作为第一部“学人小说”,《围城》从《神曲》、《堂吉诃德》及英国讽刺家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的历史》等著作中汲取了养分。著名学者夏志涛认为,“《围城》称的上是流浪汉的喜剧旅程录”。也就是说《围城》具有18世纪流浪汉小说的风险味道。从而使钱钟书成为被神话的大师,也让他的《围城》深入人心。也许人生真的犹如围城一样“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出的出口,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卡夫卡这一现代派小说的鼻祖,他的《城堡》与《围城》,有异曲同工之效,小说表现的就是人在荒诞世界中的生存状态。主人工K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老百姓特别是小人物的象征,也是现代人的命运的象征同时也是卡夫卡的精神写照,“城堡”有多层寓意:它是权力的象征,是国家统治机构的缩影,是神秘的异己力量的象征。卡夫卡表现了他“现代人的困惑”,而中国的《围城》也许较之西方的迷惘浅显得多。他们所反映的侧重点也不同,中国人总是在围城之城中挣扎、徘徊。但起码此城还能让其触摸、感受,而西方人已经迷惘到此城为何物也不知道了,为了一个虚无的东西而苦苦挣扎、徘徊。西方文化也许在一开始没有我们的文化繁荣,然而到了20世纪,众多流派异彩纷呈,早已赶上并超越了我们。当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创作时,我们也迎来了文学上的大发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争相径庭;当郁达夫在他的自叙传小说中陷入苦闷彷徨时,西方知识分子也找不到出路。荒原意识就是危机意识、超越意识、拯救意识;荒原之死就是再生之死、涅磐之死。“我要死吗?不,我要生”,这或许才是《荒原》的题旨。哈姆雷特的经典对白“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也许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因为中西文化习惯、信仰、思维不同,对上升到哲学本源的自我认识也就不同。
五、结语
思维方式作为人们建构世界的观念模式,归根到底源于社会生产方式,依赖于社会物质基础,一旦形成比较稳定的思维形态,它就变得相对独立,并形成一种思维的惯性、思维的定势作用社会物质生活,对社会物质生活产生强烈的反影响,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导向影响。而民族思维方式作为衡量一个民族、判断一个文化体系自身创造力、成熟度及偏向的重要尺度,是社会理性活动的思维样式、思维结构,是社会智能的整体凝聚,是民族精神素质和科学素质的表现,它折射出的是民族心理最底层的意识和民族文化基质。上述各种因素导致中西方作家思维方式不同,也有助于读者在阅读中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而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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